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必须走出一条独属于自己的道路，外交工作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国家事务也是备受各位领导人的关注，如果在外交上能够协调好和世界各个国家的关系，那么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将会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能力超群的掌舵人可以让很多工作事半功倍。基于这样的客观条件，周总理便以总理身份兼任第一位外交部长并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而我国第二位外交部长则是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同志，虽然在此之前他从没有接触过外交工作，但靠着对于一腔热忱同样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只不过任何人的工作都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在陈毅的外交生涯当中，他便曾经在一次关键场合因为失言而受到了总理严厉的批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群众虽然摆脱了近代以来多半社会的屈辱，但世界环境总体对我们来说并不算友好，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怀有一种极为敌视的态度。西方列强之所以如此敌视我们的新政权，一方面是因为彼此的意识形态不同所产生的一种天然的对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抗战胜利之后美国方面公开扶植倒行逆施的蒋介石企图将中国变为其廉价原料的取得地和商品的倾销场所，哪知国共内战的结果是我们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所以说新中国的成立也意味着美国的这一企图宣告破产，利益受损的美国人自然对我们怀有难以消除的敌意。
面对这样的形势，毛主席等领导人果断确定了我们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所谓的一边倒是指我们要在国际上积极向苏联等和我们具有同样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国家所靠拢，借助大家团结的力量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所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我们还高展现自身的善意和热情从而赢得一些中立国家的支持，无论从当时还是现在来看，这样的外交方阵都是最为符合中国国情和利益的。
只不过外交大方针虽然定下来，但这些还是要在实际工作当中得到落实，特别是在一些具体和细致的工作当中更是要做到一丝不苟，这样一来一个为人稳健而且能力出众的外交部长就显得至关重要。只不过环顾我党上下，虽然人才众多，但由于我们刚刚从战火中拼杀出来，所以多数人的能力通常是以军事而见长，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负责国务院全面工作的周恩来挑起了外交工作的重担，兼任成为了我国第一任的外交部长。
作为我党最为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周总理不仅有着青年时期留洋学习的经历，其为人更是极为稳妥和细致，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能够做到以礼相待和不卑不亢，很为难得的是极具政治智慧的他在外交场合面对一些不怀好意的刁难的时候，他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机智巧妙应对，让这种挑衅无功而返。在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期间，他代表我国出席了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诸多世界性的会议，用其出众的仪态和掷地有声的演讲塑造了新中国的良好形象，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直到今天都是我国所处理外事工作的原则和标准。
但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建国初期，许多工作都需要周总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便负责着极为庞杂的事务，从政务、党务、军务再到政协等工作，无不需要周总理的亲力亲为。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精力始终是有限的，如果周总理的肩上担负着如此繁重而琐碎的工作，不仅会给其身体上带来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降低其工作的效率，随着外交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为周总理寻觅一位外交部长的“接班人”便提上了日程，而包括毛主席在内的领导人很快便锁定了一位“最佳人选”，他便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元帅。
可以说这个选择蕴含了毛主席等领导人们的深思熟虑，陈毅同志虽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军队工作，没有过外交方面的工作经验，但和其他戎马一生的将帅相比，陈毅的身上又有着自己独特的闪光点。首先是陈毅同志在工作上具有着眼全局的大局观，在淮海战役时期，出于军事上的考虑，领导人决定要当时资历尚浅的粟裕负责华野的军事指挥，要知道在名义上当时陈毅还是华野的司令员，从个人情绪来讲这难免会使得陈毅这样一个老同志有想法。
