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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毛主席故居
在韶山毛主席故居里，陈列着毛主席的一本本账本。
这些账本上的账目，是毛主席在世最后近10年间的，是由毛主席的最后一任“管家”吴连登记载的，毛主席的账本为“一号账”。
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级别都定为一级，大约600元。
到了60年代初，国家进入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期，粮食和副食都紧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毛主席决心与人民同舟共济，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工资连降两级，成了三级，而三级的工资明显减少，是每月404.8元。
这个数字，直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再没有变过。
而毛主席的衣食住行等各项开支，都要从自己的工资里支出，就连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毛主席都坚持要自己付茶钱，因此，毛主席的工资常常是入不敷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月光族”。
各项基本开支就花去毛主席工资的四分之三
吴连登是掌管毛主席工资的“小管家”。
这之前，吴连登只是江苏盐城一家招待所的服务员。但是，他爱岗敬业，能把这不起眼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许多来江苏盐城视察的上级领导，都体验过他细致入微的服务，都对他赞不绝口，也常常将他的工作经验对外宣传，久而久之，吴连登的名气不胫而走。
1964年，吴连登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让他收拾东西进京。没有告知他具体任务，也不允许他打问，而且还要求他保密。他心里装着一肚子疑问进了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从此，就成了毛主席身边的“管家”。
毛主席和吴连登
毛主席的工资都由吴连登掌管，每一笔开销，也都由他记下来。每月快到开工资的日子，吴连登就数着日子盼着，因为所剩无几，眼看就难以支撑了。
终于领到毛主席的工资了，吴连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郑重其事地数出10元钱，把毛主席每月的党费上交了。
毛主席知道吴连登办事很细心，井井有条，可有的时候，毛主席还会习惯性地提醒吴连登交党费，担心吴连登因事情多难免会忘记了，毛主席会问：“党费交了没有？”
吴连登赶忙回答说：“主席，我领了工资第一项开支就是交党费。”毛主席听吴连登这样说，才放下心来。
接着，吴连登又会拿出一部分钱，去缴纳房费、水费、电费和家具费。交前三项费用还可以理解，怎么还交家具费呢？
原来，毛主席一向觉得吃的、用的、穿的、住的，都来自于国家和人民。而他是个彻底的无产者，一生没有自己的财产，桌椅板凳、床、沙发、地毯……家里的一应家具，都是从中央警卫处租来的，每一件都登记注册过，每月都要交84元的租金。
冬天到了供暖期，每月还要交20元的取暖费，这又是一笔固定的开支。
接下来就是一些日常的柴米油盐的开支了，这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支出。毛主席饮食非常简单，一家人用餐标准最多是四菜一汤。毛主席常年都是一天两餐，早餐往往就是一碗开水煮麦片粥。正餐呢，也并非大鱼大肉，而是荤素搭配，而且毛主席一再叮嘱每样要少做，做多了毛主席就要批评吴连登，说“吃不了浪费”。
每顿饭，毛主席都要把碗饭里的饭吃干净，即使饭粒掉在桌子上了，也都捡起来放进嘴里。关于这个，还有一件事：
有一次，吴连登看到毛主席用手从饭桌上捡起饭粒，正要往嘴里送时，连忙叫了声“主席”。
主席回过头问：怎么了？你是不是看我在捡饭粒啊？
吴连登忙说：“是，主席，掉桌子上的饭粒不卫生，不要了。”
主席说：
“这不是几颗饭粒的问题，是对农民的感情，农民苦啊，农民种粮食不容易啊，我们不能浪费，要提倡节约粮食，就是有了也不能浪费。”
吴连登的脸红了，从此后，他也受毛主席影响，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
毛主席在饮食上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不但如此，甚至可以说是很随意，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好养活”。他喜欢吃糙米杂粮，玉米和红薯，是他的最爱，饭桌上经常可见这些东西。
这可能与他在战争年代常吃这些东西有关，他的身体早已适应了，而且这些东西里也有往昔岁月的影子吧。
