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会元
江浙金融财团曾经以自己的财力助蒋上台。但是，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并未将该财团礼为“座上宾”，而是对其采取有拉有打的策略驱使之、勒索之；而江浙金融财团1928年后也在对南京国民政府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中，做着既讨好、奉迎又时有反抗的挣扎。双方处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
壹
发声参政，寄希望予宋子文
民国银行家合影：前排宋汉章(左一)、张嘉璈(左二)、钱新之(右一)；后排陈光甫(右)、李铭(中)
在南京政府中，宋子文与江浙金融财团以及上海资本家的关系最密切也最融洽。蒋介石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宋子文与该财团的这种关系，交替采用软硬兼施、又拉又打的两手，达到了将财团驯服为附庸于自己的目的。但宋子文对待江浙金融财团的态度和手法既不同于蒋介石也不同于孔祥熙，他的态度较为温和，其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拉拢和协调的办法，利用江浙金融财团和上海资本家，以达到充裕南京国民政府财政的目的。
随着北伐军进入北京，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开始着手筹划建立预算财政，企图以此克服和摆脱北伐战争期间的财政混乱状况。为了在这些财政改革计划上取得江浙金融财团的支持，宋子文极力密切南京国民政府与江浙金融财团的关系。在政治方面，宋子文成立各种委员会吸收江浙金融财团的头面人物参加（如公债委员会中吸收银行家陈光甫、秦润卿、宋汉章等人参加；预算委员会中吸收了陈光甫等人；银行币制委员会中吸收银行家李铭、徐寄扇、宋汉章、贝祖诒等人）。有时还召集不同形式的会议与江浙金融财团的银行家们进行磋商。1928年6月底，宋子文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时就邀请了上海银行界和工商界关键人物，诸如张嘉傲、宋汉章、陈光甫、秦润卿、李铭、徐新六、虞洽卿、王晓籁等近70人参加。宋子文的做法使江浙金融财团的领袖们重新有了表达自己政治观点和经济主张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包括江浙金融财团银行家在内的上海“资本家们希望在南京政府中政治上有点发言权”的参政意识和掌权欲望。
1927年下半年后，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曾对江浙银行家一次次进行勒索和敲榨，上述宋子文的举动则表明，南京政府与江浙金融财团之间的关系在宋子文的手中已有所调整和修补。在全国经济会议上，宋子文向江浙金融财团和上海资本家摆出一副道歉的姿态。他首先对北伐战争期间采用极端手段筹集军费的做法表示歉意。他许愿，北伐已结束，未来时期财政部一定严加限制军费开支，将军费总额限制在年1.92亿元以内，将全国军队总人数压至50万人左右。在这里，宋子文向江浙金融财团送上一颗政府将不再滥筹军政费用的定心丸。
全国经济会议还通过“保护商人财产”的议案。规定“所有私人财产，如船舶、面粉厂、工厂、矿山等等，现在仍被政府当局所占据者，应一律立即归还，所有非法没收的财产也同样立即归还原主”。对此，江浙金融财团和上海工商业资本家们感激涕零。当然，资本家们并没有忘记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镇压工人运动、“整理”劳资关系，提出“政府必须制定对工会组织管制的劳工法，以防止滋事之徒利用工会组织挑起事端”，以限制工会活动和罢工。
1928年7月，南京全国财政会议通过全国经济会议关于编制全国预算和限制军费开支的方案。财政会议一结束，宋子文即赶赴北京，向正在那里开会的高级将领们转达经济会议、财政会议的决议。高级将领们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不予理睬。1928年8月7日至16日，在国民党中执委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宋子文将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的决议提交大会并再次呼吁限制军费开支。他说，北伐期间，为保证军需，曾在无预算情况下每天筹措160万元军费，为此，国家重要税收都已抵押净尽。唯要迅速压缩财政支出，采取“统一税收、统一预算的方案，否则中国不久就要面临崩溃”。
宋子文
宋子文的一系列所为，使江浙金融财团深受激励与鼓舞，再次燃起空前的政治热情。他们与宋子文遥相呼应警告政府：除非政府接受和贯彻全国经济会议的建议，否则，政府再也不要指望能从上海取得任何贷款了。
