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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82
在火中生莲
——韩愈在潮州
李 舫
唐元和十四年，韩愈贬任潮州刺史。
潮州属岭南道，濒南海，《旧唐书》记载其“以潮流往复，因以为名”。《永乐大典·风俗形胜》：“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语言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与潮为近，语音不殊，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又与梅阳之人等。”潮州自古就是荒凉偏僻的“蛮烟瘴地”，是惩罚罪臣的流放之所，唐代亦然。不少名公巨卿如常衮、韩愈、李德裕、杨嗣复、李宗闵等都曾经被远贬潮州。
潮州一任不到八个月，韩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一系列为民谋利的工作中。他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明，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潮州百姓永远记住了韩愈，潮州的山水、路堤、亭台，很多都为纪念韩愈而命名，后人因此赞道：“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居尘学道，火中生莲；德润古今，道济天下。这恰是今天来谈韩愈的意义所在。无论为文为官，无论是进是退、是荣是辱，只要能力之内，必应“民”字当先。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到这十六个字，才能得到人们发乎内心的拥戴，一生功业才会在百姓的口口相传中永世流芳。
——题记
（接上文）
三
韩愈初抵潮州，即作《潮州刺史谢上表》。刘大櫆点校《韩昌黎文集》，评其“通篇硬语相接，雄迈无敌”。其实，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恰是韩愈的忠贞与坦诚。偏居一隅的韩愈，勤于王室，忠于职守，不敢以州小地僻而忽之，不敢以体弱多病而怠之，其呼天、呼地、呼父母之连天悲号，皆为忠悌者之举，尽是贤达者之为。
《韩昌黎文集》还收录了《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一文。这是元和十五年十一月，韩愈从袁州调回长安任国子监祭酒时写下的，叙述他在袁州时放免男女奴婢731人，故历来史志均将释奴一事系于他任袁州刺史之时。
其实早在潮州时，韩愈已经注意到岭南“没良为奴”的陋习。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写道：“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有唐一代，尽管较之前代已有明显的进步，奴隶问题在不同的阶段仍有不同程度的浮沉反复。当时的一个潜规则是“帅南海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代买奴婢成为被流放官员向京师当权者献媚取宠的捷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获罪远贬的韩愈，何尝不希望京师当权者施以援手，以便早日回朝？可是他并没有以此谋取进身之阶，而是施以德政与人道，大举赎放奴婢，这恰是韩愈的刚正廉明。
韩愈不是潮州乡学的创办者，但对潮州文化教育却有不可磨灭的功绩。韩愈认为，国家治理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用德礼即推行儒家的“仁义”之道，“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为了办好潮州乡校，“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
百千之数，其值几何？唐代币制混乱，很难做出标准。据李翱著《李文公集》所载，元和末年，一斗米合五十钱，故百千可折合米两百石，数目不可谓少。如此算来，百千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金。也就是说，韩愈把治潮八个月的俸金，全数捐给了学校。
韩愈对潮州文化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大胆起用当地人才，推荐地方隽彦赵德主持州学。相传赵德是唐大历十三年（778）进士，早于韩愈十四年登第。唐代登进士第者还要通过吏部主持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合格方能授官。但赵德未能顺利通过此考试，所以韩愈刺潮时，他还是一个“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的庶民。但是，赵德“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的品行学识，终于被韩愈发现，他对赵德的评价是“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于是毅然举荐他“摄海阳县尉，为衙推，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起用当地人才主持州学，这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决策。
树一代之新风，斯有万世之太平。苏轼因此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感喟不已：“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
四
元和十四年，这艰辛的一年终于浩荡地行至岁末。
