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一天，《晨报副刊》的编辑部来了一位新任总编，这位新任总编名叫刘勉己。新官上任三把火，刘勉己上任伊始就开始在《晨报副刊》范围内大肆删减鲁迅的投稿文章，而这却遭到了另一位编辑孙伏园的不满。孙伏园是鲁迅的好友，此前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由他帮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两个人越吵越凶，最后甚至动了拳脚。
两个人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呢？原来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孙伏园之前已经把鲁迅的一首新诗《我的失恋》编辑好了准备发表，却不想刘勉己在不通知自己的情况下，擅自撤换了文章。此前孙伏园可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在他看来，刘勉己对自己工作的无端指摘不只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也是对鲁迅先生的不尊重。
孙伏园越想心越难平，本来编辑部就有要删减鲁迅的文章的先兆，而刘勉己的所作所为更证实了他心里的猜想。孙伏园预感在《晨报》已经待不下去了，于是在冲突爆发后，就愤而离开了《晨报》。
有人就有恩怨 ，有恩怨就有江湖。《晨报副刊》编辑部发生的事情看似只是孙伏园和刘勉己意见不合的个人恩怨，但当剥茧抽丝，两个“外人”逐渐浮出水面，事情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这两个“外人”就是：鲁迅和徐志摩。
鲁迅、胡适、徐志摩
一、《我的失恋》背后的故事
前文写了，孙伏园和刘勉己爆发冲突是因为孙伏园要在《晨报副刊》发表一篇鲁迅的新诗《我的失恋》，那《我的失恋》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为什么刘勉己不惜得罪孙伏园也要删除它？这里，我摘录一点，各位读者自行体会。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看明白了吧，这其实是一首打油诗，是鲁迅仿照东汉文学家张衡《四愁诗》的格式，从四个角度角度讲述“我”失恋过程的“歪诗”。全诗幽默诙谐，讽刺辛辣，而讽刺的主人公很可能就是徐志摩。
鲁迅是铁骨铮铮的文人，平时最看不得一些文人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而徐志摩在他看来就属于无病呻吟的文人范畴。鲁迅自己也承认作《我的失恋》一文就是“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野草>英文译本序》）。他讨厌失恋诗，所以“故意做一首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我和<语丝>的始终》）。
民国的刊物《语丝》
当时，徐志摩正苦苦追求林徽因无果，而在诗歌创作上却格外高产，一首首失恋诗被创作出来，在诗坛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徐志摩在文学上的天赋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对待婚姻的态度却是“不敢恭维”。徐志摩抛弃结发妻子张幼仪，追求有妇之夫陆小曼，念念不忘民国才女林徽因，给人以朝三暮四之感，想必鲁迅就是有感于徐志摩混乱的男女关系和对徐志摩失恋诗的不能认同才引发了一些“不恰当”的评论。
二、《晨报副刊》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
鲁迅口直心快，却没有想到事情后果的严重性。那为什么《晨报副刊》要偏向徐志摩而不是他鲁迅呢呢？一切还要从这份报纸的本身说起。
《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其前身为梁启超为首“研究系”掌控的机关报《晨钟报》。1921年《晨钟报》改版，增添了“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使《晨报副刊》开始向宣扬新文化运动倾斜。
《晨钟报》改版的初衷就是要做成一份对各种学术、思想包容的报纸。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除了《新青年》，就是《晨报副刊》，李大钊等人在此开辟专栏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成果。除此之外，鲁迅、周作人、冰心、郁达夫等人也经常在《晨报副刊》上撰写文章，抒发己见。一时百花齐放，《晨报副刊》成为交流新思想，反封建的“新文学”阵地，在社会各阶层具有广泛的读者。
民国的刊物《晨报副刊》
三、《晨报副刊》要删减鲁迅文章的原因之一
绕来绕去，鲁迅和徐志摩结怨到底绕不开《晨报副刊》这一份报纸，一份报纸能够牵动中国近代最顶尖的两个作家互相“口诛笔伐”实是民国文坛的一桩趣事，徐志摩究竟有什么样的能量能让鲁迅也“甘拜下风”呢？
前文说了，《晨报副刊》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掌控的刊物。而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晨报副刊》的大多数编辑也都和徐志摩沾亲带故，比如《晨报副刊》的负责人之一黄子美与徐志摩是世交，总编辑陈博生亦是徐志摩留学英国的朋友。鲁迅写了这样“诋毁”自家人徐志摩的诗那还了得？刘勉己拒绝发表也是在情理之中。
鲁迅的心直口快间接性地让好友孙伏园丢了工作，想必也是让鲁迅对《晨报副刊》以及相关人等难以留下好的印象，事实也证明，《我的失恋》一诗只是鲁迅和徐志摩的结下恩怨的开始，在不久后，他们还会爆发更“激烈”的冲突。
国士梁启超
四、鲁迅和徐志摩的恩怨爆发
1924年12月1日，也就是在《我的失恋》“事件”过后的两个月，由周作人、钱玄同和孙伏园创办的《雨丝》杂志上刊登了一首徐志摩翻译的法国诗，是来自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里的一首《死尸》。翻译这首诗，徐志摩打破传统，采用了他的音乐观来阐述诗的节奏。他说，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底质无一不是音乐做的，无一不是音乐。