面对宋子文及支持宋子文的上海资本家，国民党五中全会表面上接受了“统一财政和实行编制一国家预算”的建议，并且在1928年8月16日组成了一个9人全国预算委员会。似乎编制国家预算有望、裁遣军队有望、压缩和控制军费有望、资本家银行家们减轻负担有望。1929年1月15日，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讨论军队的裁遣问题。会上再次提出并讨论编制预算、限制军费等问题。上海的资产阶级“要求南京政府必须裁遣军队和决定全国预算”。各地工商、金融界声援和请愿电报潮水般地流入南京。会议最终接受了宋子文及其支持者江浙金融财团、上海资本家的建议和要求，决定将全国军费总额限制在1.92亿元以内，全国军队总人数控制在71.5万人以内。但是，国民党五中全会也好，南京军队编遣会议也罢，通过的“决议”、“原则”统统都是骗人的把戏，“全国预算委员会”、“中央财政委员会”等机构在实权人物眼中形同虚设。南京军队编遣会议收场后，所通过的各种“决议”、“原则”或被束之高阁，或被封于尘中。将领们谁也不愿编遣自己的军队、压缩自己的军费，都抱着“有枪杆子就有一切”的信条，他们梦寐以求的只是如何去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1932年7月，在有汪精卫、何应钦、李济深、顾祝同、朱家骅（交通部长）、曾仲鸣（铁道部长）、刘瑞恒（禁烟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以及若干江浙金融财团银行家们参加的上海会议_匕宋子文在应允继续担任财政部长的同时，迎合江浙金融财团及上海资本家的心理，向他们承诺不再为内战而发行新公债，军费的筹措将主要通过提高税收和其他一些方法去解决。宋子文的态度使江浙金融财团及上海资本家们大为感动。
不难看到，宋子文与江浙金融财团及上海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有默契、共同的一面。宋子文有时也利用这种关系挑动或支持江浙金融财团及上海资本家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以便在“考虑和照顾江浙金融财团利益”的大旗下，达到巩固自己在南京政府中地位的目的。而江浙财团及上海资本家则将宋看成是自己真正的朋友和代言人。
谁也无法否认宋子文与江浙金融财团关系中有尔虞我诈、敲诈勒索，甚至双方为此“反目”的一面。但是，宋子文与江浙金融财团的总体关系中确实存在朋友关系的一面。
贰
欺软怕硬，两度力挺蒋介石
民国上海商界大佬
江浙金融财团被宋子文所感动，他们似乎已经忘记1927年“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和上海黑社会为了钱袋子而对自己的恐吓、敲诈、绑架、勒索，以投机的心态继续支持蒋介石及其独裁的南京国民政府。表现在：
第一，向蒋第二次退隐后的南京政府施加经济、财政压力。
蒋于1931年12月15日第二次辞职退隐后，以林森为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困难，“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走出这个死胡同”。当时，财政问题解决的好坏将是孙科等反蒋派成败的关键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孙科也像“四·一二”前后的蒋介石那样将解决财政困难的视野转向江浙金融财团及上海工商资本家。他向江浙金融财团及上海资本家们发出求助呼吁，派出他的财政部长黄汉梁进行游说，将摆脱财政困难的希望寄托在江浙金融机构大量投资购买政府公债上。但这些，都只是孙科的一厢情愿，倒向宋子文且支持蒋介石的江浙金融财团并不与孙科合作。
当时的一些新闻媒体写道：银行拒绝支持南京政府，“自民国政府在南京建立以来，这是第一次……银行界认真地企图对政府的日常经费进行勒扣，……如果把银行界对今天国民政府（即孙科政府）的态度与他们对先前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态度加以比较，难道是可以原谅的吗？”经过再三谈判与交涉，上海银行界才勉强同意每月向孙科贷款800万元；而在蒋介石退隐之前的几个月中，上海银行界却曾踊跃购买宋子文发行的4.16亿元（非票面价值）公债。面对如此反差，人们公开质问江浙金融财团说：“银行界的先生们究竟是为国家利益还是只为某一派别利益服务?”从而若明若暗地戳穿了江浙金融财团银行家以拒绝贷款或在贷款上作梗的办法抵制孙科政府的伎俩。孙科政府维持3个多星期便失败了，它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取得上海银行家和宋子文这样的重要人物的支持。”
