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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加拿大一间养老院的一个六平方米的屋子内住着一位老人，老人已经中风，只能在狭小的房间里卧床不起。
同年9月，一则广播震惊世界，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与世长辞。
毛主席去世
巨星陨落，举世同悲，远在加拿大的老人也得知了这一巨变，当一位外国记者来采访他时，老人只淡淡说了十个字，字字戳心让人感慨不已。
这位老人就是张国焘，他和毛主席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他说的那十个字又是什么？
相识相似却不相知
提起张国焘这个名字，可能会略显陌生，但他与毛主席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两人相识于北京大学，当初为了办理赴法留学的相关事宜，毛主席借钱来到北京。
在恩师杨昌济的介绍下，他见到了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并在李大钊的安排下成为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对于李大钊先生的帮助，毛主席感念在心。这个小小的举动不仅缓解了他生活上的拮据，而且也让他学习到了更多的先进思想。
其间毛主席见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但因为职位太低，再加上语言不通，他并没有机会与这些人交流。
回忆起那段时间主席自嘲地说：“馆里要求登记读报人的姓名，但他们仿佛看不到我一样。”
这话听起来有些讽刺，谁能想到当初微如尘埃的图书管理员，会成为举世瞩目的革命家呢？
相比之下，当时张国焘境遇却要好很多。虽然与主席一样出身乡下，但家族兴旺，有房有地，张国焘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自然衣食无忧。
张国焘
就读于北大期间，受李大钊的影响，张国焘的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地丰盈，成功让他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
当时作为学生领袖的他拒绝了赴美学习的机会，碰巧毛主席同样放弃前往法国，选择留在国内。
两个拥有相似出身、相同信仰甚至共同经历的人，通过李大钊的介绍正式认识了彼此。
第一次见面时，毛主席主动和他握手：“你好，湖南毛润之。”
张国焘则只是点了下头，态度十分冷漠。
主席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总会略带惋惜地说：“他是瞧不上我这个种地的啊。”
毛主席
但毛润之当时并不在意，反而非常珍惜这位“同路人”，可后续他的所作所为却差点断送了我党的生命。
张国焘在学校一直担任李大钊同志的助手，中共一大召开时，他担任会议的主持工作，党内地位显而易见。但政治上的发迹让张国焘变得越发贪慕虚荣。
当时他带队来到陕西、四川一带，乡亲们听说红军来了，都想入伍为国效力。红四方面军人数扩充数倍，张国焘却把功劳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张国焘态度桀骜，党中央领导人看在眼里，但并未发作。
张国焘
可他却不知收敛，在转天的会议上，他公然反对我党北上的正确方针，要坚持南下。见无人响应，张国焘拍案而起，大怒之下终于露出了狼子野心。
他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妄想以武力夺得党中央的权利。计谋被识破后，他又带兵南下，另立中央，称自己为主席，并下令开除党中央的各位领导人。
为了保全他手下的红军力量，毛主席煞费苦心。既要批评错误，又不能过分激怒他，思来想去，决定先让他们攻打盘踞在蜀的川军。
这场小小的胜利让张国焘更加不可一世，他认为国民党不过如此。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当时也认为这是一支残余部队不足为虑，两人同时犯了轻敌的毛病。
蒋介石
在占领天全、芦山后，张国焘以“党团中央”的名义向毛主席发电，分裂之心昭然若揭。不过苦于他远在四川且人数众多，党中央只得选择韬光养晦以待来日。
报应来得就是如此之快，川军在百丈关实施反攻。作为雅安到成都的必经之路，百丈关地势开阔，毫无遮挡，人走在上面就是活靶子。
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百丈关附近村庄、瓦舍陷入一片火海。
敌人像蝗虫似地涌上来好像没有尽头，战士们都杀红了眼，身上的血一层还未凝固，另一层又喷了上来。
这场大战持续了7个昼夜，身心俱疲的红军本想原地休养数月，但百丈关的物产少得可怜，再加上凛冬将至，战士们吃穿都得不到保障。
百丈关遗址
这时张国焘才有所醒悟，他在心里问自己：“南下真的是绝路吗？”
最终他带着锐减了五万多人的军队回到了延安。
到达延安后，他的政治地位大不如前，但中央依然没有放弃他。张国焘早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碍于面子不敢承认。
毛主席隔三差五就找他谈话，帮他打消顾虑。终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张国焘痛哭流涕做出深刻检讨，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可转天却突然翻供，大闹会场。
毛主席曾感叹道：“我要怎样做才能感化这块石头哦。”
身份尴尬的“来归人”
王明
本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但王明的归来，让张国焘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两人首次交锋是在莫斯科，王明大闹中山大学后，开始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几次斗争中，他将矛头对准了张国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但此行他代表的是共产国际，张国焘吃罪不起。看着昔日宿敌混得风生水起，而自己却落魄至此，张国焘开始战战兢兢。
于是他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整日精神萎靡，生怕有一天自己这条命会栽到王明手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另谋他途。
