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在陕甘交界的深山老林里的某农场子校从事教学工作。
在那个年代，国家经济落后，商品匮乏，在普通老百姓家里能够用得上的奢华大件叫“三大件”，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
这三大件可不是有钱随便就可以买得到的，得要有卷（就是指标）配合使用才能买到手。因此，弄个指标得托人、拉关系，或者走后门送礼才能拿得到。
“指标”对于一般没权没钱的老百姓来说，很难弄得到。因此，谁家里凭指标买有“三大件”中的一个，都觉得不错了，那简直就是“豪华配置”了！
那时候人们对‘三大件’的认知，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智能手机、高清彩电这些高科技产品一样，马上就会联想到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进步。
那个年代大家工资都不高，谁家有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就觉得了不起。特别是人口多的家庭，从实际应用上来说，缝纫机被看作是家中不可缺少的主要生活用具。
因此，人们会千方百计凑钱买缝纫机，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缝新衣补旧衣，缝窗帘被褥床单……等，甚至还可以作为谋生手段挣点小钱。
我家有七口人：我两口、三个孩子，而且父亲去世后，我还带着母亲及妹妹一起生活。因此，买一台缝纫机对于我家来说，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一天，我们子校的周校长（女）找上我家了。我这个人比较清高，不大喜欢和领导接触，平时遇见领导都远远绕着走，对于她的到来我心里很诧异：不会是跑错门吧！
周校长进门笑眯眯地对我说：学校分到了一个缝纫机指标，考虑到你家人多，我想给你。但教师人多口杂，所以，今天晚上开会走个过场，这个票就是你的了。
天哪，喜从天降！这么大的喜事，全家人听了很高兴，连连表示感谢。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周校长走后，母亲还特别叮咛我，给周校长送一点什么表示一下谢意。
晚上，在会议室开会时，周校长讲了一番党对教师的关心和鼓励，特地给学校分来了一个缝纫机指标，请需要的同志提出来，然后大家民主讨论一下，这个指标该给谁。
学校共有18名教师，我挨个在心里评估了一下，只有我家很符合人口多收入低这个条件的。再加上校长提前给我打了招呼，我就毫不犹豫地举手，表示想要。
再看看其他老师也没有人举手，我心里想：这个校长真聪明，会玩手腕，大大方方走个过场，这个缝纫机票就名正言顺给了我了。
谁知周校长扭头却对着崔老师说：你不需要缝纫机吗？咋不举手？崔老师抬起头露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低下头不置可否。
崔老师家四口人，两个大人两个孩子，按条件根本就不符合。对于周校长这种一女二嫁，双方落好的做法，大家面面相觑，都不好开口，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
最后，周校长不停地催促大家表态，见无人表态，气氛尴尬，她只好站起来说：今天会就开到此，至于指标给谁，会后我们领导研究一下吧！
两天后，我从侧面问张副校长缝纫机指标研究好了吗？张副校长犹豫了半晌生气地说：周校长和崔老师是校友，指标直接给了崔老师，与我研究个屁！
我脾气不大好，立马去办公室对周校长说，你来我家说好的缝纫机指标给我，你却私下给了崔老师。缝纫机给不给我都无所谓，你咋能把我无视了，起码得给我说一下嘛！
周校长脸一下子红了，她恼羞成怒地对我说：一个破指标你也计较？下次再有了给你还不行吗？
我说：你这工作方法有问题，你作为领导轻易乱许愿，把承诺当儿戏，让我在大家面前丢脸，你这不是日弄人吗？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教育培养祖国下一代的地方。遇上这么一个弄虚作假的校长，能领导老师们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教育好学生吗？
我一怒之下去场领导那里提出不干了，要求调离学校。场领导老陈是个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气得直骂娘希匹，不像话！他会让政工科批评她！
子校分配缝纫机指标一事弄得全场沸沸扬扬，对子校影响很不好。场门市部领导特意向上级百货公司多申请了一台缝纫机指标给我，以示公平正义，这是后话。
当年家中置办缝纫机的意义远远高于现代家庭中普遍安装使用的空调、电脑、冰箱，甚至汽车，可以称得上是家中的大件物品了，也是轰动左邻右舍的大事。
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从大山里调出来进了城市，几十年间换了几个工作单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的衣服、被褥床单、窗帘等不断买新的，旧的衣物织品都当废品处理掉了。人们已经看不到缝纫机存在的意义和使用价值了。
我每次搬家，空调、冰箱、电脑、厨具，换了一茬又一茬，唯有我对那台旧缝纫机深深的感情使我舍不得处理掉它。
这个老旧的缝纫机不仅是当年主妇勤劳的象征，往往也承载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活记忆，它记载着我家的一段厚重的历史，也见证着我家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因此，我把缝纫机擦得亮亮的，保养得好好的，摆在墙角，作为古董收藏了起来。
2010年3月21日写于西安警苑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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