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看不懂，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实际负责人项英的行为？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其实一开始他不是从事军事工作，而是工人运动，他 是武汉江夏人，而武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是发生在这里，项英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当中，表现优异，深的上级赏识，后来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年仅20多岁，真的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很多人心灰意冷，可是项英的革命性却最坚决，最坚韧，他又来到苏区，曾经担任过中革军委主席，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共事，他能够积极听取不同意见，使得我们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大围剿，扩大了苏区面积，

项英可以说是不是军事家的军事家，他长期参与和领导军事斗争，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阅历，可是正是他坚持和提出的一系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虽然为军事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却得罪了王明等人，最后被免去军委领导职务，特别是在长征开始时，都没有让他参加，可见对他的不信任。

而正是因为留下了坚持南方游击作战，才彰显了项英在后来创建新四军的功绩，这得益于他的坚定的革命意志，被大家称之为铁人。

成为新四军副军长和实际的政治委员后，项英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出生入死、艰苦奋战，把战士们培育成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英雄。

得益于项英的组织能力，他在短短几个月中把分散在八个省的游击队统一起来，组建了新四军，陈毅和叶挺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们认为在新四军建军中，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甚至后来很多健在的新四军老战士们谈起项英，都流着眼泪，他们认为在皖南的三年，是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健康成长的关键三年。那时，他们都是些不太懂事的青年战士。但幸运的是，刚刚参加革命队伍就遇到了德高望重、诲人不倦的项英。项英的言传身教，使他们受益匪浅，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项副军长的那种革命精神，至今都对他们的成长道路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四军在抗战时期立下不朽功勋，它比国民党三战区所辖任何一个集团军的战绩要多，不仅在三战区，在五战区内，在游击战的战绩上，也超过五战区任何一个集团军。

正是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极大的震动了蒋介石，最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可惜的是新四军实际的一把手项英被叛徒杀害。

项英是有阿斯伯格特质的，证据我从《项英传》里基本上已经找到，后面会为大家呈现。阿斯伯格现在在医学上已经都划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属于高功能自闭症患者，简单来说，阿斯伯格特质的人，心里认同的理念执行起来非常好，不认同的理念，嘴上不得不服从的一些规则心里也不服，要他执行就很难，会找各种理由借口消极怠工，想方设法推诿拖延，直到转到自己认同的理念上来。

项英皖南事件上的表现，就是因为他自己心里不想北上，希望南下实行“三山计划”，为什么不想渡江北上？这种想法有心理上的原因，后面也会具体分析。所以才出现了这么多不符合常规的操作，在战时，这种操作的影响是致命的，于是就出现了“皖南事变”的惨剧。《项英传》中关于项英的阿斯伯格特质的证据。

一、项英1898年出生于武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但非常热爱学习，同时“秉性倔犟、疾恶如仇”。书中说到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项英与叔父项仰之的关系，十岁时项英父亲去世，家庭更加困难，叔叔有钱有势，是武昌慈善会会长，亲友劝他找叔叔帮助，但项英宁可挨饿，也不同他往来，对亲友说叔叔是恶棍，专门欺压百姓，叔叔听说后骂他是“不孝之子”，他说对坏人不能孝顺，必须打到。但书中没有交代他们过节的其它具体原因，否则叔侄不可能一开始就这么敌对。也没有交代叔叔和项英其它家人的关系，但这种自己处于困难时的倔强我们还是可以初步归纳为社交障碍。证据还有很多，任弼时到苏区之后，挺讨厌同为阿斯伯格特质的韶山的，可跟项英交流过后，任弼时就失望了，毕竟打仗韶山很有办法，可见二人社交都比较独特。包括后来项英与陈毅、叶挺等合作比较密切深入的同事相互关系，特别在1939年10月，叶挺辞职军长去重庆，最后经过国共双方共同做工作才继续任职，也都是项英社交障碍方面的佐证。

二、1913年15岁的项英从武昌日新学习毕业，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纺织科当学徒工，后转为正式工人，由于工作艰苦，收益低，同时爱读书看报，所以接触到不少先进刊物，萌发出反抗意识。1921年，包惠僧受命赴武汉开展工人运动，正缺少合适工人代表，23岁的项英从小时候的同学李书渠了解到消息，于是写信自荐，并约定见面。

