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7日，在国际俱乐部的一次酒会结束后，周总理把大家留了下来，说还有一个问题要讲。
接着，周总理就板起了脸，严肃地批评了当时主管礼宾司工作的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周总理话说得很严厉：“礼宾司对交际工作不够重视，会见外宾不积极，接待不热情……外交是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舞台，你们却如此不用心，把外交部表现得如此小家子气，搞降低规格，低调迎接那一套……”
说到最后，周总理甚至对姬鹏飞说：交朋友怎么能舍不得花钱？以后如果你们礼宾司没钱请客了，就用我的工资！
听了周总理的话，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紧张。在场的贺龙和乔冠华连忙打圆场说：“我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嘛！”
周总理这么严肃地批评姬鹏飞，姬鹏飞也感到有点委屈。因为降低欢迎外宾的规格，并不是他一个人看法，当时主持外交部主要工作的张闻天同志就是这个政策的积极推行者。
1956年，张闻天在外交部号召“反对铺张浪费”，他认为，外交部的工作重点，应该在形势政策的研究上，以及各种基本业务、规章制度的建设上，而不应该在接见个别记者、中外人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尤其是在接待外宾时，不一定每次都要搞宏大场面，夹道欢迎，赠送大礼，搞得各单位、各地方都非常紧张，生怕哪里招待不周，结果往往搞过头。于是，张闻天当时在外交部积极推进礼宾改革，要求适当降低接待规格，向国际接轨。
张闻天同志的这个看法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有限，全国人们都在反对铺张浪费，力行勤俭节约，外交部自然也应该能省则省。
但是，周总理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他的观点也是很有道理的：帝国主义正在对我们实施封锁，我们在国际上的处境相对孤立，这个时候，我们要努力交朋友，让各国的朋友认识我们、了解我们。而招待朋友，就不能太小气，要让他们吃好喝好玩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不能因为省那一点“小钱”耽误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放弃了我们中国人一贯的热情待客之道。
据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何方同志回忆，张闻天同志在外部工作期间，对经常跑去飞机场和去看一些重要人士的礼节性工作时常感到不胜其烦。这一点早在延安时期就有表现了，比如当年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延安来采访，写了一本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里面有众多中央领导同志的照片，唯独没有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同志。建国后，每次大家合影的时候，张闻天也总是让别人站到前面，自己往后站。
1954年秋，张闻天担任驻苏联大使期间，恰逢英国在野的工党领袖艾德礼路过莫斯科，张闻天没有去机场迎送艾德礼，而是按照之前的计划去了列宁格勒，周总理为此来电批评了张闻天。张闻天则认为，自己外出是经过批准的，况且艾德礼是在野党的领袖，不是英国的执政人物，他到莫斯科又只是路过，按照惯例是不必，或者不应该去接送他的。
实际上，周总理和张闻天的做法和观点都不能说错，不同的外交家有不同的外交风格，不同的历史背景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张闻天也并不是反对热情接待，周总理当然也不是支持铺张浪费，一个优秀的外交家，通常是能够很好地在两种风格中找到平衡的。
除了这些小地方上的差别，在大的问题上，周总理和张闻天同志的配合还是非常默契的。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家，他们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也是比较接近的。
据胡乔木回忆，1958年周总理卸任外交部长，让陈毅元帅接替的时候，中央曾考虑过要不要把张闻天从外交部调走，周总理认为，张闻天同志搞外交很有一套，大政方针把握得很好，工作认真仔细，是留下来协助陈毅同志工作的不二人选。由此可见周总理对张闻天同志工作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