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贵是一名红军战士，1915年出生于四川营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村里的孩子很少有机会识字，更别提学习什么技能了。生活的重压让他过早地失去了天真，面对贫困，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怀揣着一份朴素的愿望：找到一条出路，改变命运的轨迹。
1933年红九军在营山扩红，发动当地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红军的到来给村庄带来了一丝希望，他们承诺帮助穷人翻身。年仅18岁的刘思贵正值壮年，听说红军不但能解决温饱，还能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
起初的军旅生活对刘思贵来说充满新奇也充斥艰辛，他和其他新兵一样需要迅速适应严酷的训练以及战斗的残酷。在一次次的战斗中他渐渐成长为一个沉着冷静的战士，1935年他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征，翻越雪山、穿越草地的过程中经常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追击。
许多人倒在了长征路上，而刘思贵却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他不再是那个懵懂的乡村青年，而是一名坚毅的红军卫生员，负责为战友包扎伤口，挽救生命。1936年长征胜利结束后刘思贵被分配到西路军，成为这支特殊部队的一员，西路军肩负着战略任务，前往河西走廊开辟根据地。
开拓征程充满了艰难险阻，他跟随部队一路血战，在河西走廊的旷野上他们不断与强敌交锋。梨园口一战尤为惨烈，刘思贵所在的部队伤亡惨重，队伍被打散。他与两名战友在康隆寺附近的山上藏匿了三天三夜，最终他们未能躲过敌军的搜山行动。
三人被俘后其他两名战友在与敌人的对抗中壮烈牺牲，刘思贵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内心充满悲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其中一名战友嘱咐他要活下去，为革命保存希望，刘思贵强忍悲愤默默发誓，总有一天会为牺牲的战友复仇。
1937年的冬天刘思贵与200余名战俘被押送到西宁，这段漫长的死亡之路上北风呼啸，冰天雪地，俘虏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吃着稀薄的清汤，不少人因寒冷和饥饿倒下再也没能站起来。途中敌人残忍地杀害了20多名走不动路的俘虏，尸体沿途散落。
走着的每一步都像是在与死亡赛跑，他目睹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却无力相救。到了夜晚他们被圈在一个破旧的庄廓里，挤作一团取暖。但即便如此每夜仍有数人冻死，成为这段旅途中的孤魂。
一天夜里队伍在一片淘金沙地停留过夜，俘虏们被赶入挖金人遗留的沙坑中休息，敌人以为寒冷会让这些疲惫的俘虏们毫无斗志。刘思贵意识到这是一个逃生的机会，他趁着敌人松懈悄悄爬出沙坑，朝茫茫的大山深处逃去。
为了不被发现他连夜奔跑，直到体力耗尽，藏身于山中的一个洞穴中。虽然寒冷与饥饿让他几近绝望，但他清楚，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逃亡中刘思贵意外来到一个金掌柜的淘金场，他隐瞒身份，装成哑巴，靠做苦力换取口粮。
他心里明白，一旦说话浓重的四川口音会立刻暴露他是红军俘虏的身份。淘金场的日子极为辛苦，他每天扛沙、筛金，几乎从早到晚没有休息的时间。三年的沙娃生活并没有让他放弃生的希望，他默默忍受，用劳动掩盖内心的痛楚。
1940年刘思贵离开了淘金场，开始流浪草原，他被善良的牧民角尼一家收留，牧民的朴实和慷慨为他带来了一丝慰藉。角尼给了他一件破皮袄和一双旧靴子，让他帮忙放羊，刘思贵依旧保持哑巴的身份，以免给收留他的人带来危险。
三年的放牧生活他逐渐适应了草原的节奏，但对故乡和战友的思念却从未减少。1943年马步芳加强了对红军残部的搜捕，角尼一家已无力再保护刘思贵。为了他的安全，他们将他送到了百经寺，寺中的僧人收留了这个沉默寡言的流浪者，并为他起了一个藏族名字“龙日克”。
刘思贵从此成为一名寺院的塔娃，承担所有的苦力工作，他在这里学会了做饭，并凭借厨艺赢得了僧人们的信任。在寺院的岁月里他积攒下几头牦牛，这是他多年漂泊生活中最宝贵的财产。
1949年祁连解放的消息传来，刘思贵终于结束了长达12年的漂泊生活。他流着热泪前往解放军驻地诉说自己的经历，可因多年未说汉语，他的表达变得生疏，甚至夹杂着藏语，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尽管如此他依旧渴望为新社会贡献力量。
他主动学习党的政策，开始向贫苦牧民宣传革命理念，并逐渐融入新的社会生活。1957年刘思贵用积攒的工钱买了一顶帐房和五头牦牛在阿力克草原上安家，他与藏族姑娘叶尔丽结婚，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家庭生活。
195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从此他投身于草原的建设事业，无论是在牧业合作社还是剿匪行动中，他始终以身作则，为当地百姓树立了榜样。
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刘思贵先后担任多个党支部书记职务，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不脱离劳动。他多次被评为省、州、县的模范干部，获得了广泛的尊敬与认可。即便在1981年退休后他仍然闲不住，主动帮助公社照看文化室和水井，用行动表达他对革命的忠诚。
刘思贵的经历是西路军精神的真实写照，从红军新兵到被俘战士，从草原漂泊到解放后的基层干部，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他始终保持对革命理想的忠诚与执着，他用生命的坚持和实际行动为后人书写了一部信仰与奋斗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