有一天，是个节日，吴连登安排了一些山珍海味，想给毛主席打打牙祭。毛主席见状，皱了皱眉头，说道：
“我吃的这个四菜一汤就很好了。现在还有很多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我不吃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老百姓吃上了，什么时候再给我吃。我没有说话，不允许你们再做。”
时间一长，饭食总是这样简单，工作人员也都看不下去了，有时会劝说毛主席饮食改善一些，吃点好的，可毛主席总是不以为意，跟他们说：
“我吃这样的饭就很好了。要是中国老百姓今天都能吃上这样的饭，我就满足了。”
尽管如此俭省，毛主席的伙食费平均每月支出最少也需100元，有时会超出来，超出来的部分往往是家中有客人来。
但即使是有客人上门，也不能随意加菜，毛主席对家中来客的招待饭也有一个特定的标准：来一位客人加一个菜，如来两位客人就加两个菜，两三位客人就加三个菜。
但也绝不是以此类推，毛主席对吴连登说：加三个菜就够了，如果不够，我再告诉你。我们要吃饱饭别浪费。而且，毛主席还嘱咐吴连登盛饭时不要多盛，不够时再盛一次，总之，是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毛主席请客。毛主席偶尔请一次客，往往也不会兴师动众，只是加几盘家乡特色菜而已。
毛主席几乎没有特意宴请过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而这种例外也是屈指可数。
一次，在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的住处，党和国家领导人开会至深夜，大家的肚子也都饿了。毛主席就对这些多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热情地招呼道：“今天会开晚了，我请大家吃饭——面条一碗。”
中南海丰泽园
听到毛主席发话，吴连登赶忙下去张罗，不一会儿，一碗碗热腾腾的炸酱面还有打卤面就端了上来。
大家边吃边开会，吸溜吸溜的吃面声，和大家的讨论发言声交织在一起，好不热闹。
而这顿饭钱，吴连登不用去向毛主席请示就知道，是记在毛主席账上的。
以上的开支，就已经花去毛主席工资的一半了。而花钱处，还远不止于此……
毛主席女儿李敏、李讷、侄儿毛远新以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等人的生活费，毛主席都要负担，开始是每人每月15元，后来加到了20元，再后来成了30元。四个人的费用，加一起就是120元。这些费用，毛主席也时常嘱咐吴连登按时支付，说“不要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上述这些开支，就已经超过了300元，占去毛主席工资的四分之三了，这还不包括两项“重头戏”。
毛主席与李敏、李讷、毛远新在中南海
毛主席的烟钱和茶钱，是重量级花费
这两项堪称重量级的花费就是：烟钱和茶钱。
我们在一些战争题材的影片或者连续剧里，都能看到毛主席在看书、思考问题，或者开会的时候，手里总是会有一根烟。抽烟的这个习惯，到最后越来越厉害，一般每天都要抽两三盒熊猫牌香烟。
晚年的毛主席患上了白内障，身体也每况愈下，再加上身边缺少亲近的人，毛主席显得很孤独。他时常抽烟，或许也是他排遣孤独的一种方式吧？
还有一个就是，与毛主席的起居习惯有关，他一般是晚睡晚起。通常下午一两点钟起床，然后一碗开水煮麦片粥，就算作“早餐；晚上9点—12点，家家户户关灯入睡时，正是他的“午饭”时间；清晨6点左右，是他的“晚饭”时间。
也就是说，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的学习和工作时间，他一根接一根抽烟提神，以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
这样一来，每月烟钱差不多就近百元，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后来，医生看到毛主席因抽烟导致气管发炎时常咳嗽，就建议他少抽烟或者不抽烟。可是，做到这一点，对于毛主席来说，真的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他已经抽了几十年了。但是，毛主席最终还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力，于1975年，将抽了半个世纪的烟戒掉了。
毛主席喝茶，也跟抽烟一样，数量有点惊人，每个月的茶叶消费是一至二斤，大约花费是30多元。
毛主席有喝隔夜茶的习惯，每天临睡前的那杯茶都要留一半，等到起床后兑上开水接着再喝，天天如此，无一例外。
吴连登担心喝隔夜茶对身体有害处，提醒过毛主席，但不知毛主席是出于一种习惯，还是为了节省，他把吴连登的提醒抛之脑后，照喝不误。
