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董其武,一个以威严和智慧著称的军事将领,面对自己部下的顶撞时,竟然做出了让人意外的决定——本打算就此放过。

这一决策却在杨成武面前引发了剧烈反应。作为一位资深的指挥官,杨成武为何如此气愤,直言“不追究简直不可理喻”?

难道在他看来,这种局面背后隐藏着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情理之争,还是军纪上的底线触碰?董其武的宽容是否会成为他在管理上一个致命的漏洞,还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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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军事冲突,更揭示出军队内部那些不为人知的复杂与权力博弈。背后的真相,等你来揭开。

1949年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39名国民党军政各界代表通电全国,宣布绥远起义。

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绥远方式“,用来解决绥远问题。

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指暂时保留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他原封不动或者是大致上不动,尽量争取这部分军队中绝大多数在政治上站在我们这一方面,或者保持中立,然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这部分军队为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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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董其武

就在北平和平起义后不久,董其武便派人来北平找傅作义,协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

1949年3月25日,傅作义一方代表与华北中央局代表共同拟定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

尽管绥远起义整体上按照平稳有序的步骤推进着,但在当时除了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暗地里四下活动,破坏和谈外,绥远国民党军将领中,也有不少人对起义想不通,甚至截留我方致董其武将军的信件,还有谣言称傅作义虽然明面上宣布起义,但是暗地里早已经跑到了广州,绥远人心惶惶,局势大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1949年8月底,傅作义启程前往绥远,无疑对打破谣言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傅作义积极劝说下,原本还想不通的孙兰峰于9月19日凌晨3时在起义通电上签字。

毛主席在北平收到消息后十分高兴,特别批准:邀请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周(北峰)五人参加政协。

考虑到绥远刚刚起义,整体的善后工作仍需要董其武,因此董其武只能请假,最终出席新政协的名单上只有四个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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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阎又文代表国民党部队签署《绥远和平协议》

当傅作义一行乘铁甲列车离开时,董其武率30余名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的党政军要员来火车站送行,董其武看着远去的列车,心中不由得松了口气,绥远起义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也是最成功的一件事,到此时总算是成功完成了……

毛主席:董其武吃了不少苦

尽管董其武没有出席新政协会议,但毛主席仍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在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有功的起义人员,当着程潜、陈明仁的面对傅作义说:

“程潜先生、陈明仁将军在起义时把部队搞散了。你看傅宜生(傅作义字宜生)、董其武,完整起义。傅宜生一开始就对董其武说,要完整起义。为此,董其武吃了不少苦。”

程潜也在一旁拱手笑道:

“我怎么能比傅宜生。我们是朋友班子,人家是兄弟班子,董其武、孙兰峰与傅宜生亲如手足啊!”

听到毛主席表扬,傅作义很谦逊:

“一是毛主席‘绥远方式’的宽厚所致,二是董其武伸张正义,顾全大局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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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9年9月,董其武在绥远起义通电上签字

1950年1月1日,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在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九兵团等部,正式改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4师,归华北军区建制,由绥远军区指挥。一直到当年12月,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4师正式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归华北军区节制,董其武任兵团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