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2年初进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1983年加入民盟，后来又担任两届民盟中央委员。因为工作关系，除1955年病逝的张澜外，我在大小会议上见过历届民盟中央主席黄炎培、沈钧儒、杨明轩、史良、楚图南等老前辈，并或多或少与他们有所接触。
我今天要说的两位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和丁石孙，在资历上虽赶不上前面的老前辈，但对我来说，他们仍然是我所敬重的前辈。
费孝通约我去他家谈话
1962年初，我进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工作岗位连续40多年都在全国政协机关和人民政协报社。1983年加入民盟后，盟内职务是在民盟北京市委会兼职，主要是指导编辑内刊《盟讯》，一个月至多去一两次。按常规，我是一个普通盟员，一年一度出席民盟中央全会，是不可能同民盟中央主要领导人有什么直接接触和交往的。
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我长期在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而民盟中央机关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一样，设了学习委员会分会，由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领导，政治学习内容也由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统一安排，每周一上午固定在全国政协机关召开学习情况汇报会。
那时的费孝通先生已摘掉了1957年的政治帽子，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后改大学）教授，但每周都要到民盟中央学习组参加学习。凡遇到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政治学习辅导报告会，或诸如批判梁漱溟的大会，费孝通先生也都来参加，同时前来的还有同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吴文藻教授和他的夫人、作家冰心女士（她是民进成员）。那时候，即便去民盟中央机关参加小组学习会，中央民族学院也会安排一辆小轿车接送他们。
由于上述这段经历，我同费孝通早就认识。属于点头之交。虽也有过短暂谈话，但从未有过正式地、深入地交谈。1986年拙作《梁漱溟问答录》在人民出版社主管的《人物》杂志开始连载，几期以后，就有反响。我不时接到熟人的电话和陌生人的信件，祝贺的居多，偶有担心或存疑的，但很少。
一个周六下午快下班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一开头就说：“你好，你是汪东林吧，我是费孝通。”我不自觉地站起来回话：“是的，费老您好！”他接着说：“你写的关于梁漱溟先生的连载文章，我已经看了很多期，很好。我关心这件事，一直没有时间，明天周日上午你有时间吗？想请你到我家坐坐，聊聊这件事好吗？”随即他告诉我他家住中央民族学院宿舍几楼几号，时间是第二天上午9点。我立即回复：“我没有去过您府上，但我去过冰心、吴文藻二老家，你们是邻居，我能找到。”
次日，我去了费孝通家。根据费老的提问，我汇报的要点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人物》连载后即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分头出书，时间是1988年初。二是我写此书的条件首先是梁漱溟先生本人支持，然后是因工作关系我同晚年梁漱溟先生相识相交20多年，因我担任非常时期政协内部政治学习组讲话的小组秘书即记录员，我直接知道并掌握梁先生内部多次受批判的详情和资料。三是拙作未完成初稿就受到批评，压力颇大，后因得到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孙起孟同志的鼎力支持，并指导我把第三人称的传记改为第一人称的口述历史。尤其是全书11章15万字完成后，先由梁漱溟先生本人审看，后由我交孙起孟再次审看全稿，还作了修改和补充，才得以顺利发表和出书。迄今梁漱溟传记出版有几十种，拙作是唯一由梁漱溟先生本人作序的。
费老仔细听完我的汇报后，立即说：“你做了一件好事，也是一件重要事，因为梁漱溟先生不仅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了不起的新儒家创始者，而且具备一般人没有或者甚少的人格魅力，即特立独行，无所畏惧讲真话。”
费老还说：“现在不少年长者在写传记，窃以为有的可以缓写甚至不写，但梁先生与众不同，他年过90，而你是在抢救史料，其价值难以估量。”
他最后对我说：“你的工作不要到此为止，要抓紧时间继续挖掘重要史料。你这本书出版后给我寄5本。”我当场应承。
费孝通评价梁潄溟
1987年10月31日，在北京召开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费孝通当着时年94岁的梁潄溟先生本人和到会的1000多位海内外学者，作了题为《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讲话。全文如下：
梁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书，虽然没有完全读懂。
梁先生的确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最恰当不过的。梁漱溟先生在他自己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第27页这样说：“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好一个“好用心思”，好一个“误打误撞”！这几句简单的心里话，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宇宙无穷，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
梁先生一生中是身体力行地用心思，这正是人异于禽兽的特点，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人原是宇宙万物中的一部分，依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还只有人类有此自觉的能力。所以可以说，宇宙万物是通过人而自觉到的。那正是宇宙进化过程本身的表现。进化无止境，自觉也无止境。思想家就是用心思对那些尚属不自觉的存在，误打误撞，把人类的境界逐步升华，促使宇宙不断进化。
