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九兵团在长津湖的重大牺牲，是志愿军战史中，一段永远无法忘却的惨烈记忆。

在赞扬歌颂英雄的九兵团将士牺牲精神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研究和反思，毕竟这段战事过去也就70多年，很多东西对当下战争、军事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反思什么呢？九兵团的指挥层的人选问题。

指挥胃口过大，二十六军作为预备队距离前过远导致放跑美军陆一师，冻伤亡过多等等，这都是表现出来的问题。问题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

组织指挥层面出现严重问题了。

一、华野军事作风真相

第二次战役东线战事，从本质上说不是一场大胜，而是一场击溃、迫退式的胜利，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牺牲太大。

与1947年华野成军以来历次战役战斗相比，非常罕见。分析原因，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粟裕作用之缺失。简而言之，华野战役水平，几乎靠粟大将一人，单枪匹马推进到顶流水平。为何如此说呢？各家野战军论规模而言，唯东北与华东可称两股较大力量，中野后期实力削弱，西野自始至终都比较少，华北结构甚是古怪。

相较东北我军，华东作战历次大胜，都是靠集中绝大部分主力作战，作战指挥上主要依靠粟裕。虽然也有解放洛阳和胶东保卫战这种外片区域性胜利，但比之于莱芜、孟良崮、宿北、豫东这些大胜，意义不可相提并论。上朝鲜作战，骤然间缺了极为高明的顶级指挥员，九兵团战役筹划未免有些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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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倚重临场变换。陈毅评豫东曰愈打愈奇，非指战役初之筹划，而指战役过中一再变换作战目标，从野战机动中寻机围歼邱清泉第五军，一变再变，卒以连克二城、歼一兵团部、重创黄百韬兵团结束战斗。此战集中代表了粟裕式打法的优长，不拘泥于具体目标、具体方向，以高度灵活、准确、狠辣的调度，不断改变局部兵力对比，造成我大于敌之优势，达成歼灭有生力量之终极目标。长津湖战事，明显缺少这种感觉，作战甚有章法不假，对陌生环境、极端天候和陌生敌人，缺乏有效变化调整。这与宋时轮上将擅打阻击的指挥作风很是匹配。

第三，重战役调度而不甚重视战术养成。持此论者甚多，笔者以前也梳理过这方面数据，华野作战伤亡数较大，对敌比例较大，反映了战术端的粗糙。可以理解为，以粟裕神机天纵之指挥艺术，弥补战术端的简单粗糙。

不能把特点归因于本能或主观意愿。

什么样的条件打什么样的仗，什么样的环境塑造什么样的部队。即使当世超一流军事高人如林刘粟徐者，也受限于具体环境。上述四位带出来的部队，作风彼此互不相同。

试举一例。

例如过于倚重顶层指挥员的问题。为什么规模彼此相同的华野和东野，区域性指挥中心发挥的作用彼此不同呢？东北我军，除了东总，其下尚有萧劲光和程子华两个前线指挥所，发挥作用非常好，抛却地域观念，林总可倚其为心膂，使其发挥一方砥柱的作用。

华野也有分区作战的历史，陈唐、韦吉、许谭兵团各据一方，但无论哪一个，都无法与萧程相提并论。盖因其历史条件不一样，华东没有东北长时间分为北、西、南满的历史条件，不是陈毅粟裕想不想把指挥权分到各片自主发挥，而是统一指挥比分散指挥更有利于作战胜利。

九兵团入朝，失掉了原有优势，又被环境放大了原有短板，受挫理固其宜。

二、几位该来而没来的将领

这部分是军事爱好者最喜欢讨论的问题：换谁谁来可能就没那么惨了。

这种讨论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其背后实际上是，大家对做人做事内在规模的一种质朴的、本原的、未经理性计算的大致推论。

即张三做的太粗糙了，换上比较精细的李四会做好。

所以说，不必对大众浅表的讨论嗤之以鼻，换作专家，也有必要深入考量一下。因为我们读历史研军事，最好能贯通到当下做事，求得一些借鉴。

谁该来，唯一的标准是谁能更好适应环境解决问题。

对比十三兵团，结合九兵团遇到麻烦，笔者以为，这几位将领可以考虑一下。

第一位，华野参谋长张震。

兵力高配了，指挥机构没有高配，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失误。

三野的几个兵团，在1949年7月至1950年初进行了调整，第八兵团一度撤销，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等军陆续地方化或撤编。原属八兵团的二十六军调入九兵团建制，又把原三十军的88师、89师和原三十二军的94师划入九兵团建制。

这样，九兵团成了一个辖三个军、十二个师的庞大机动兵团，本来是作为攻台主力，所以三个军都是一流主力，叶飞的老一纵、王建安的老八纵和许世友的老九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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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兵团的领导配置，相比三个军的强大阵容，略显黯淡一些，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