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谈历史文化名城，在通用的“经营”与“打造”之外，添上了“养育”一词：“人需要养育，城也需要养育——包括体贴、呵护与扶持。这是人文学者与工程师或经济学家不一样的地方。在我看来，城市不仅是外在于人的建筑群，而且是人及其生活方式的自然延伸。”
今天把话题倒过来，城市需要养育，人才也同样——或者说更加——需要养育。待人如此，待己也不例外。这里说的不仅是治学方法，更包括人生境界。唐人韩愈《答李翊书》中的名句，除了“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以及“惟陈言之务去”，还有对于“仁义之人”的期待：“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所谓“养其根”，让我想到的是孔子的“游于艺”。朱熹《四书集注》称：“游者，玩物适情之谓。”也就是说，优游其中，涵泳性情，如同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其乐无穷。学无止境，一味强调苦读不行，必须自得其乐，方能持之以恒。
这里的“游”，除了“求学”与“修心”，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养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写过一组“学术随感录”，其中有一则《不靠拼命靠长命》，讲的是王季思和夏承焘的故事，自我调侃中，不无理趣与深意。当初的解释是：“学术研究不比文学创作，不能仅凭灵感与才气，还需要大量的经验和知识积累。有二三十岁的大诗人、大画家，却极少有二三十岁的大学者。越是研究古老学科，成名就越晚——单是把前人留下的遗产清点一遍，就必须花去多年工夫。因此，‘多快好省’这口号，在学术界是颇为忌讳的。”
人受基因以及诸多内外条件的限制，不是你想长寿就能长寿的。我只是提醒，学问中人，须珍惜自己的身体，不主张一锤子买卖。“风物长宜放眼量”，那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值得追摹。我在研究学术史中注意到四位史学大家陈垣、吕思勉、钱穆、饶宗颐，吕思勉比较遗憾，只活了74岁，可也过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其他三位，陈垣91岁，钱穆95岁，最长寿的饶宗颐超过一世纪，实岁101，按他自己的计算，应该是“积闰享寿104岁”。是否长寿，基因无法掌控，经验也不太可靠，但教训却是实实在在的。饶宗颐称“我对自己的身体很珍重，很珍重”，具体表现是：“我自十四岁起，学习因是子静坐法。早上沐浴、静坐，然后散步；晚上九时，必宽衣就寝。” 如此按时起居、动静相宜的生活节奏，保证其有很好的体力与精神，长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在接受学者施议对采访时，饶宗颐谈及自己如何在强烈求知欲的驱使下，学会一种又一种文字，研究一个又一个问题。这一过程，要很有耐心，有些问题，慢慢研究，竟花费了十几年。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即便天赋很好，也很努力，学问同样需要慢慢滋养，因而治学时间长短很关键。年岁太大，精力不济，学问做不动，那是常态，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也。对于具体学者来说，尽可能保持好的身体与心态，以便延长学术生命，也算是“责无旁贷”。
为什么说学问是“养”出来的，各人理解不同，有人注重方法，有人强调目标；还有人突出家境及文化氛围，比如吕思勉和钱穆原为小学教师，足见东南人才之盛；陈垣和饶宗颐出身商人家庭，尤显近代广东风气变化。
比起“养”更难说清楚、也更值得引申发挥的是“活”。所谓“活”出来的精神，除了人要长寿，还得有精气神。苏东坡诗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一般来说，演员年轻漂亮，学者则老来好看，那是因为书读多了，变化气质，在相貌上也都能呈现出来。排除不可抗拒的疾病侵袭，学问确实能养人，起码显得不俗，神清气爽，从容舒展。在这个意义上，学问不仅体现在著作中，也写在脸上。这是我对很多老辈学者的直观感觉，不见得每个人都赞许，但相信很多人会有同感。
陈垣、吕思勉、钱穆、饶宗颐这四位学问大家，主要从事史学研究；而我出身中文系，“谈文”远比“论史”得心应手。同样辨析师长辈的学术贡献，谈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我比较有把握。至于陈垣等先生的史学著作，我只是一般性地阅读，无力深入其学问堂奥。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赶鸭子上架呢？那是因为，我关心的主要不是他们的具体学问，而是他们做学问的姿态及趣味，以及背后蕴含着的教育史及学术史的大问题。
本文转自“书斋里外”公众号，原载《北京日报》，2022.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