第二，在蒋介石复出后，江浙金融财团支持南京政府“整理公债”。如果将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的情形与1927年秋的情形相比，人们就能发现，虽然斗转星移，但两段时期的历史却雷同得近乎于重演。1927年秋，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在下野前的春夏时节，他利用黑社会势力在上海对银行家们实行“恐怖”手段，兼用软硬两手，从江浙金融财团银行家和上海资本家那里每月敲诈近2000万元的款项以应军政所需。而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在南京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的孙科却没有蒋介石惯用的那种手法，他所能做的只是反复与上海银行界进行“交涉”，方法虽然“文明”，但上海银行家却只供给他远不敷用的800万元。
1931年12月，蒋介石再次下野，孙科又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再次上台。尽管孙科派财政部长黄汉梁一再与上海银行界协商，银行家们仍一味叫苦，不肯有力支持，每月只贷款500万元给孙科政府。孙科采取“停付公债本息”的做法对上海银行界施加压力后，也只迫使上海银行界对南京孙科政府的支持有微小的增加，即由500万元上升到800万元。
江浙金融财团和上海资本家敢于联合抵制孙科“停付公债本息6个月”的决定，但他们在蒋介石再次复出后，却失去了抵制孙科的那种勇气，老老实实地接受使自己损失惨重的由宋子文制定的公债本息偿付方案。宋子文的“方案”出台背景是，1932年“一·二八”后，“公债市场受到上海事件的影响而陷于瘫痪，致使国家的财政处于停滞状态。”同年2月18日，宋子文专程到上海与江浙金融财团代表人物讨论自己提出的整理公债的主张，即将政府公债“债券的利率减低和延长偿还期限。”江浙金融财团与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在所谓的“上海持票人会”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临场监督下，失去了“用来对付孙科的那种神通”，接受了“整理公债”的事实。“整理公债”后政府各种公债利率统一降至6%，再加上公债偿付日期的延展，使政府对公债本息的实际偿付数额比未“整理”前减少了一半之多。如，1932年应偿付本息的《国民二十年关税短期库券》，原来，按票面价值每百元应付息1.83元，在“整理公债”后，每百元实际却只付息0.94元。“整理公债”的受惠者是南京国民政府：第一，通过“整理公债”减少了近半数的政府偿债基金。“整理”后，每月只需从关税项下拨出800万元即可应付，这就大大减轻了南京政府的财政压力。第二，公债整理的实施使南京政府在1932年节约了8500万元至1亿元的公债偿付款项。这一数字相当于南京国民政府1932年度总收入6.83亿元的12.4%~14.6%。
可以讲，江浙金融财团接受宋子文“整理公债”的方案，实际上是在经济与财政上再次选择并支持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江浙金融财团和上海资本家之所以忍痛接受“整理公债”的计划，主要由三个原因所导致。首先，国难日益严重，尤其是“一·二八”后日本侵略者以咄咄逼人的态势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见尖锐。大敌当前，国家和政府面临实际的经济与财政困难。对此，江浙金融财团及上海资本家银行家们不可能视而不见，出于民族心而采取一些支持政府的行动，包括资金方面的支持。其次，江浙金融财团做为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其妥协、软弱的阶级属性。这种属性在该时期明显地表现为“欺软怕硬”，他们欺负软弱的孙科、惧怕掌握着黑社会势力的蒋介石。这就造成了一种现状，蒋介石软硬兼施，江浙金融财团却表现出一种服贴、恭顺及至支持的样子。第三，江浙金融财团抱有经济上损失从政治上得到补偿的投机心理，但这只能是一种幻想。1932年6月成立的全国财政委员会，由汪精卫、宋子文分任主席、副主席，实权掌握在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何应钦、孔祥熙等党政大员的手中，而做为江浙金融财团和工商界代表的张嘉璈、李铭、虞洽卿、钱永铭、吴鼎昌、胡云、谈荔孙、卢学溥等人实际处于无权的陪衬地位。江浙金融财团虽然承受了“整理公债”的经济损失，可他们并未从南京政府那里得到政治上的补偿。
从1927年秋至1931年底蒋介石两次下野中江浙金融财团的处境及其所为，我们看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并不真正代表江浙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对江浙金融财团的策略是予取予求、又拉又打、软硬兼施，一步步地将江浙金融财团拉上自己的战车，而江浙金融财团则对蒋抱有希望尤其是在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时更是如此，财团一次又一次地从财力上支持了蒋介石，但总是不得不一次次地吞下难以吞咽的“苦果”。
