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悦
日前，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以中方没有采取足够有力行动阻止芬太尼通过墨西哥流入美国为由，宣称将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10%的关税。美方这种说辞可谓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第一，罔顾事实。从中国禁毒强度与中美合作角度看，中国在禁毒问题上一贯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系全球第一个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的国家，列管芬太尼类物质品种达到25种,超过联合国规定管制的21种。对中国在禁毒合作方面的诚恳务实，美方也在多个场合表示认可。从危机进程看，芬太尼滥用加剧了美国国内毒品问题，但美国公共卫生数据显示致命过量服用已经有所缓解，美国边境查获的芬太尼数量在2024财年下降到21100磅，低于前一年创纪录的26700磅。另外，美国量刑委员会发现，2023财年芬太尼贩运定罪者中86%为美国公民。
第二，偷换概念。芬太尼前体以及被美国称之为“增效剂”的甲苯噻嗪只是普通杂环化合物，不仅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常规应用于医药、农药、染料及精细化工等领域，而且本身属于合法化学品供应链中的重要组成，不受国际禁毒公约管制或在任何国际公认的违禁品名单之列。况且，美国国内近些年来芬太尼致死率飙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地下作坊将多年前已横扫美国西部的黑焦油海洛因或占领东部地下毒品市场的粉末海洛因与芬太尼混合出售。因此，美方为掩盖自身监管失范、治理失灵而炒作芬太尼前体的境外输入，不过是欲加之罪、掩耳盗铃，也根本无助于化解本国危机。
第三，别有居心。将芬太尼问题打造成“外交工具”并使之全面“武器化”，逐渐成为美国反华政客的惯用操作。从2024年4月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发布报告污蔑“中国政府补贴芬太尼材料的制造和出口，并拒绝打击非法市场”之举可知，芬太尼“武器化”可能成为美国下届政府利用对华遏压实现“聚旗效应”的步骤之一。
事实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芬太尼滥用危机和芬太尼“武器化”在美国均非新生事物，而是其历史和现实共同浇灌的“恶果”。单就危机来说，令美国政府头疼的“芬太尼家族”不过是长期以来肆虐美国的阿片类药物的最新变体，从禁酒令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海洛因危机，再到21世纪初氢可酮、可待因等天然/半合成类药物泛滥，特别是全美热议的大麻合法化之争，都从不同程度浇灌、培育、助长了美国的“瘾根”。而日益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立场、泛滥于互联网的“丧文化”、将小剂量吸毒说成心灵释放的中产阶层自我迷醉、把服用精神活性类处方药同时视为有色人种“劣根性”与白人特权等矛盾认知，进一步针对美国社会不同阶层、代际、族裔开拓了庞大的精神活性物质依赖市场。在此基础上，以大型药企—保险公司—医疗及戒断治疗行业相互勾连、专业利益集团与药监局等政府执法部门互相背书为核心的利益链，加剧了芬太尼及类似物质滥用对美国社会的破坏。
另外，将芬太尼等毒品“武器化”也是美国实现对外干预、干扰竞争对手的惯用伎俩。阿富汗“金新月”毒品带的崛起、1980年玻利维亚的“可卡因政变”、1984年尼加拉瓜政变中“以毒养战”的反对派背后，或多或少都能见到美国身影。
歪曲事实，不顾中美禁毒合作的既有努力和成果，美方说法让人无法接受。为此被迫买单的首先是美国普通民众。芬太尼滥用不仅成为18至45岁美国人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直接威胁美国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因为大量波及美国妇女和青少年，导致新生儿戒断综合征人数激增、募兵人数严重不足等。对此，美国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草案不得不禁止军队将接受大麻检测作为入伍或服役的条件，该趋势无疑将给美国的未来发展和国家安全埋下潜在“雷区”。其次，以芬太尼问题为借口挥舞关税大棒不但可能引发国内物价上涨，还将大大加剧贸易战风险，削弱被加征关税国家与美国执法部门在禁毒领域共享情报和联合行动的积极性，破坏联合围剿跨国贩毒行为的国际合作网络。（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