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或者是外地，都用自己的茶叶泡茶喝，所以，吴连登随身带着毛主席的茶叶。有时候忘记了，吴连登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照价付钱，即使小到1角钱，也要去付账。
这是真事，一点都不夸张，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喝了一杯茶，他就嘱咐吴连登从他的工资里扣去了1角钱。
这就是领袖风采，他的行动无声的影响和感召着中南海里的其他中央领导，每次中央领导开会，也有一些领导自己随身带茶叶，或者有钱的交1角钱，没带钱的写个欠条，回头再补交。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现在一些“烟酒基本靠送，吃喝基本靠请，工资基本不动”的所谓干部看来，会觉得小题大做，他们的内心，在毛主席的磊落胸襟面前，显得是多么的腐败不堪啊！
毛主席连续10年，给章士钊还钱
除去必需的开支外，毛主席还会有一些额外的花销，比如，子女因为有事派了公车，毛主席也坚持照章付费；偶尔还要招待一些民主人士、故旧老友，以及父老乡亲，而所支出的饭费、车费、住宿费等，也都由毛主席支付，这些钱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另外还有一个开销，那就是孩子们的零花钱。当然，毛主席一直教育孩子们要勤俭节约，要多注重意识形态的修养，培养优良的品德，而不要养成乱花钱的坏习惯。
这里所说的零花钱，是指孩子们合理的精神生活所需要支出的钱。比如孩子们想去游泳，需要2角钱，毛主席会答应孩子们的请求；孩子们想买书了，要几角钱，毛主席也会给；孩子们参加春游，要几角钱，毛主席照给。
这里有一个故事。一次，李讷放学骑自行车回家，路过电影院，看到电影院门口的海报上说有外国电影要上演，电影票2角钱。
李讷特别想看外国电影，可一摸口袋，发现没带钱，回去拿钱也来不及了。
服务员知道李讷是毛主席的女儿，就想让她进去，对她说：“你进去吧，多一个少一个没关系的。”
可是李讷竟谢绝了，她写了个欠条交给服务员，这才进去看的电影。第二天，她上学的时候，把所欠的2角钱还上了。
而李讷这样做的背后，离不开毛主席的教育和以身作则。
毛主席与女儿李讷在中南海散步
一项一项地支出后，毛主席的工资就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了，尽管这里省那里省，最后每个月的工资还是几乎花得一干二净，吴连登掌管的毛主席的账目上几乎是月月赤字。没有办法，吴连登只好过一段时间就给毛主席写个简单的收支情况报告，一五一十地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只要一见吴连登拿着账本来了，就知道财物又紧张了，他哪里顾得上把脑子花在这上头，总是习惯性地挥挥手，示意吴连登不用说了，然后在报告上画个圈，批准从他的稿费中取出一万元补贴家用。
说起毛主席的稿费，有120多万元，那是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时所付的，归中央办公厅“特会室”统一管理。
可是，毛主席常说：稿费来自于人民，就得用于人民。因此，他的稿费除了不得已的家用外，多是用于帮助别人，只有这样，他才觉得用对了地方。
比如说，毛主席每年的那一笔较大的固定的开支，是用到他的稿费的，这与章士钊有关。
章士钊
当年毛主席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遇到了大难题：缺钱，毛主席决定向章士钊求助。
章士钊痛快地答应下来，随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商界名流募捐，筹集到两万块银元，全都交给了毛主席。
当时的两万块银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毛主席将那两万块银元一部分用于资助赴法学子，一部分用于湖南革命活动。
1963年，毛主席得知章士钊生活困难，就从稿费中拿出两千块，派人给章士钊送过去。
章士钊很是感动，当初他交给毛主席两万块银元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要毛主席还钱，况且，那笔钱是他募集来的。
以后每年春节前，毛主席都要派秘书前往章府还钱，整整十年，每年两千。
十年过后，毛主席原本还想以归还利息的名义继续送钱，可惜章士钊不幸病故。
吴连登这个红管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2年，对毛主席的晚年生活十分了解，尤其对毛主席的账目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后来在一次演讲中，开诚布公地说：
“在中国任何一家银行，毛主席都没有存款；在中国任何一个储蓄所，都没有毛主席一分钱存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毛主席一分钱存款。如果有人说有，那准是一种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