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来说，领土问题从来都是不容商量的，因为这在本质上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尊严的。
新中国自建国以来虽然一直秉承着和平外交的宗旨，和其他国家保持一种亲和友善的关系，然而他国一旦触及我们在领土和利益方面的底线，我们也会不惜一切让对方为自己鲁莽的行为付出代价。
在1979年的时候，我国西南方向的邻国越南妄图建立一个地区性质的霸权主义国家，所以其将黑手伸到了我国国土境内。
此举不仅严重侵犯了我国的尊严，更是让西南边陲的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证，所以我国果断下令出兵进行军事层面的反击。
由于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明显，我军很快便将战线从我国国土推进到越南国内，粉碎了越南的野心，而这一次的边境战争也被称为“对越自卫反击战”。
正当国内外都以为这次规模有限的边境争端将会就此告一段落的时候，时任越南最高领导人的黎笋却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甚至口出狂言妄图让“中国的实控线向北推进一百公里”。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给了越南这样一个蕞尔小国来挑衅中国的勇气？而面对这样的挑衅我国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其实从历史上说来中越两国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
在古代时候，越南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的附属国，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即使朝代更迭也都会对越南这个属国提供必要的保护。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受到了欧美列强侵扰的同时越南也未能做到独善其身，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越南在法国的逼迫之下不仅被切断了和中国的宗藩关系，更是沦为了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从此无数越南人民沦为了亡国奴。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的势力开始染指东南亚一带的国家，日军也逐渐取代法国的前殖民势力成为了越南的实际掌控者。
其实从越南在近代的经历来说，他们和中国有着“同病相怜”的命运，对于彼此的遭遇也 能够报以同情和理解。
在建国之后，新中国一直对这样一个邻近的小兄弟尽可能施以援手，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于越南被殖民和侵略多年的遭遇抱有极大的同情，另一方面在二战之后重塑的国际秩序当中中国和越南都处在同一种社会性质以及意识形态的阵营当中，无论是从政治观念还是唇亡齿寒的现实利益，越南都属于我们应当大力团结的对象。
所以在当时中国尽管内部都在物资方面面临着较大的困难，还是尽可能地调拨物资对越南进行援助，可以说在南北越同意之后这个国家能平稳地度过那一段合二为一的“阵痛期”，显然是离不开中国的大力援助。
虽然中国方面并没有“施恩图报”的想法，但在潜意识当中我们已然将越南当作了患难与共的“老朋友”，然而在越南人的眼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却并没有如此亲密无间，这其中苏联成为了横亘在中越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中国和越南由于社会性质的近似和意识形态的相同处于同样的国际政治阵营当中，而这个阵营里的老大哥正是我们北方的邻居苏联。
五十年代，一向支持和中国唇亡齿寒的领导人斯大林去世，继任者则是赫鲁晓夫。
和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反对对中国进行持续不断的援助，所以从他上任之初开始就 撤回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物质和人员方面的支持，更有甚者他还以一种敌对的目光来看待这个同一社会阵营的重要伙伴，甚至在领土上与中国产生摩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之间在珍宝岛围绕着国界问题大打出手，两个曾经亲密无间的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苏之间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敌对期。
珍宝岛战争的规模虽然最终没有能够扩展成为一场规模浩大的持久战，但其却给了除中苏之外同一阵营内其他国家一个艰难的选择题，那就是跟随苏联还是跟随中国。
对于一些在地理上远离东北亚亦或是早早就已经表现出倾向的国家来说，这样一道选择题做起来并不算复杂，但对越南来说这道题则显得颇为棘手。
首先从其自身来说，越南自从赶走了美国人实现了南北统一之后，在政治模式和技术引进方面很大程度上都在依靠苏联甚至都可以说越南就是一个“小号”的苏联，看上去选择战队苏联是他们的最优解。
但事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因为越南虽然和苏联保持着甚为亲密的关系，然而这两个国家毕竟没有直接接壤，相反越南和此次争端当中的另一个“主角”中国却是唇齿相依，如果贸然选择倒向苏联，那么地广人多的中国显然有可能在任何时刻发动对于越南的军事打击。
其实早在中苏开始产生龃龉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充分考虑过越南方面的动态。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自然了解越南夹在大国当中的难处，所以越南虽然表态站在苏联一方，中国方面却也没有对其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