我正是从梁先生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种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出的结论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的学问。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我原本想就梁先生用心思打撞的问题，提出一些我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几个月一直没有坐定过，因此这次讨论会上我不能提出论文，来求教于梁先生和到会的各位学者，请予谅解。我只能利用这个机会表达我为什么爱慕梁先生的心意。我认识到他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讲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没有遇到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有更多的这种人，而又实在不可多得。什么叫文化？文化不就是思想积累吗？文化有多厚，思想的问题就有多深。梁先生不仅是个论文化的学者，而且是个为今后中国文化进行探索的前锋。
限于我本人的水平，我对这位思想家的认识只到这个程度。仅能提供与会的朋友们、同志们作参考。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为大家庆祝梁漱溟先生从事教育科研70周年和95岁寿辰表示祝贺。我敬祝梁先生健康长寿，为中国思想界作出更多的贡献。
我也参加了这次千人大会，一直跑前跑后忙个不停。费孝通简洁、精彩、有力的发言，引来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我听后心里有了主意。因为拙作《梁漱溟问答录》在《人物》连载已经接近尾声，湖南人民出版社已经排好版，但还未付印。等到千人大会一结束，我就冲上主席台，拦住费老，对他说：“《梁漱溟问答录》马上要出版，梁老自己写的序，我迫切希望您今天的重要讲话，交给我作为拙作的序二。请同意。”费老对我一笑，说：“你腿快嘴快抢先，就给你吧。”
我拿到手后，以最快的速度寄给资深责任编辑徐日晖，立即插进，为拙作增光添彩。拙作1988年4月正式出版发行后，立马一印再印，社会反响强烈，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而下，几十家报刊发表书评、书讯，并进行转载。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自1988年初版至2013年止，已经连续出了4个版本，不断增加重要补充，迄今网上仍在发书讯推介拙作，书店仍在出售。也就是说，拙作至今已拥有了几代年龄段的读者。
当然，拙作有这么持久的影响力，作者仅仅是个有心的记录者，不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正如几十年前费孝通所论述，其持久的影响力，完全是因为梁漱溟先生不凡一生所至！
与丁石孙的几次短暂交谈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丁石孙在费孝通之后连任两届民盟中央主席，同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正巧是这两届的民盟中央委员，还在民盟北京市委会兼职。他是民盟中央最高领导人，我是民盟普通成员之一。
我知道丁石孙主席，并有许多机会接触他（当然主要与记者身份有关）。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知道我、认识我，主动找我说话！我作为人民政协报社的老记者和采编工作主持人，当然经手刊发过许多有关他的消息和文章，但我本人却没有单独采访过他。自然，虽然见面次数很多，每次我都会主动上前同他握手问好，又因为在场的人不少，一般都不会坐下交谈。我所说的他主动找我交谈或打听事，都是在开会或活动开始前且到达较早的时候。因为次数多，内容大多不记得了，印象比较深刻的只有20世纪90年代的两次，因为特殊，至今仍然能清晰记得。
第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活动规模较大，他不是主宾，是从另一个会场赶来的，早到了。我持有贵宾休息室证件，而且因为职业习惯，重要的采访都会提前至少半小时到达。我主动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拉我坐下，说：“你是汪东林吧，全国政协的，盟员吧？”我受宠若惊，连声说：“是的是的，小字辈！”
紧接着话题就转入拙作《梁漱溟问答录》。他说：“几年前经费老的推荐，我看了你的《梁漱溟问答录》，这是一本有保存价值的书。梁先生自己写的序言，又把费老在公开大会上对梁先生的高度评价作为序二，加强了书的分量！”
他问：“你时值中年，工作又忙，还在写书吗？”我答：“《梁漱溟问答录》之前，我已出版了《李宗仁归来》和《宋希濂今昔录》，正在动手写赵朴初先生的传记。”他立即说：“赵朴老的传记要好好写，有价值。”
谈话就到此为止。遗憾的是，我没有完成这件重任，仅仅写了两万字的赵朴老在淞沪会战时期的上海和民国时期鲜为人知的业绩，在赵朴老去世时以《忘年之交四十年》为题在多家报刊发表，2012年收入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拙作《民主人士》一书的首篇。
我同丁石孙主席的第二次深入交谈是在民盟北京市委会机关，也是他参加民盟北京市委会的一次重要活动之时。在活动的间隙，他又找我谈话，开门见山地问我：“你在全国政协工作很忙，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你有时间做民盟北京市委会宣传部的工作吗？”我答：“每月只能来一两次，主要是指导一下《盟讯》的工作，别的什么也干不了。当时关世雄主委讲，民盟北京市委会宣传部部长从来是‘名人’兼职的，具体工作由驻会副部长主持。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传统’安排可以改一改！”他听了一笑：“可以进一步研究研究。”
就是在这次交谈时，我作为记者好奇好问的习性，驱使我打听：丁石孙在北大当校长时是不是拒收过一些考试不合格的名人入学北大？社会上对此事传说不一，也与我采访的主题无关，纯粹属于个人兴趣。他没有批评我唐突，也没有正面具体面答，只是轻声说：“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不仅仅是北大清华，还有复旦南开等等，都曾发生过本校名校长、名教授的儿女，包括社会达官富豪的儿女，因为不够资格进不了本校，出面说情的事，时有发生。办法只有一个：一视同仁，绝不例外！”
作者：汪东林（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名人传记和传记文学作家。曾履职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两届民盟中央委员。人民政协报社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编辑：王晶
审核：周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