1938年，张国焘作为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共同祭祀黄帝陵，这对于一心想离开延安的他来说是个绝妙的机会。
祭祀结束后，他对警卫张海说：“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去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
说完他却转身登上了国民党高级将领蒋鼎文的车，张国焘最终选择了叛逃。
投奔国民党之初，蒋介石对张国焘还算器重，谈及工作，他无心政治上的斗争，只当国民党的笔杆子，办个杂志宣扬国民党的思想，靠着这棵大树安稳度日。
蒋介石可不想养闲人，他放出这位“来归人”的消息，一时间办公室的门槛都快被前来要人的负责人们踩烂了。
蒋鼎文
见到大家主动与自己亲近，张国焘倍感荣耀。正当他沾沾自喜时，蒋介石指着身旁的戴笠说：“我想请张先生给他帮帮忙。”
这下张国焘懵了，他从未想过与戴笠产生交集。
事已至此，不好驳了蒋介石的面子，于是这位心高气傲的“香饽饽”摇身一变成了戴笠麾下的特务。
开始戴笠如蒋介石一样，对张国焘很客气，不仅好吃好喝地供着，而且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住所。
但特务们觉得张国焘是共产党里的大官，自然知道很多秘密，便开始用审犯人的口吻对待他。
戴笠
张国焘想既来之则安之，于是对所有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那段时间他就像一颗被扔进榨油机里的花生，不停地被榨取情报，即便说无可说，但特务们依然穷追不舍。
眼前的情况让张国焘感到害怕，出于逃避他再次提出创办刊物的想法。
蒋介石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跟他说：“我要成立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以下简称特研室），想让张先生坐镇指挥，当然军衔也会升一升，中将怎么样？”
要知道中将在当时的军统是很高的职位，高到能与戴笠平起平坐，高到特务们将他视为眼中钉。
这正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荣所众羡，亦引众怨。除了高职位，戴笠也有意无意用“共产党里坐第三把交椅的人”来吹捧他。
戴笠
不仅带他认识更多的国民党将领，开会时也会安排他坐在主位两边。但当张国焘想主动结交时，这群人却刻意回避，毕竟蒋校长告诫他们：只能要他的，不能让他多了解我们的。
所以他的特研室也被放到了离办公区较远的位置，身边的警卫员也时刻观察着他的举动，探查着他的思想。张国焘不是没有感觉，只是他在想也许做出成绩就好了。
于是他开办了军统特训班，学员不仅要通过考核，而且还要得到张国焘首肯。更令特务们瞠目结舌的是戴笠亲自担任特训班的班主任，这样郑重实属首次。
上课时老师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学员们在下面如坐针毡，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内容太无聊了，狠辣的特务们更想知道如何真刀真枪地消灭共产党。
张国焘
特训班因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勉强撑到第二期结束就停办了。张国焘不甘心，于是又从其他方向开始“努力”。
他计划在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建立策反站，将特务渗透进去。戴笠一听马上着手准备，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几个月后，不仅一个被策反的都没带回来，派出去的人里面还有好几个杳无音讯的，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接二连三的失败让戴笠对张国焘彻底失望，态度也不似以往，轻则当面讽刺，重则严厉训斥，搞得张国焘十分狼狈。
戴笠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在见风使舵的国民党，一个人失势就代表所有人都可以欺负他。
一天，国民党弄来几辆外国车，军统局第七处处长沈醉正想试一试，值班员跑过来说：“报告，张主任要车。”
沈醉随口一问：“哪个张主任啊？”
值班员说：“张国焘主任。”
沈醉眼睛一转，指着一辆三轮车说：“把这个给他。”
说完便与身边人哈哈大笑，碰巧天公不作美，张国焘正巧被突如其来的降水淋得像只落汤鸡。
等看到院子里停的小汽车，他气不打一处来，揪住负责人的领子大喊道：“有车为什么不给我派？”
沈醉
沈醉在一旁悠悠说：“不怪他，车是我派的。”
沈醉虽然年轻，但却是个老资历，已经失宠的张国焘惹不起。
见张国焘瞪着自己不敢言语，沈醉继续挖苦道：“张主席，摆正你的位置，这里可不是延安！”
张国焘听完这话，眼圈泛红，眼泪差点掉下来。虽然投奔国民党后他在反共上很卖力，但国民党根本不承认他是自己人，反而像防贼一样防着他。
流落海外晚景凄凉
1949年的大年初三，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蒋介石在大陆败局已定。起初他们并不想带着毫无价值的张国焘前往台湾，甚至强烈“劝”他留下。
蒋介石
可此时的张国焘又能去哪里呢？只能觍着脸跟着走，但国民党不仅对他的生活不闻不问，而且还用各种下作手段逼他离开。张国焘走投无路，拖家带口去了香港。
彼时大陆发展正好，张国焘动了回去的心思，他先后给党中央写过两封信。念及他曾经的贡献，中央表示只要他能作深刻检讨，大家是欢迎他回来的。
但是，张国焘却放弃了，他带着家人前往加拿大与长子一起生活。在他中风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张国焘住进了一家条件简陋但有补助的公办养老院。
直到《伦敦日报》的记者找到他，询问他对毛主席的逝去有何看法时？他只淡淡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毛主席逝世
同时，眼神中有说不清的遗憾和怅然。
对于张国焘的一生，很难用对与错来评判。他曾在国破家亡之时挺身而出，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亲手给党制造了毁灭性的打击。或许真像他墓碑上那副对联所说“非凭成败论英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