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历来信奉事大主义，中原王朝谁来就归顺谁，称臣纳贡，不用动兵就可以收服一块地区，而且省了不少管理开支。自王氏高丽统一半岛之后，朝鲜一直就臣服于中原王朝，从后梁开始、再到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辽、金，以及五代十国及宋辽、宋金对峙时期，北方的政权虽然时有变换，但无疑都是朝鲜的宗主之国，但必须指出的是王氏高丽只是名义上归属中原王朝。
但令朝鲜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骤然崛起的蒙古帝国，通过几次战争险些将半岛兼并，后来王氏朝鲜通过一系列贿赂和斡旋，高丽王朝得以保留，但朝鲜半岛却成为蒙古的征东行省，期间，朝鲜人还要为蒙古进攻日本提供繁重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不仅如此，高丽女子几乎霸占了元朝的后宫，而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的皇后就是一位高丽女子奇氏，这个女子实际上葬送了元朝。
元朝对高丽采取的是一种独特的管理模式。蒙古统治者虽然在高丽设置行省，名义上实行直接统治，高丽王国并没有因征东行省的设立而消失，高丽国王同时兼任征东行省丞相。也就是说，元朝并没有直接向朝鲜委派官吏和军队，可这个王氏朝鲜改变了东亚未来的政治格局。
大元王朝兴起之后，对周边国家由藩属便改成完全彻底征服。从公元1231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273年，也就是忽必烈登基的第三年，蒙古为迫使高丽臣服连续发动了多达七次对高丽战争，历时41年的战争最终迫使高丽王朝彻底臣服，王氏高丽王朝的疆域从鸭绿江下游退缩到慈悲岭、铁岭一线，元朝在其疆域内设置了平壤和和双城总管府（三八线附近）并为此设立达鲁花赤及耽罗军民总管府。
王昛是高丽王朝第25任君主，他在在位期间，元朝完成了对朝鲜半岛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王昛成为第一位与蒙古公主联姻的高丽国王，迎娶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他在位时期彻底归顺蒙元，经受了两次从征日本的考验，王昛在位时，除了一般性的称臣纳贡外还降格官制与称呼、剃发易服、进贡处女、设置鹰坊等。
为此元朝特意在高丽设立“达鲁花赤”，这不仅代表蒙古监督高丽，还设置巡马所，负责治安与侦察，等于将高丽部分郡县化。在这一系列的军政措施下，高丽王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元朝“附庸”。
达鲁花赤，由成吉思汗设立，广泛通行于大蒙古国和元朝。原意为“掌印者”，是大蒙古国历史上一种职官称谓。成吉思汗在各城设置“达鲁花赤”，也就是督官。达鲁花赤是代表成吉思汗的军政、民政和司法官员，结合当地的同时惯例行使统治权，在附属国类似于总督的意思。
元朝与高丽的关系好比二元架构，朝鲜国王自身是整个体系的中心环节。以朝鲜国王为首的王室对于元朝的皇帝蒙古的忠贞程度很高着实不低。
例如高丽忠穆王王昕，他是高丽王朝第29任君主，是元朝德宁公主亦怜真班所生，在登基之后曾两度至北京“亲身朝见”忽必烈，成为高丽王朝乃至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位以君主身份朝觐外国的国王。由于有忽必烈的支持，光宗依靠忽必烈的军队摆平了朝中的权臣，与元朝皇帝建立了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也无怪乎忽必烈愿意让这位朝鲜国王和他的后人继续管理旧国，兼任大元朝廷征东行省的平章政事。
光宗之子忠烈王对元朝的恭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向蒙古请兵、请婚，甚至在高丽国内进行剃发易服，效仿蒙古人的衣冠服饰从忠烈王开始，高丽历代王的谥号不再称祖或宗，同时也形成了高丽国王应经蒙古同意任命才能成为王的政治惯例。更为夸张的是，高丽忠烈王竟然还为元朝编修国史。高丽王将忽必烈作为高于本国的“先帝”，并将其融入本国的历史叙事之中，是放眼世界历史中都难以寻得他例的神奇故事，也足见高丽王朝对元朝开国皇室的忠诚。