假如按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中越之间也只会存在理论上的敌对而不至于有任何实质性的摩擦，然而此时越共最高领导人黎笋的动作却让失态走向了不可控制。
作为越南开国领袖胡志明继任者的黎笋，内心里一直希望其能够有和胡志明一样的巨大威望和号召力。
在他的认知当中胡志明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图腾式的人物，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在军事上领导了对抗越南殖民者和美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黎笋在继任之初越南国内的局势已然趋近平稳。
但黎笋却狭隘地认为这样的稳定并不利于他树立起在越南国内的崇高的个人威望，他必须像胡志明一样靠着在战场上的作为来做出一番“大事业”。在看到苏联和中国的争端愈演愈烈之后，黎笋认为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好时机。
所以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越南方面便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制造与我方西南守卫部队的摩擦。
但一来此时中国尚在十年混乱时期当中，党和军方高层无暇对于这种零星的挑衅做出太多的回应，二来中国始终坚持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的方式尽量不将矛盾诉诸于武力，所以在此期间对于越南的嚣张多有忍让。
然而这样的克制在越南眼中却无疑是一种“示弱”，所以从1979年起，越南方面愈加肆无忌惮，甚至派出全副武装的主力部队将国界不断推移，这显然超出了中国的忍耐极限。
一年之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中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国策，将国家的重心放到了经济发展层面。
而这一切的前提便是要有一个极为稳定的内外部环境，越南的举动显然触及了我们的底线，所以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们集体决定动用武力来对越南实施惩戒，小平同志则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此次对于越南方面的出兵，那就是“小孩子淘气了，要打屁股来惩罚”。
只是小平同志的形容虽然显得轻松而幽默，但当时我军面临的困难却也是不容被忽视的。
首先我国国内刚刚从十年的混乱时期当中走出来，在那十年当中军队需要应付各种各样运动的骚扰，在基本作训和武器装备的更新迭代方面已然落后于世界主流，甚至可以说是“久疏战阵”。
再则我们的对手虽然看上去只是越南一个小国家，然而在其背后却有着强大的苏联为其撑腰，这两个位于中国南北方向的国家如果一旦同时出兵中国无疑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当中。
不过为人决绝果断的小平同志却已经看穿了当时的形势，由于欧美等强国的牵制加之冷战以来苏联方面投入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所以其绝不至于去冒着国家根本安全动摇的风险来大规模和中国动武，最多不过是对越南方面提供一些武器装备上的帮助。
而面对我国军力的现状，小平同志则决定启用一批建国前战争时期的老将，希望靠着他们在军队的威信和经验来让战争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走去，就这样杨得志、许世友和张铚秀等红军时期的名将重新披挂上阵，率领东西两路军朝着越南部队发起了反击。
在战争初期，我们中国部队确实因为久疏战阵和武器装备落伍等因素而一度落入下风。
但杨得志等人毕竟是大风大浪当中走出来的名将，在对于战场环境尽数掌握之后，他们发挥自身在经验上的优势，拿出来了自己“压箱底”的战术，利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歼灭战等战法将越南军队打得节节败退，甚至退回到了原本己方的国境线以内。
本来在将战线推到越南境内之后，我军就已经决定就此收手，然而被惊吓到如惊弓之鸟的黎笋却认为中国军队即将要大举进兵其首都河内。
为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我军，黎笋不惜让前线越军将被国际社会禁止的化学毒气投入战场，此举不仅给我军带来了较大的伤亡更是让边境的两国人民大受其害。
为了不让越南人再荼毒边民，我军决定以大规模炮击的方式消灭越南军队有生力量，1979年3月4日我军在300门火炮的掩护下占领越南的北大门谅山，但我军毕竟不同于侵略者，所以在占领谅山之后大部队随即撤退。
哪知这一宽仁之举却使得越方以为是中国军队胆怯之故，黎笋甚至公开叫嚣“中国的实控线北移一百公里”。
这样的情形下中国方面意识到只有彻底打服越南才能够永久保持西南边陲安定。
所以从1981年开始我军主动出击在法卡山等地的两山地区与越军进行轮战，杨得志将军亲自下达了作战的命令。
终于在1984年的时候越南主动提出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边境拉锯战，两山边境地区也获得了久违的宁静。
1986年，执掌越南最高权力17年的黎笋逝世，他曾经要求中国控制线北移一百公里的言论也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笑柄。
如今的中越边境虽然平静到看不出曾经的枪林弹雨，但这段往事却又应该对我们新一代中国人时刻有所警醒，毕竟这样的和平生活是靠着先辈的血与汗所换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