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2年底举行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对1935年下令将他和刘志丹等人逮捕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猛烈开火。其中，高岗列举的他们的一个重要罪名就是：他们曾反对陕北红军迎接中央。
高岗的这个发言，实际上把时任中央北方局委员、冀中区党委书记、冀中军区政委的程子华也牵扯到了其中。
事情是这样的：
在1935年的劳山战斗期间，陕北红军（红15军团）缴获一份敌人的文件，其中说，中央红军的主力已经北上，到了甘肃武山县西南一带。
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北上，大家都欣喜不已，前方的同志（徐海东、刘志丹、高岗、郭述申等人）立刻给当时主持西北工作的朱理治写了一封信，建议红15军团立刻派兵去欢迎中央红军，他们在信中还附上了那份缴获的文件。
几天之后，朱理治、郭洪涛、程子华等人做出决策，决定不去迎接中央红军。
在1942年的西北局高级会议上，高岗把这件事拿了出来，作为朱理治、郭洪涛的一大“罪状”。朱理治和郭洪涛对此当然不能同意，他们详述了事情的原委和他们的决策过程，但高岗全然没有理会。
时任红15军团政委的程子华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不去迎接中央红军的提议是他最先提出来的。
当时朱理治收到前方的来信和敌军的文件后，拿去给程子华看，征求程子华的意见。程子华看后说：
“这个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如果要来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15军团全部去；要是没有来的话，那就是去了别的地方，我们去欢迎就会扑空。15军团去关中，来回的路程就要一个多月，万一敌人趁此机会占领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我们向南打，调动西安的敌人向北增援，这样也可以起到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必离开永坪镇一带。”
朱理治觉得程子华说得有道理，他和后方的同志们开过会后，决定让程子华去前方一趟，转达后方同志们的意见。
当时程子华有病在身，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是躺在担架上赶到前方的。在向徐海东、刘志丹、高岗、郭述申等人传达了后方的意见后，前方和后方的意见达成了一致，都认为不必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冒然离开根据地，去迎接中央红军。
这件事决策过程清晰，依据充分，是非常合理的。当时他们都没有想到，几年之后，高岗会重新翻出此事，说是后方的同志不同意去迎接中央，还强迫前方的同志同意。
郭洪涛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高岗硬说朱理治同志和我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说“郭洪涛想当土皇帝”……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朱理治同志和我都赞成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同意程子华同志的建议，红15军团继续向南出击，调敌北移，以保卫陕北根据地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这一部署是正确的。
1955年3、4月间，在高岗事件结束后后，中央让彭德怀主持，在北京饭店召开了一次西北问题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程子华再次解释道：“那个决策是作战方针的问题，不是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说作战方针错误，我负责。因为是我提出来，前后方负责同志们同意的。”
最后，马明方同志在会议总结时做出结论：当时并不存在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而是如何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部署问题。
至此，1935年的这样一段公案也就算是告一段落了，程子华等人也终于卸下了一个背负多年的思想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