叁
屡遭打击，崩盘瓦解终默然
位于外滩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
蒋介石第二次复出后，并未热衷于报答江浙金融财团资本家在第二次下野期间为其复出的多方努力。相反，他却再次盯牢江浙金融财团和上海资本家的钱口袋，花样翻新地继续玩弄拉拢与敲诈的软硬两手。
宋子文出尔反尔，背弃了4年内不增发新公债的诺言。而且，他还给自己找了架下台阶的梯子，这架“梯子”就是银行钞票准备金征税。在1931年8月1日，南京政府公布过要对银行发钞准备金课征2.5%的税。这项新税方案公布后因为遭到上海江浙银行家的强烈反对而延期执行。1932年8月，宋子文重提加征此税，以此为筹码，要求上海及江浙金融家们做出选择：或是交纳银行发钞准备金税，或是继续支持并承购南京政府发行新债，二者必选其一。于是，1933年10月4日，宋子文背信，以财政部的名义决定发行总额为1亿元的关税库券。
在这次公债发行后不久，1933年10月29日，宋子文辞去了财政部长职务，他的继任者是孔祥熙。宋子文辞职后，江浙金融财团银行家和上海资本家的影响及地位急剧下降。宋子文辞职，标明蒋介石对江浙金融财团将采取更为强硬和严厉的措施，大体上，到1934年前后时，江浙金融财团再也无力对当时的社会及政局发生影响了。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严加控制直至取缔上海总商会。上海许多银行是上海总商会的重要成员，一来是为了从资本家那里取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二来为了控制金融财团和上海资本家，蒋介石在上台之初即逐渐收紧对上海总商会的控制。上海总商会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上海商界、金融界的自治组织，有相对独立性并不时地以自己特有的传统方式去影响和干预政治。蒋介石1927年4月16日曾经要求上海商业联合会速缴该会已认募的500万元军响。对此，上海资本家银行家及商人却提出了缴款前提条件，要求南京政府“迅将库券或债券条例颁布”，只有如此才能尽力尽速筹款缴款。这意味着，上海资本家、江浙金融财团银行家们认为政府只有在正式公布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和债券条例时才有了可靠的政府信用，他们才肯向南京政府解囊。这使蒋介石十分不悦。将临月底的4月29日，商业联合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分摊二五库卷，但认缴并不顺利。到5月5日，各业缴款仅190万元，与前已答应捐助军响500万元及后来允垫借款400万元总共900万元之数相差甚远。因此，南京政府控制的舆论工具声色俱厉地指责江浙金融财团持的是“落水救命”、“上水求财”的态度，质问江浙金融财团及上海资本家们是否“真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可见，南京政府与上海商业联合会之间早已存有嫌隙。
1927年4月26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强行接收上海总商会，一举结束了上海总商会在北洋统治时期的那种相对独立状态。
在上海总商会被上海市党部强行接管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它仍桀骜不驯，因而深为南京政府猜忌。1927年12月间，双方终于再次发生冲突。12月中间，各省总商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一方面是蒋介石、戴季陶、孔祥熙、张寿镛等国民党要员亲临，他们炫耀权势企图将会议导向自己划定的框子内；另一方面，江浙金融财团和上海资本家为主力的各省商会代表则在会上一味向南京政府要求参予国家政权，理由是，“派公债、征赋税，商人所负义务最重，如果商民不能过问捐税，则中饱无从剔除，征收胡能核实。”他们要求“全国税收除关锐、盐税担保内外公债外，其余捐税宜统交商会保管”。这种“要求”与蒋介石个人包揽一切、一党主宰天下的“独裁”水火不容。
上海总商会议事厅正门
