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一个清晨，山东滕县的史村大队还笼罩在晨雾中。村头的喇叭响起：“各生产队的社员注意了，今天继续割麦，四点钟到地里集合！”
话音未落，住在村东头的薛大叔已经跳下炕，三口两口喝下早饭：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高粱米粥。他拍拍肚子：“这稀粥下肚，力气是差点，可没办法，忙时省着吃，晚上再炖干的！”这碗稀粥，是那个年代许多人早晨的写照。
可是，薛大叔这样的人却总被称作“大饭量”，村里人常笑谈：“薛大叔两大碗粥下肚，才算够打底。”到底六七十年代的人饭量真的这么大吗？或许，这一话题可以从粮票、劳作和饮食习惯入手，找到答案。
粮票背后的“饭桌故事”
那时候，饭桌上的主角是谁？高粱米、小米、地瓜面，外加少量的小麦面粉。饭桌上的配角又是谁？腌咸菜、酸菜汤，有时再来点豆腐乳、芝麻盐，这就算得上一顿好饭了。粮食供应靠票证，家庭人口多的，粮票发得多，但分到每个人手里的并不多。
粮票不仅限于粮食。柴米油盐酱醋茶，几乎每一样都靠票。甚至连火车上吃顿饭，也要掏出粮票。“坐火车得带粮票，不然饿肚子。”一位村里的老人说起年轻时出远门，提到过为了攒粮票，家里连吃三天稀饭。
而每个月固定的粮票数，也决定了饮食节奏的安排。“闲时吃稀，忙时吃干”便是这个节奏的体现。比如麦收时节，家里的地瓜面和麦麸会提前晒干、磨粉，做成麦饭、窝头，为忙碌的收割做好准备。而农闲时，许多人早晚稀饭，中午干饭，就为了省下口粮。
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饭量和劳动量几乎是成正比的。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劳作，可以用“肩挑手提”来形容：没有拖拉机，全靠人力畜力；没有化肥，全靠有机肥。比如滕县的后韩村，每到农忙时节，男人们天不亮就到地里干活，女人们在家照顾孩子还得下地帮工。
粮票虽然严格限制了粮食消费，但劳动强度并不因饥饿感而减少。人们的饭量在这种环境下被迫增加。滕县的农业生产以粗粮为主，小麦、玉米、高粱等是主要作物。根据调查，秋粮产量占到了全年粮食的六成以上。而秋粮的种类大多是粗粮，比如高粱、玉米。
这些粮食含有较多的纤维素，饱腹感虽强，但提供的能量有限，因此劳动者需要更大量的进食。此外，许多人提到，那时候饭量大还有一个原因：粗粮不容易消化，饥饿感来得快，干起活来又得吃得多。
那些年，地瓜面和高粱米制成的窝头常常一蒸就是一大锅，干起活来，几口下去就觉得浑身有劲。
"吃稀"与"吃干"的平衡
说到“闲时吃稀忙时吃干”，这可不仅仅是一句俗语。它是那个年代家庭管理的智慧结晶。以滕县为例，农闲时，史村大队的妇女们会利用冬闲织布纺纱，同时家里锅灶也忙个不停：早晚一锅稀饭，配上一点腌菜。
有人笑称：“那时候稀粥稀到能当镜子。”而忙时，比如麦收季节，则是窝头和干饭的主场。这个习惯背后，是农村家庭对粮食的“精打细算”。比如稀饭，用的粮食少但能管饱，适合低劳动强度的日子。而干饭，比如杂粮饭、窝头，虽然费粮，却是高强度劳动者的必需品。
当年滕县的夏粮种植面积比秋粮小得多，小麦亩产量远低于地瓜和玉米。这让夏粮成为家庭粮库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分。为了节省，有的家庭甚至会将小麦磨成面粉后掺入地瓜粉做成“杂粮馒头”。吃起来虽然不香，但干起活来却耐饥。
其实，那些被称为“大饭量”的人，多数时候并非真的吃得多，而是吃得重复。比如滕县的吕坡村，种地最多的是地瓜和玉米。这些作物简单加工后，可以用来蒸窝头、煮稀饭、做干粮。每天三顿饭中，地瓜可能会以不同形式出现三次。
这种重复让人觉得“吃得多”，但实际上摄入的营养并不全面。不仅如此，粮食并非总是唾手可得。受自然条件和政策变化影响，粮食的年产量并不稳定。比如“文革”初期，由于耕种时间延后，再加上政治运动影响，滕县粮食产量一度下降。
而到了“文革”后期，随着农田水利建设的恢复，粮食产量逐步增加，农村的饭量才逐渐稳定下来。滕县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也对粮食生产和消费产生了影响。在六七十年代，农业机械化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村子以人力和畜力为主。
直到70年代中期，大型农用机械才逐渐普及，比如脱粒机、柴油机等。机械化的推进减少了部分劳动强度，但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三顿饭依旧是精力的主要来源。
饭量大，是传言还是事实？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六七十年代的人饭量真的大吗？答案可能因人而异。对繁重体力劳动者而言，那时候的饭量大多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非享受生活。薛大叔的两碗粥下肚，配上一天的劳作，正是那个年代的缩影。
而对于每个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农家来说，这种节奏的背后，是一代人对土地和生活的朴素敬畏。所以，饭量大是事实，但背后不是单纯的“能吃”，而是劳作与资源分配之间的无奈平衡。这一切，正如那一碗高粱粥，虽稀，却满是岁月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