韩愈接到圣旨，“于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准例量移袁州”。次年，韩愈以袁州刺史身份，重蒙圣宠，“为朝散大夫、守国子祭酒，复赐金紫”。此后一年，韩愈的官职经历了五次变动：由国子监祭酒转兵部侍郎、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由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由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转兵部侍郎、由兵部侍郎再转吏部侍郎。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
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他欢喜地写道。韩愈一生为文工整，为诗严谨，难得有这样浪漫的心境、飘逸的诗句。接连不断的迁徙、接踵而至的任命蚀空了韩愈的身体，他哪里还有闲心闲暇去欣赏江边的柳色？壮年时韩愈便自嘲，“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及至中年，“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可是，灾难又怎能击垮他的乐观和刚毅？怎能改变他舍身报国的使命与决心？任潮州刺史不足八月，农、工、学、商等皆视韩愈为“不祧之祖”，“溪石何曾恶？江山喜姓韩”。任袁州知府七个月，韩愈“治袁州如潮”。任国子监祭酒八个月，“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任兵部侍郎一年有余，韩愈宣抚镇州，平定内乱，“旋吟佳句还鞭马”“风霜满面无人识”。任吏部侍郎不足一年，韩愈周旋于各种政治集团之中，仍“涉艰危，树功业”。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半年余，哀矜百姓，京城“盗贼止，遇旱，米价不敢上”“禁军老奸，宿恶不摄，尽缚送狱，京理恪然”。这就是韩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生抱负，尽付家国。
长庆四年（824），韩愈病重，卒于长安。知道自己势将远行，韩愈召群朋曰：“吾不药，今将病死矣。汝详视吾手足肢体，无诳人云韩愈癞死也。”质本洁来还洁去，莫教污淖陷沟渠。这就是韩愈——一生光明磊落，不愿染半点尘埃，韩愈死后被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后世始称其为韩文公。
以元和十四年为起点，时光向后翻过273年——这是公元1092年，另一个失意文人苏东坡在不远处的扬州独自徘徊，气贯长虹的《潮州韩文公庙碑》横空出世。绝世的才情，慷慨的悲歌，雄壮的回响，两代文豪凌越三百年在潮州“相会”。“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苏东坡凛然发问：韩愈一介布衣，何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何以“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
答案其实很简单——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
有了韩愈的视民如伤，才有了百姓的风调雨顺；有了韩愈的横扫异端，才有了百姓的笃信文行；有了韩愈的知学传道，才有了百姓的耕读传家；有了韩愈的忠诚耿直、浩然正气，才有了百姓的德润古今、道行天下；有了韩愈的乐于天下、忧于天下，才有了百姓的安身立命、安居乐业；有了韩愈的精诚所至，才有了百姓的金石为开。韩愈没有把自己刻在潮州的石碑上，却留在了百姓的口碑里。
天地不言，万物生焉。感戴韩愈在潮州的所作所为，潮州百姓将此地江山以韩愈命名：韩江、韩山、韩堤、韩文公祠、景韩亭、昌黎路、祭鳄台、侍郎亭……草木如有知，能不忆韩郎？自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信夫，诚哉！
谁也未曾料想，一个卑微行者捧出的虔诚心肠，在此后的1200年，紧贴着大地，散播成中华民族的气度和风骨：
——沿着这道浩浩汤汤的历史文脉，走来了白居易、李商隐、柳宗元、刘禹锡、杜牧，走来了范仲淹、黄庭坚、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归有光、顾炎武、朱彝尊、黄宗羲、林则徐……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理想，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家国诗篇。
——沿着这道枝繁叶茂的历史文脉，与韩愈一起沉吟低回的，是“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忧患，是“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的叮咛，是“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祝愿，是“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的相许相知，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披肝沥胆，是“但令四海歌升平，我在甘州贫亦乐”的祈求和冀望。
——沿着这道光明朗照的历史文脉，曾经生长过灾难、战争、荒蛮、杀戮，重要的是，还繁衍着富庶、光辉、璀璨、梦想。
元和十四年，韩愈于潮州还曾亲手栽植橡木。而今，这些橡木已蓊郁成林，环绕韩文公祠，状如华盖，遮天蔽日。此树含苞不易，着花更难，时或春夏之交偶放一枝，熊熊若火莲，肃穆端庄，异常美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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