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热潮时起时伏,但总体上呼啸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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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近代留学史,大半部与上海有关。无论是留学欧洲,还是美国、日本、苏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大多从上海出发。无论是出国学习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工程技术、管理科学,归国后很多也留在上海发展。

「辛苦治学 忠心报国」

近代以来,留学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论规模之宏大、人数之众多、地域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应当说以中国为最。以目的地而论,可分美国、日本、苏俄与西欧。以路径而论,可分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两大类:政府主导包括官派公费、庚款留学等,民间主导包括私人自费、企业或富人资助、党派组织、勤工俭学等。

近代中国的第一波留学热潮,出现在洋务运动时期。1872年至1875年,由容闳倡议,曾国藩、李鸿章鼎力支持,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1876年,李鸿章奏准由福建船厂学生及艺徒30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与驾驶。1881年,李鸿章又奏准一些船厂学生赴英法学习。

近代中国的第二波留学热潮,始于甲午战争失败后,到辛亥革命前。清政府被蕞尔岛国日本打败,令举国震惊。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对外大量派遣留学生。日本与中国,情势相类,风俗相近,路近费省,向日本派遣留学生逐渐成为朝野共识。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首批留学生13名,各省也陆续派遣学生赴日。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广开新政,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并宣示预备立宪,各种官派留日、自费留日风起云涌。此后,鉴于留而不学、鱼龙混杂等问题,中日两国政府联手对留学资格、招生学校作出限制,留日势头有所遏抑。即使如此,到1909年,中国留日学生仍有3000多人。估计清末十余年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在2万人以上。

近代中国的第三波留学热潮,持续时间较长。鉴于大批中国学生留日,美国感到必须与之争夺中国留学资源,以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影响。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1000多万美元的庚子赔款还给中国,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翌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于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分三批招考留学生。第一批录取金邦正、梅贻琦等47人,第二批录取赵元任、胡适等70人,第三批录取梅光迪、张福运等63人,共180名学生,年龄在20岁上下。1911年,作为留美预科的清华学堂正式成立。1925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达2500人。以后有所起伏,但整体保持上扬态势。

近代中国的第四波留学热潮,是留法勤工俭学。出洋留学,费用昂贵,并非普通家庭所能承担。当时,考取官费留学者大多出自苏浙等地富庶人家。有鉴于此,李石曾、蔡元培等留欧先行人士,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边打工,一边求学。对此,法国政府表示热诚欢迎,积极予以配合。从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人启程离沪,到1921年11月13日104名勤工俭学生被遣返回国,前后不到3年时间,先后有近2000名中国青年抵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19个省份,以四川(472人)、湖南(356人)人数最多,包括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聂荣臻、陈毅、赵世炎、王若飞等。以勤工俭学方式出国留学是一大创举,使留学人选从沿海扩展到内地、从富庶家庭扩展到贫寒子弟,也加深了内地进步青年与上海这座沿海大都市的联系。

近代中国的第五波留学热潮,是留学苏俄。共产国际高度重视在远东各国培养领导干部。1921年4月,苏俄在莫斯科成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设国内班和外国班,外国班分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伊朗班等。1921年,中国班学生有36人;到1923年,增加至52人。他们可分为两个来源:一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选送,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汪寿华等;二是留法勤工俭学生转道而来,如赵世炎、王若飞、刘伯坚、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李富春、蔡畅等。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成功。1925年,苏联在莫斯科建立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入学。邓小平、蒋经国等人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停止选送学生留苏,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也撤回中国。1928年,东方大学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直至1930年秋停办。

与政府选派、政党组织成规模的留学相一致,民间留学也很发达。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陆续有零星的中国人西航欧洲,留学教廷所在地梵蒂冈。鸦片战争后,这一留学通路仍在延展。1847年,容闳、黄胜、黄宽等3人随美国人鲍留云(一译布朗)赴美留学,一举开启近代中国民间留学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留学规模不断壮大,目的地更为多元。如颜永京1854年赴美,留学俄亥俄州建阳学院;舒高第1859年赴美,后获医学博士学位;何启1872年赴英留学,后获医学硕士学位;辜鸿铭自1873年起先后留学英国、德国,获博士学位;伍廷芳1874年留学英国,后获法学博士学位;1881年起,宋耀如在美国圣三一学院等多所学校留学。

