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国妓女的真实回忆：不怕打骂，就怕“杨梅大疮”，无药可解

娼妓行业可谓源远流长，但也祸害千年。民国时期，国父孙中山曾下令禁娼，并对妓女们实施救助。但因时局动荡，陆续的整治均以失败告终，从妓人数不减反增。

民国政府采取了一边禁娼一边允许妓院合法经营的方式。没想到的是，这堵疏结合的政策反而将这个行业送入一个空前兴旺的阶段。

无论在繁华的租界区，还是杂乱的贫民窟，公娼私娼随处可见。当时有人调侃说，娼妓业是中国唯一领先世界的行业。

1925年4月21日的《申报》上写着，上海太繁华，娼妓也太多了。

这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这个行业的“繁荣”，却是些走投无路的女人们用身体、血泪和健康为代价砌成的。

一、待价而出的女人们，随时可能被卖到妓院

娼妓行业古已有之，在历史上的地位一直处于三教九流之末，低到了尘埃里。

娼妓一词既包括容貌姣好，地位低下的歌舞姬，也包括身无所长，只能有偿提供性服务的女子。

民国时灾荒战乱不断，很多农民家庭生活无以为继，举家背井离乡，便将女儿、儿媳，甚至老婆卖入妓院为娼，换些钱财度日。妓女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贫困潦倒的农民家庭。

在《烟花血泪话陈塘》一书中，记载了一对做苦力的夫妻，妻子为给重病的丈夫求医，向鸨母借了高利贷。

但丈夫的病没能治好便撒手人寰，母女俩既无生活来源，更没有还债的能力，母亲就将女儿押入妓院抵债。

除了这样的穷苦之人，很多原本殷实的家庭和书香世家，也会在家道败落或外债累累的时候，将家中的女子卖入妓院。

名妓赛金花就出自士绅之家，13岁时家中变故，被祖母卖到花船上为妓，15岁又被人拐卖到上海，后学会了英语德语，三嫁高官，三次下海，用色相征服八国联军中的德军元帅，救京城百姓于水火。

我并不感叹她的祖母无意间造就了一代如妓，而是想说，那时的女人不过是家中可供变卖的物品，是很多人在贫穷时变现的第一选择。

于是，在国土被殖民者瓜分，官场腐败和淫乐之气盛行的民国，才有大量女人沦为妓女，出现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北京的八大胡同、江浙的十里秦淮等烟花场所。

林立而起的妓院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民国军政要员们“娱乐”和“销金”的场所。

二、娼妓合法化令从业人数大增，行规等级太分明

民国政府其实并不希望娼妓行业放飞发展。

国父孙中山就曾提出禁娼建议，南京和北京等地还设置了救助妓女的“济良所”，希望通过收容、诊治性病、教授生活技能，以及选择配偶的一条龙方案，帮助妓女们回归正常生活。

怎奈军阀混战，加之执行不力，使得计划始终没能实现。此后，民国政府便取了个折中的办法，允许妓院合法经营，意图加强管理。从此娼妓成为合法职业，青楼女子也变成了纳税人。

但此举的成效并不如人意，在册从妓人数反而还不断上升。据统计，1918年北京的妓院达到了406家，从业人数将近3900人；1926年的天津有妓院 468 家，妓女 3594 名。

最恐怖的当数上海，据《娼妓问题》一书中记载，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公娼私娼人数总计高达 6—10 万之众。

这成千上万的数字虽然看上去眼晕，但实际上这些妓女只分为四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