然而在接到命令之后，陈毅不仅没有任何的不悦之色，还主动担负起来了中野和华野两大野战军之间的“桥梁”角色，他知道两大野战军之间的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次战役的成败，所以他利用自己的威信和人脉在对两军之间进行充分的协调，虽然在很多人看来粟裕是淮海战役我军当中的“首功之臣”，但陈毅在幕后所做的为了全局的协调性工作同样不容忽视。外交工作恰恰就是一个需要大局观和协调性的工作，因为在两个国家关系的背后往往还牵涉着地区乃至于世界的利益，如果无法以全局的思维考虑问题，很容易给未来的国际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再者陈毅的情商和口才有助于其在外交场合博得好感。虽然从南昌起义开始陈毅便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但精通文墨的他一直有着写诗爱好，在多年的南征北战当中，无论战事如何紧迫，他总会抽出时间来进行诗词创作，例如他曾经在南方游击队最为艰难的时刻创作出了著名的“梅岭三章”，其大气磅礴和乐观主义精神也影响了无数的战士和群众，和他大气磅礴的文风一样，陈毅在为人性格方面也是开朗外向坦率热忱，这样的性格显然容易在短时间拉进我国和别国的关系。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和其他将领相比，陈毅有着宝贵的主政一方的经验。在渡江战役之后不久陈毅的军队接管了上海市的行政和防务，随即陈毅也以军人的身份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任上海市长，彼时的上海处在敌人经济战的阴影当中，而作为市长的陈毅以非凡的决心和智慧破坏了敌人的阴谋，带领全市军民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成为了军事指挥员转型成为主政一方的典范。在此期间陈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有着较为深刻的心得和体会，这显然能有助于他在外交方面的工作。
在确定了人选之后，1954年的一天毛主席在接见陈毅同志的时候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他。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陈毅在惊讶之余向主席表示了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胜任外交部长一职，不过主席向陈毅表示了组织对他信任的同时，也同他说明了不会马上将这一重担全都交予陈毅，而是要先让他作为副手在周总理身边逐渐了解外交工作，等到时机成熟后再委任他为外交部长挑起重担，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让陈毅逐步熟悉工作，还避免了交棒的操之过急，看到领导人们做出来这样的的安排，陈毅也答应了这一要求并表示了一定会妥善完成好未来的外交工作。
不久之后陈毅就进入国务院开始接触外交事务，在做外交工作的初期，陈毅时常要随同周总理接见外宾以及出访外国，起初在面对一些高鼻深目的外国人的时候，陈毅总有一种别扭和不习惯，但是随着周总理的从旁指点以及同外宾接触的深入，陈毅逐渐和对方变得熟悉，靠着自己的开朗热情，陈毅也在外交事务当中结识了一批国际友人，这也对他的外事工作大有裨益。
随着陈毅在外事工作方面的愈发得心应手，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决定让他成为外交方面真正独当一面的大将。1958年2月11日这天，陈毅同志正式就任新中国的第二任外交部长。由于有着之前数年的经验积累，所以当陈毅作为外交部长出席各种场合以及面对一些外事问题的时候丝毫不会感到生疏，而且由于其博闻广记且又有着上佳的口才，在诸多场合总能够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虽然这种风格和前任周总理有所不同，但还是赢得了不少国家政要以及外交人员的好评。在一次和邻国缅甸友人的会谈当中，陈毅便即兴发挥赋诗一首《致缅甸友人》：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简明而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和缅甸之间唇齿相依一衣带水的关系，这在国内外也传为了美谈，陈毅元帅的外交能力也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不过在陈毅的外交生涯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失误，而他也因为这次的失误受到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1965年我国应邀出席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第二届亚非国家会议，由于当时我国需要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支持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所以领导人们对这一次的会议有着极为重视的态度，派出了周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作为本国代表参会，如果能在这次会议当中团结到时候更多的亚非国家，新中国距离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便更进一步。
由于中国和阿尔及利亚相距较远，所以周总理等一行人乘坐飞机来到非洲大陆，而就在他们奔赴与会地的途中，阿尔及利亚国际发生了意外。从帝国主义扩张的时代开始，地处欧洲和非洲边缘地带的阿尔及利亚就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虽然经过了本国人民的努力，阿尔及利亚得以脱离法国成功独立，但殖民者多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这个国家的独立而得以完全清除，一些受到西方国家操控的势力仍旧在蠢蠢欲动，这一次的意外便是在旧时代殖民势力所指示下的一场政变。
在得知政变的消息时候，周总理当即决定一行人停止前进，在另一个北非国家埃及的首都开罗停留，数日后周总理派外交部长陈毅先行前往阿尔及利亚对情况进行调查，随后再决定是否按原计划参会。来到阿尔及利亚的陈毅看到这里原本安定的局面被政变搞得支离破碎，军人时代的热血涌起，他对诸多国外官员和记者说道，这个会议绝对要办，而且还要办好！本来陈毅的想法是要以掷地有声的口气镇住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但问题在于此时陈毅的身份是新中国的外交部长，说出这番话极容易授人以柄，甚至被别有用心地歪曲成“新中国意欲干涉他国内政”。
而陈毅本人在说出那番话之后也感到了深深的悔意，回国之后周总理更是一反常态，用极为严厉的口气批评了陈毅，尽管言辞激烈但陈毅还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领导的批评。
这件事情也给陈毅以及广大外交人员一个极大的警示，当一个人选择了外交作为自己的事业，其一言一行更多则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这个时候做到“谨言慎行”才是对于国家声誉和利益的最佳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