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军的首任军长曾思玉，建国后曾深受毛主席信赖，不仅成为大军区（武汉军区）司令员，而且一度担任湖北省的最高党政首长（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成为开国中将中较少见的党政军一肩挑的干部。据统计，从1955年到1976年，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员的有31人，而拥有地方军政一肩挑资历的仅13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3人（新疆军区的王恩茂、西藏军区的张国华），少将2人（广州军区的丁盛、新疆军区的龙书金）。
严格来说，王恩茂、张国华、龙书金属于戍边，丁盛则是接黄上将的班，只有曾思玉是领中将衔、媲美上将的职权，可见主席对其的偏爱有加。那么，毛主席为何对曾思玉如此欣赏的呢？
首先，曾思玉根正苗红是提拔重用的基本条件。
建国初期担任正大军区司令员的31人名单，上将11人：邓华、陈锡联、杨成武、杨勇、王新亭、杨得志、许世友、叶飞、韩先楚、黄永胜、李天佑、陈再道、谢富治、贺炳炎、乌兰夫。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都是干将功臣、做“封疆大吏”没有异议。
中将11人：郑维山、曾思玉、皮定钧、秦基伟、黄新廷、梁兴初、刘兴元、张达志、王恩茂、张国华、滕海清。少将5人：李德生、丁盛、龙书金、曹思明、刘贤权。这些人在总计177名开国中将、1360名开国少将中就属于出类拔萃、凤毛麟角了。
中将、少将合计16人名单中有没有什么规律？出身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不少，有郑维山、皮定钧、秦基伟、滕海清、李德生等5人，郑维山红军时就是主力师的师政委，因为众所周知的红一、四分家，原应授上将比较合适。皮定钧中原突围有功，主席专命的“皮有功，少晋中”。秦基伟、李德生都是抗美援朝上甘岭的功臣，只有滕中将稍弱。
红二方面军出身的有2人：黄新廷、王恩茂。红25军有1人：曹思明。陕北红军有1人：张达志。这些将领的存在符合我军五湖四海、兼容并蓄的原则，所有山头都照顾到了，没有太多要说的。
出身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有7人。以长征时的隶属关系为例，曾思玉（红二师）、梁兴初（红二师）、刘兴元（红军总卫生部）、张国华（红二师）、丁盛（有红军总部经历，长征时经红校分配在三军团六师）、龙书金（红二师）、刘贤权（红二师）。
原来，除了刘兴元、丁盛有红军总部的经历外，其他5人都是红二师的！红二师是哪个部队?藤田整编的时候，是以红四军为核心的编组的呀，就是纯正的“朱毛红军”。否则，红一师、红二师都是红一军团的主力部队，从朱毛到林聂首长，不会厚此薄彼的。这个发现应该是历史的巧合，因为名单中红一师、红二师各有两个上将，但巧合并不能排除在历次升迁中的各级主管潜意识影响的作用！
而本文要论述的结论就是，曾思玉虽然不是张国华那样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但也是朱毛红军的正宗嫡系传承，加上自身努力的因素，就构成了脱颖而出的必要条件。
其次，长征中毛主席三夸曾思玉成为二人良好关系的基石。
1935年4月，中央红军正在云贵边境“转圈”的时候，因为行军较苦，非战斗减员不小。一天，上级通知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要给毛主席挑选担架队员。陈光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时任红二师通信主任的曾思玉。
曾思玉接受任务后，在全师担架队里挑了六位年轻力壮的担架队员，他们分别来自瑞金、兴国、于都等地。其中一位肖班长和一位姓刘的兴国老表是曾思玉比较熟悉的。在贵州桐梓县，曾思玉因流鼻血，部队要出发，师首长派一副担架抬着他走了两天时间，抬担架的就是肖班长和刘同志。
在抢渡金沙江的路上，中央纵队休息让路，让红二师先行。毛泽东坐在担架上利用休息时间看书。当曾思玉经过时，担架员肖班长大声地喊：“曾主任，曾主任，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赶上来啦！”毛泽东听到喊声，立刻放下书本，好奇地问身边担架员刘同志：“哪个是曾主任？”
刘同志用手指着曾思玉告诉毛泽东：“他就是我们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曾思玉，他是我们江西信丰老表，我们几个担架员就是他一个一个跟我们谈话后选定的。”曾思玉赶忙跑上前去，向毛泽东敬礼和问好。
毛泽东十分亲切地与曾思玉攀谈起来，最后鼓励他：“通信工作很重要！有许多命令的传达就要靠你们用铁脚板去完成的。”这是曾思玉第一次面对面地聆听毛泽东的教导，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又得到夸奖，一路上曾思玉都兴奋不已。
1935年9月9日，是毛主席自称人生最晦暗的一天。长征途中，在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抉择上，以毛主席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倾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关键时刻，党中央果断决定率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毛主席亲笔给徐向前写了一封十万火急的信，做最后的解释争取工作。这封生死攸关的急信是谁送的呢？
事关重大，本就负责部队通信联络的曾思玉奉命为毛泽东送信给徐向前。出发前，毛泽东对曾思玉说：“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主任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俩。”
9月11日早晨，曾思玉带六团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冒着细雨，向目的地跑去。经过急行军，大约在下午2时，曾思玉和所率的第一营就赶到了岔路口，立即对东西两面道路观察，并判断出徐向前的马队尚未经过此路口，曾思玉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心里想，这下可好了，完成送信任务更有把握了。
大约等了两个小时，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的马队来了曾思玉立即拿着信摇晃着并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马队停了下来。徐向前接过信，看信封是毛泽东亲笔所写，就迅速拆开仔细地看了一遍。只见他眉头紧锁，脸上突然严肃起来，并非常气愤地随口说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当时站在徐向前身边的曾思玉心里也是极度紧张，他向徐向前敬礼，然后问：“报告总指挥，您有回信吗？”徐向前略为思索后说：“没有回信，我写个收条签上名字。”并详细地询问了曾思玉的职务，以及毛、周的身体状况。曾思玉接过收条，逐一作了回答，并向徐向前敬礼，然后就返回追赶部队。后来，曾思玉在《我的前一百年》回忆录中详细地回忆了这一情景。
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后，陈光师长命令曾思玉和红二师侦察连化装成“中央军”到哈达铺进行侦察。连长梁兴初化装成“中央军”中校，曾思玉和指导员曹德连化装成少校，几名机关人员和副连长刘云标化装成少校副官，走在队伍的前面。
哈达铺是甘肃省岷州境内一个较大的镇子，回汉两个民族居住于此。梁兴初、曾思玉等人在镇公所缴获了一支国民党运输队携带的服装、弹药以及面粉等物品，并发现了一捆报纸。正是这批送交总部的报纸，让毛、周了解到陕北还有一支发展很好的红军武装，为中央决策把红军的“家”安在陕北起到了重要作用，又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夸奖。
长征中的三次交往成为了毛主席记住曾思玉的关键。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戎马倥偬，曾思玉曾经有16年（1937-1953年）没有见到过毛主席，但这并没有影响主席对曾思玉的关注。这个仅读过三年半私塾的江西老表，从团政委一步步成长为解放军64军的首任军长，并率部抗美援朝，在马良山战役中大败英美联军，成为了军政双优的杰出将领。
国有良将，可安社稷。如此曾思玉，终于让主席放心的将地方党军政大权倾囊以授。武汉也成为主席建国后特别爱去的地方，累计达39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