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兴办新政以后,民间留学人数急遽增多。以留日学生而论,自费生大体占40%—50%。民国时期,民间留学更胜于前。据1924年《留美学生录》统计,在留美的1637名学生中,自费为1075人。有“棉纺大王”之称的资本家穆藕初曾资助罗家伦等5人留学,有“烟草大王”之称的简照南曾连续3年资助37名学生留学,周恩来留学法国的经费则来自南开大学的“范孙奖学金”。

近代中国留学欧美与日本、苏俄等地的总人数,累计超过10万人,其规模之宏大与影响之广泛、深邃、久远,均为同时代世界之最。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热潮时起时伏,但总体上呼啸向前。这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表现,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如此众多的留学生,就个体而言,其成就与表现自然千差万别、形态各异,但作为整体,则有鲜明的共同特点:

一方面,崇高的爱国精神。留学生远离祖国、辛苦治学,学成以后忠心报国。容闳学成后不愿留在美国发展、不愿意当传教士,回国后也不愿做买办,而是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路上,并有力推动晚清官派留学起步。这是成千上万留学生学成报国的典范。至于李大钊、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共产主义者留学报国的事迹,我们早已耳熟能详。

另一方面,杰出的专业成就。1926年,舒新城便说过:中国高等教育界之人员,十分之九以上为留学生。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收录教育界名人1103位。其中,留学出身的904人,占82%。“高等以上学校之科学教师,更无一非留学生。”1948年评选的第一批院士,经反复筛选,最后入选81人,接受过留学教育的77人;没有留学经历而入选院士的仅4人,全在人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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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我的恰恰是上海”」

梳理近代中国留学史,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相当多的留学生与上海有关联。他们绝大多数从上海出发,也经上海归国。这是因为上海很早就成为中国的远洋交通枢纽、远洋客运中心。上海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长江东流入海的终点,航运优势无可比拟。内河航运方面,到19世纪末,从上海到重庆全线通航轮船,极大地便利了长江流域有志留学的青年向上海流动。远洋航运方面,航行到欧洲、美洲、澳大利亚及南洋的轮船,大多数经过上海与香港。就航运距离而论,从上海出发到西欧与美国的一些主要港口大约相等。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抢先开通了到上海的远洋航线。1844年,有44艘次外国商船进入上海港。1845年,美国商船驶入上海港,将美国至横滨的航线延伸至上海。1849年,进入上海港的外国商船达133艘次。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香港至上海的航线。此后,法国、德国、日本的商船也开辟了至上海的远洋或近洋航线。

1873年,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派船航行日本、美国、东南亚和西欧等地,运货载客。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成为世界级著名客运港口。从上海直达伦敦、马赛、汉堡、新加坡、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檀香山、神户的航线,都有定期客轮,且每条航线有好几家轮船公司经营。

与航线发达、航班众多相适应,上海港码头建设不断发展。到1870年,虹口境内黄浦江岸建有汇源、怡和、旗记、伯维船坞、顺泰、海津关、同孚、虹口、耶松船坞、耶松船厂、宝顺、仁记等十几个外商码头和船厂。到20世纪初,上海港有5个码头可停靠国际客船,分别是公和祥码头、太古码头、日本邮船会社三菱码头、亨宝洋行码头与宝隆洋行码头,虹口沿黄浦江地带成为繁忙的外洋客运中心。

出国留学是一项牵涉面众多的复杂工程,除了轮船、码头等硬件设施,还有管理、服务等许多软件需求。特别是留学预备工作,如出国前的培训、出国手续办理、服装置办与信息咨询等,都对离岸城市有所要求。近代上海在这些方面都在国内领先。