忠烈王在他38岁时迎娶16岁的元朝齐国大长公主。从忠烈王到高丽末期的恭愍王，7位高丽国王中有5位娶了元朝公主，其余两位在位时未到婚龄。高丽国沦为元朝的驸马国。忠烈王迎娶公主时早已娶了王妃，但必须以蒙古公主为正室。公主娇惯成性，甚至对大自己二十多岁的丈夫动辄打骂，忠烈王也只能“涕泣而已”。
高丽与元朝通婚之后不仅保持了难得的独立，元朝公主还能够压制元朝各级官员的欺压勒索。由公主出面为高丽陈请事宜也较易获得元帝的同意。忠烈王曾于1278年携妻入朝，奏请免除元朝在高丽的各种苛政，元帝一一允许。高丽（朝鲜）都成为元朝皇帝的外甥了，舅舅有必要把外甥彻底吞并灭了吗。借着这种关系，高丽保持了独立。
由此之后元朝公主干预高丽朝政，公主所生世子继承高丽国王之位，高丽由此步入了“蒙古干涉期”。在“蒙古干涉期”，蒙古要求高丽履行内属国应该履行的“六事”：
一为君长亲朝；二为子弟入质；三为编民户籍；四为助军；五为置驿站；六为设达鲁花赤在（镇守官），同时负担以及贡女、贡宦、贡鹰等义务。
高丽国王既然兼任征东行省的丞相，便不再能称得上是完整的高丽国王，尽管能够保留自己王国体系之内的官员任免权，却无法抗拒元朝在高丽当地派驻和提拔属于直隶于帝国行省的官员，元朝廷会向行省直接派遣包括达鲁花赤在内的官员到高丽境内征收贡赋。
而高丽国王却很难对之进行管辖。高丽的最高官府中书门下也被改名，降格为正四品衙门佥议府，并使用元朝印玺，这也标志着元朝将高丽纳入行政体系。元成宗年间，元廷甚至“以尔国自作不靖，遣平章政事阔里吉思等权令与王共事，以镇遏之”。表明元廷一度直接派遣行省首官与高丽王共管朝鲜半岛。
不过，在元朝皇帝－本国君主同时存在的朝鲜半岛二元制政治格局中，高丽王国内的传统精英集团将本国定位为“天子-诸侯”框架内的一个特殊政体，虽然他们和国王同为“大元之臣”，但是国王仍是他们的“君主”。在这个基础之上，高丽国王在对元朝的忠诚之外，也依旧维系着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高丽“犹有国名”，自己依旧要依靠本国忠良来抵御不测。
从地理上说，日本与东亚大陆距离最近的地方就是朝鲜半岛，从朝鲜出发攻击日本的第一站就是九州，实际上，元朝占据高丽的志向显然不局限于朝鲜半岛，早在南宋尚未覆灭之时，忽必烈就已听闻朝鲜以东的日本，因而心生东征之意。更重要的是此时襄阳城虽已被攻破。
但南宋依旧通过对日贸易获取巨额的税款，以支撑对蒙作战，忽必烈需要通过讨伐日本切断宋朝与倭国的贸易联系。战争绝非一朝一夕就忽然爆发的，此前元朝曾两度派遣使节致书日本，要求对方臣服并中断与宋朝的贸易，但日本置若罔闻并不予回复，所谓征东行省，顾名思义就是要“东征日本”。
后来由于两次征伐日本失败，曾一度解散征东行省；1287年，复设征东行省，并以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省达鲁花赤，成为元朝的藩属国。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后，其中高丽也有乡试科场，并在300名乡试中选者中有3人的名额。
在“天子-诸侯”式的二元管理模式下，诸侯国有自己的僚属，但是同样有来自忠于天子的官员监视。投射到高丽王国之中，就是既有以高丽为本位的诸侯心腹，也就有心向元朝天子的高丽“忠臣”。在忠烈王时代，元朝征东行省逐渐发展成位于高丽国王官僚机构之上，可对之发布指令的“太上王”机构，尽管行省官员也以高丽人居多，但是在帝国的行政机构影响下，却与高丽王国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分野。
高丽与大元这样独特的二元君主关系不仅在国家关系史上造就了为人惊奇的先例，也为14世纪以后的东亚格局的大变动注入了意想不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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