1927-1930年，上海总商会为表明政治态度和反映本阶级的要求，向各级党部致电21件，约占同期各类函电总数的10%，除此之外，还有私人联络，也有集体请愿。如1928年，虞洽卿率10人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党提出8条政治要求。所有这些，都是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对包括江浙金融财团在内的上海总商会越来越采取强硬的压服手段。首先是阴谋策划、制造纠纷以瓦解上海总商会，然后将其改造成为附庸于南京政府的“上海市商会”。1929年3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陈德徵在国民党三大上提出主要是针对上海总商会的“在全国取消商会动议案”。1个月以后的1929年4月2日，在此人的唆使和操纵下，上海总商会内部两个受国民党上海党部操纵的救国会和商民协会在总商会内挑起争斗。他们砸毁会馆办公室和家俱，辱骂殴打总商会的工作人员，抢走总商会档案、财产等，并在社会上传播“上海总商会将发动罢市”的谣言。一时，上海总商会面临着黑云压顶的险恶形势。事件发生后，上海总商会强烈要求政府予以保护并严惩肇事者。4月25日，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也都致电南京政府声援上海总商会，而上海的国民党当局却一方面剥夺上海总商会的发言权，禁止报界登载总商会任何说明与澄清真相的声明。另一方面却准许救国会和商民协会发表指责上海总商会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声明。做为事件的结局，被停止活动的上海总商会，在事件的“调查”过程之中便被取缔了。取代它的是商会改组委员会。一年后，1930年6月21日，商会改组委员会正式成为上海市商会。在这个新商会中，原上海总商会的独立精髓已被抽空，上海这个新商会已成为政府控制的工具，它必须“遵守上海市党部的指导和训令，并且要受上海市行政当局的管辖”。在新的上海市商会内，原来的老商会成员被大量淘汰、除名，留下来的所占比重已不到三分之一。而新的商会成员则“必须信仰三民主义”，“凡对国民党进行中伤者皆不得为会员。”
南京国民政府就是这样击垮江浙金融财团及上海资本家的这一重要的组织依托，并进而对其各个击破、分而治之。
孔祥熙
与此同时，孔祥熙也将工商业的不满引向江浙银行家。在白银风潮的袭击下，工业减产、产品滞销、银根紧张、大批工厂商店歇业倒闭。上海工商业资本家吁请南京政府改善金融环境、发放工商贷款救济工商企业。但继宋子文之后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却极力将民族资本工商业资本家的视野引向上海银行家，仿佛工商业的窘境完全是民族资本银行业所造成，银行的保险柜应向工商业敝开任由工商业资本家去拿取资金，如不然，银行家便是破坏工商。孔祥熙的目的就是：政府袖手旁观，将工商资本家的不满引向银行，借此煽动工商资本家与银行家的矛盾，以此压迫银行并最后控制之。孔氏的具体办法是，对于风潮中工商资本家要求政府救济的呼吁，孔祥熙将自己打扮成局外人，以貌似公允的样子于1935年2月发表主张，他指出银行应担负起救济责任，建议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组成三行小组统一负责对工商业的贷款。这里，孔祥熙提及中央银行只不过是个点缀，其真正的意思是暗示工商界，救济工商是掌握在江浙金融财团手中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事。孔氏的做法可起到两种效应，一、佯装关心经济关心工商的伪善相；二、告诉工商资本家，提供“救济”不是政府的事，而是江浙金融财团银行家的事，从而将工商业的不满转向江浙及上海银行家，向他们施压。
1935年6月8日，孔祥熙宣布发行国库券2000万元，用于紧急救济工商业货款。实际呢？2000万元中仅划给中国国货银行一家的款项就达500万元。而中国国货银行并非工商企业，而是孔氏的家庭银行，孔祥熙本人担任董事长，宋子良任总经理。在该行60%的所谓商股中，孔家占有很大比例。以救济工商名义发行的“国库券”实际上被他个人拿去做为发财的资本了。
1935年3月间，孔祥熙请求中央政治委员会同意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关于这笔公债的用途，陈光甫等江浙金融财团的银行家们曾经天真地提出，将其作为发展商业、扶助经济的抵押贷款，以缓解经济困难、资金紧缺之急。江浙金融财团的代表人物没有想到，这笔数额庞大的公债没有投向工商，而是被南京国民政府用来加强中央银行及控制由江浙金融财团掌握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去。这笔公债变成了江浙金融财团及民族资本商业银行的绞索。
综上所述，1927年“四·一二”时，江浙金融财团曾经用金钱支持了蒋介石，支持了蒋的南京国民政府，他们因此而幻想着将自己发展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得到在南京政府中参政的回报，但是，在蒋介石对之采取又拉又打以打为主的策略下，江浙金融财团的目的最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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