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分四批派幼童留学美国。这些幼童就籍贯而言,广东籍84人,江苏籍21人,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籍各有1到8人不等,广东籍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如果从航行距离考虑,从香港出发最合理,彼时香港亦有通往美国的航线。但这四批学生都是从上海出发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留学不同于简单的跨国旅行,不是买了船票、提了行李就可登船出发,事先还要有出国培训,包括中英文强化训练、官府训话、外国礼仪须知等教育。为此,清政府在上海设立西学局,建立出洋预备学校,聘请专门教师负责此事。相关章程规定:无事不准出门游荡,擅行私出三次者即除名撤退,争闹喧哗、不守学规、慢视教令、屡诫不改者亦予以除名。同时,在预备学校里,读书时间多,游戏时间少。“学校监督是一位‘暴君’,他力主体罚,而且严格执行。但多少年后,幼童们仍然怀念他,他们恐惧他手上的竹板,但是他强迫大家读写中文,在幼童回国后,都能致用不误。”显然,要连续几年实施这样的出国前培训教育,对离岸城市的师资质量、管理能力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出国培训这类工作,不光官派留学需要,有些民间自费留学也同样需要。邹容在1901年秋自四川赴日本自费留学,便是先在上海停留,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那时,上海外语培训班多如米铺,英、日、法语均有,后又增添俄语,日校、夜校均有,费用也不贵,很多人都是先在外语培训班打下一定的语言基础后再出国留学的。最典型的是穆藕初,赴美国留学时已34岁,此前的英文基础就是在外语培训班打下的。

当时,上海还有很多为留学服务的专门机构。比如,留学美国的护照,晚清时由上海道台衙门办理。申请护照,大约出发前一个月,可以前往办理;其他地方的省级海关衙门也可申请,却不如上海高效、方便。申请护照的费用,墨洋10元至24元不等,如能找到署内熟人,还可便宜一些,最便宜的只需不到6元。领取护照前,需改换西装,上海西装店很多;需附近照3张,上海照相馆也很多。购买到美国的船票有讲究,清末上海只有协隆洋行一家经理,地址在外滩花旗银行隔壁,需事先选好船期和舱位。到旧金山的票价,一等舱45英镑;特别三等舱,20英镑;三等舱,10英镑。如近期有传染病流行,申请人还须经美国在沪的专门医生检疫,给予无传染病的凭单,方可成行。此美国在沪医生,住在近外白渡桥桥堍的四川路49号。至于出国所需备的各种用品,包括衬衣、皮鞋、领带、帽子、毛巾、剃刀之类,南京路近泥城桥有几家专门商店可供选购,相当方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轮船起航前几天,要不时打听开船准确信息,有时因为要避开台风影响,轮船会延期起航。

至于赴法勤工俭学,准备工作难度更高,那是自费与组织相结合,即经费由各人自己负担,但报名、签证、联系船票等事宜由华法教育会在各地的分会具体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籍贯以四川、湖南二省最多,都是先从家乡到成都或长沙等地集中,再会聚上海一起出发。彼时,虹口码头附近的客栈生意兴隆,一些学校和居民家中也会住满候船学生与送行亲友。每逢大批赴法学生来沪,或者留学生乘船出发,上海各界特别是各地寓沪同乡组织都会举行隆重的欢迎会或送别会。留学生在黄浦码头登轮起航时,码头上车马纷纭,送行者络绎于道,蔚为壮观。

难计其数的留学生学得现代知识后,返棹还乡,报效祖国。放眼望去,既能发挥所学知识,尽其所学,又能过上与留洋时相差无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大概上海最为理想。近代上海是多功能经济中心(贸易、金融、工业、商业、旅游、邮电等)、多领域文化中心(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也是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枢纽,对于从外国归来的留学人才吸引力巨大。诚如自法国留学归来的、曾翻译都德《娜拉女郎》和司汤达《红与黑》的四川人罗玉君所言:“有地方放下我的书桌,有地方出版我的译著,有年长的年轻的读者喜欢我的书、珍藏我的书,那地方就是我眷恋的……巴黎留不住我,欧洲留不住我……留住我的恰恰是上海。”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熊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