到了约定这一天，项英身穿皂色长棉袍，头戴棉布黑色西瓜皮帽，脚穿一双油透了的钉鞋，拿着一把雨伞，完全一副乡下人打扮，准时来到武汉党组织机关所在地的黄土坡。这是包惠僧到武汉后第一次接触到青年工人。他们谈得很不错。项英向包惠僧讲了自己的家世和模范大工厂把头压迫工人、剥削工人，投机倒把、损人利己的事例，讲到最后激动得眼圈都红了。第一次谈话后，包惠僧就想把项英吸收到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派他到江岸担任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筹备工作。第二次谈话，包惠僧更加相信项英确实是一个纯洁天真、有思想、有抱负、有作为的青年工人，于是正式向项英提出自己的想法，请他考虑。项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包惠僧考虑到项英是一名经过3年学徒的熟练工人，抛弃自己的职业不是一件小事，请他先回家同母亲商量一下。项英坚定地回答说：“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没有把纺织工人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从此，他毅然地投身于工人运动，走上了职业革命道路。

这件事的说明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项英共情能力特别强，对于涉及人生发展大事决定得很“果断”，特别是包惠僧“纯洁天真”等评价，也都非常符合成年阿斯伯格特质人士特点。

后面还有项英处理工作和家庭特别是母亲的关系，包括日常的着装等描写，就更明显了：

投入工作就不回家看母亲，头发蓬松凌乱，不洗澡不理发，衣服扣子也不完全，这些都是阿斯伯格特质人士的注意力缺陷表现。如果不是阿斯伯格特质，这种不符合常情的事情在成年的普通神经特质人群中是罕见的，甚至某些谱系高功能成年人士都做得很好，而更多见于未成年谱系群体。

三、项英在生活作风方面是比较有“原则”的，当然用阿斯伯格俗语来讲就会体现为“刻板”和社交障碍。

比如项英很注重领导带头的示范作用，生活中往往也都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绝不置身法外，甚至对自身的要求严于对普通军官、战士的要求。比如坚持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服装。他在招待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时，特地关照警卫员到司务长那里借三块钱，并交代说借款从他下个月的津贴费中扣除。

在网络上和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至今都还传颂着项英“两拒说情”的故事：1938年底到1939年初，王稼祥在芜湖圣雅阁中学时的同窗王承祖，受人所托两次前来找项英为敌占区偷运禁运物资，牟取暴利从而被抓获的犯人说情。项英第一次是勃然大怒，拒不接见，只让民运科长陈茂辉出面招待并礼送回家。再次来求项英，项英对王承祖的无理要求态度十分冷漠，但为慎重起见，还是给王稼祥拍去电报，陈述其事。王稼祥收到电报立即复电，表示概由新四军军部处理，他本人不表示任何意见，于是又无功而返。

从这些简单证据，基本上可以判断项英和我们之前写过的韶山、彭德怀、粟裕、段德昌、方志敏等革命家一样，属于阿斯伯格特质：认同的事情就干，不认同的事情想方设法拖，直到拖出严重问题。

那么项英为啥不愿意渡江？

这就是项英个人心理上的原因了，他不愿北移有几个原因：

一是他确实不怎么服气韶山。他是工人出生，有留苏背景，斯大林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在单独会见他时还送给他手枪和钢笔。在六大上他更是ZZ局委员，1929年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又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比韶山高。

在江西苏区的时候，项英和韶山一起合作，同为阿斯伯格特质的二人性格都很鲜明，合作得并不太好。

长征之前，项英甚至特意找博古交流过一回，提出军队的指挥权绝不能再落到韶山同志手里。

项英任中央代理书记时，曾处理过“富田事件”，认为提出“打倒毛，保护朱彭黄”的口号的富田事件是组织错误，不是反革命行为，为此陈毅也经常骂他是死脑筋；

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韶山是做农运出生，长期在根据地所以更注重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做事，但项英是工运出生，还有留苏背景，早期在总部工作过，所以显然就着重于强调服从总部的安排。表面看来项英的这些表现和他后来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反差特别大，如果了解二人性格特质和立场，实际上根本不矛盾。

其次，1940年8月华中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项英的安排是调回延安筹备七大，让他怎么想？当然这一点和前一点或许是一脉相承的，毕竟，总不听从命令是会尾大不掉的，而这一点，甚至可能是他更不愿意早日渡江北上更重要的原因。

那么，关于项英提出的向南发展的“三山计划 ”，也叫“ 南进计划 ”，即回到苏区恢复建立根据地，有没有合理性呢？

其实在黄桥战役曹甸战役前，延安也一直没有否定南进策略，甚至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中原局给延安发的一份电报中也强调了皖南及桐、芜、庐地区创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南进计划”其实战略上和群众基础上也有合理性，项英不撤离当然也有道理，顶多只能说一半为私，至少一半是为公。

否则，又怎么可能会长期任命一个只为私不为公的人做负责人呢？

长征后，组织安排项英留下，率领南方部队打游击，项英肩负起重任，带领大家在苏区艰苦战斗，实在没办法了，才组织部队分散突围，又开始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

否则，留下来的还有陈毅、方志敏等，为啥让他当负责人？

否则，组建新四军时，为啥不选其他人，还是让他做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