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7年，随着辉煌一时的唐王朝的分崩离析，中国历史进入藩镇割据的“ 五代十国 ”时期。吴越国地处我国东南，建都杭州（时称西府或西都），全盛时期共领十三州一军，即杭州、越州、湖州、温州、合州、明州、处州、衢州、婺州、睦州、秀州、苏州、福州及安国衣锦军，范围相当于今浙江全境、江苏南部以及福建北部和上海的部分地区。
由于吴越国历代统治者奉行“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和“善事中国”的治国方略，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贸易、兴佛重教，使得国家安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殷实，科技进步，文化昌盛，成为十国中的首善之治，史称“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五代 白玉龙形饰件 临安市文物馆藏
五代 白玉挂饰 临安市文物馆藏
杭州地区考古发掘雷峰塔地宫和康陵、水丘氏墓等几处墓葬遗址有玉器出土多件，以时代明确、特征明显而成为唐宋之交五代时期玉器断代之标准。1996年，浙江省临安玲珑山发现一座大型五代石室墓，该墓入葬于后晋天福四年十二月（公元940年），墓主马氏为五代时期吴越国二世王钱元瓘夫人恭穆王后，因此该墓被称为“康陵”。
五代 白玉透雕凤凰花片临安市文物馆藏
五代 白玉鸳鸯栉面临安市文物馆藏
根据发掘出土的墓志记述，康陵的墓主人为“吴越国恭穆王后马氏”即吴越国二世王钱元瓘的王后马氏。整座墓葬分为前、中、后三室，发掘出土的遗物包括有瓷器、竹器、铜器、铁器、银器、玉器等，其中玉器数量最多，出土及收缴共计逾70件（组）。该墓葬属于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葬之一，是浙江五代考古的重要发现，2001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代 白玉透雕半圆形挂饰（左）五代 白玉球形挂饰（右） 临安市文物馆藏
五代白玉牡丹花片（左）五代白玉鸳鸯饰件（右） 临安市文物馆藏
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的玉器，反映了钱氏王族用玉的情况，意义重大，打破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墓葬中不见玉器出土的沉闷局面，弥补了隋唐至清中国玉文化阶段的缺环。如水丘氏墓出土的玉栉面，和阗青白玉质料，布局形式上采用了对称式，以唐代常用的花鸟为主题构图，双面雕琢，在雕琢中采用了底子内凹的工艺手法以强化立体感，使花鸟更富神韵，更具观赏性。
唐 白玉刻花栉面 水丘氏墓出土临安市文物馆藏
吴越国玉器的器型、纹样创新也深远地影响着浙江玉器，如吴越国康陵的吉语白玉牌饰、雷峰塔地宫的玉童子和玉“开元通宝”钱等都是同类型玉器中较早的出土实物资料。
五代-吴越国 白玉善财童子 雷峰塔地宫出土
五代-吴越国 玉雕观音菩萨坐像雷峰塔地宫出土
五代-吴越国 白玉开元通宝雷峰塔地宫出土
吴越国钱氏家族对浙江的开发经营,为后世浙江玉器艺术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国东吴、东晋南朝时浙江都保持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而吴越国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与保持经济发展放在首位,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吴越境内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因而出现了“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的繁荣局面。因此到北宋时,有“东南诸郡,饶富繁盛”,“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之说。在通宝钱系列里，“开元通宝"玉钱的年代最早，比北京房山出土的“政和通宝”早了100多年，它是五代时期新产生的专门用来供奉的吉样钱形物。
南唐 投龙玉璧台州黄岩宋墓出土
此件玉璧共刻有49个铭文 ：“大唐皇帝昪，谨于东都内庭，修金箓道场。设醮谢土上仰玄泽，修斋事毕，谨以金龙玉璧投诣西山洞府。升元四年十月 日告闻”。单从字面解释，黄岩区博物馆馆长罗永华作这样的翻译：“大唐皇帝李昪，恭敬地在东都皇宫的宫禁以内，修了金箓道场。设醮感谢苍天所赐之大唐国土，抬头拜谢天帝的圣恩，按照斋醮科仪完成所有事项。谨以金龙和玉璧，投到西山的洞府之中。升元四年（公元 940年）十月的一天，向您祈告。”
南唐 玉哀册 南京江宁祖堂山南唐二陵出土
玉册，将玉片连缀成册，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直至南唐逐渐兴盛起来，成为当时祭祀及封禅的主要玉器。这件玉哀册是南唐二陵之一钦陵，就是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昇墓中出土的，片长16厘米，由于早年被盗，玉册已经损坏，残缺不全了。
五代时期玉作业创造的花卉、禽鸟等题材的各式镂空透雕工艺，是玉器进入社会生活的历史见证，其形态写实、肖形逼真、生动活泼、碾作精彩的艺术实践，开启了宋代玉器“形神兼备"艺术特色先河，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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