徐志摩个人喜欢音乐本没有错，但他的音乐观充满了泛神论的色彩，且夸大了音乐的作用，立马又招致了鲁迅的“反感”和“针对”。当时，鲁迅是《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也作了一篇《“音乐”？》刊登在当期的《语丝》杂志上，对徐志摩的音乐观加以调侃，鲁迅在文章中说，能在生活中到处听到“绝妙的音乐”的人应该是神经出现了问题，产生了幻觉，将其“送进疯人院”也不足为奇。
而更加有意思的是，在《“音乐”？》这篇文章发表后仅仅过了一周，鲁迅立马又在《语丝》上发表了之前在《晨报副刊》上无法发表的《我的失恋》。鲁迅的意图也就很明显了，他就是和徐志摩一“杠”到底。
鲁迅《我的失恋》原诗
五、也许并不仅仅是删除文章这么简单
《晨报副刊》大肆删减鲁迅的文章，如果说只是鲁迅和徐志摩的个人恩怨就能这么干，可能还有些夸张。毕竟鲁迅是当时文坛大名鼎鼎的作家，报社能够约到鲁迅稿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小的报社求还求不得呢，更别说删了，用现在的话说，鲁迅那就是“点击率”的保证，那就是摇钱树的象征。别人巴结还来不及，怎么还往外推呢？
其实《晨报副刊》的编辑们之所以删减鲁迅的文章发表量，最主要的原因是《晨报副刊》作为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遗产”，他们不希望这个阵地落入旁人之手。报社用哪些人的稿件就像现在网络小说网站的推荐位，推哪些作者的作品是编辑说了算，别看鲁迅是“大神”级作家，编辑给你推，你才是大神，编辑不给你推，你啥也不是。
《晨报副刊》不想再给鲁迅推荐位了，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另一位“大神”作家，还是“自家人”，这个人就是徐志摩。
但《晨报副刊》删除鲁迅文章更深层的原因还是鲁迅的政治立场和梁启超及其“弟子”们是不合的。鲁迅作为“左翼”作家联盟前身“语丝社”一面旗帜，经常发表一些批评时局、针砭时弊的文章，让《晨报副刊》的编辑们嗅出了危险，为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们不得不开始删减鲁迅等人的文章。
徐志摩和陆小曼
六、徐志摩到《晨报副刊》工作
在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后，徐志摩的好友黄子美、陈博生就邀请徐志摩到《晨报副刊》工作。《晨报副刊》给出的待遇非常优厚，不需要他投入太多，每个月还有可观的收入。当时，徐志摩为追求陆小曼，每个月的开销很大，手头急需要资金，有“娘家人”的邀请，徐志摩何乐而不为呢？
《晨报副刊》还给了徐志摩自由裁量权，即每周的期数、文章的内容、容量都由他徐志摩说了算。《晨报副刊》在1925年由徐志摩接手后，即呈现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与之前鲜明对比的是，“不合时宜”的政论少了，而“抑郁感伤”的新诗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晨报副刊》已经背离了当时创刊的初衷，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并“沦落”为供“小资”阶级享受生活情趣的一种“娱乐”刊物。
徐志摩雕像
七、徐志摩的反击
徐志摩在接手《晨报副刊》后，对《晨报副刊》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开辟了《诗镌》专栏，吸纳了一大批如胡适、闻一多、陈源等知名诗人在此发表作品，进而促成了“新月诗派”的诞生。“新月诗派”也成为近代可以和鲁迅为首的“语丝社”相抗衡的文学社团，双方的人经常在报刊上发生“笔战”。
徐志摩在主持《晨报副刊》后，专门刊文《关于下面一束通讯告读者们》对鲁迅反唇相讥，他说：“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三两篇小说，以及《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
沉默不代表我不记仇，你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你鲁迅既然在《语丝》上讽刺我，今天我就在《晨报副刊》上依样画葫芦。
新月派诗人合影
八、后话
鲁迅和徐志摩的“骂战”始于1924年。1924年，徐志摩刚从剑桥学成归国，并在在国内崭露头角，而鲁迅已是文坛的一面旗帜，我们不清楚作为前辈的鲁迅为何会对一个后辈如此“打压”，但自古文人相轻的道理，作为现实主义巨匠的鲁迅和具有小资情调的徐志摩在一些文学观点和私人作风上显得格格不入在所难免，我们也可以归结于性格原因：“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吧！
但鲁迅和徐志摩明面上“骂”归“骂”，私下里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实际上徐志摩对鲁迅还是很尊敬的，他曾在给好友魏雷的信中极力推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他在信中说：“我们一个朋友新出了一本《小说史略》颇好，我也买一本送你。” 可见徐志摩还是把鲁迅当“朋友”的。而鲁迅则在听闻徐志摩不幸罹难后，特地从当日的报纸上剪下徐志摩飞机失事的报道以作纪念。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和徐志摩的文坛恩怨随着徐志摩的意外离世而烟消云散，但其他人和鲁迅的“骂战”还在继续，比如陈西滢骂鲁迅。当然，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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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鲁迅文集》、《中国近代报刊史》、《徐志摩与鲁迅的文坛恩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