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泽坤
来源：家族传承护卫官
（ID：DE-LAW-OFFICES）
2024年10月9日上午，李玮玲在新加坡家中去世，终年69岁。
李玮玲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女儿，被李光耀称为“玲玲最像我”，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曾任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院院长，她有个著名的哥哥是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她的弟弟叫李显扬。
得知妹妹离世的消息，李显龙在脸书上更换了个人头像和账号封面图，白色的蝴蝶兰看起来萧瑟不已，他的眼神里满是悲痛和惋惜。之后，他又在脸书上po出长文，怀念起过去几十年间，和妹妹一起长大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催人泪下。
这距离兄妹三人手足相残、至亲反目、阋墙成仇，不过短短六年。
2015年3月23日，一代铁腕政治领导人李光耀辞世。然而一场始于故居拆除争议、最终演变为家族内斗的遗嘱风波就此爆发。
李光耀逝世后，其女儿李玮玲和次子李显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遗嘱附录，声称李光耀希望拆除其位于欧思礼路38号的故居。遗嘱附录显示，李光耀曾表示，如果其子女无法在新政府成立后继续居住在此，他希望故居被拆除。
他们发表的公开声明，指责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滥用职权，试图阻止故居拆除。甚至声称，李显龙希望利用李光耀的影响力，以保留故居为名，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面对指责，李显龙在国会发表声明，否认滥用职权，并表示故居拆除问题应由家人自行解决。他还强调，政府在此事上的立场是保持中立，尊重李光耀的遗愿。
事件缘由复杂曲折，堪称当代遗嘱订立争执的教科书级典型案例。
1.
医嘱纠纷，引发李氏家族内斗
李光耀生前曾屡修遗嘱，从2011年开始，他找律师柯金梨（亡妻柯玉芝侄女）草拟遗嘱，直至2012年底，五易其稿，当时存在的是第六版。
2013年12月，次子李显扬和弟媳林学芬（也是一位律师）在李光耀的律师柯金梨不在场的情况下，取出第七版遗嘱给李光耀签署，并称这是“恢复第一版本遗嘱”。签署之后原件由林学芬保管。
然而，第七版实际上与第一版并不相同，尤其在李光耀故居的处理方式上，第七版遗嘱是“拆除”，而前面版本则是“女儿李玮玲可在李显龙同意下继续居住”。此外，第七版与先前版本在遗产分配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2017年6月，李显扬、李玮玲指责长兄李显龙“忤逆”父亲遗愿、执意保留老宅，试图借助父亲余荫赚取政治影响力，还强调父亲最后遗嘱明确要拆除老宅。
新加坡政府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李光耀故居拆除问题。经过调查，委员会认为李显龙在处理故居问题上没有滥用职权，但建议政府考虑修改相关法律，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2018年4月，部长级委员会列出了三个处置选项，即保留故居；只保留具历史价值的地下层饭厅；完全拆除故居并重新发展该地段。而今，长期居住于此的李玮玲也已过世，故居未来动向将再次引发关注。
2019年1月，新加坡总检察署认为林学芬身为律师有失职的嫌疑，就此向新加坡律师公会提交了500多页的投诉信。总检察署指出，在李光耀的第七版遗嘱当中，李显扬的获利增加，林学芬作为李显扬的妻子却未回避，有违反律师职业道德之嫌。
审裁庭同年7月举行了五天的聆讯，认为李光耀是在李显扬夫妇的误导下，仓促签署遗嘱，后来裁定林学芬违反律师专业法令的两项指控成立，交由三司特别庭审判，并建议将林学芬从律师队伍中除名。
三司特别庭的庭审报告显示，李显扬、林学芬夫妇在供证时，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做了牵强的、不诚实的、前后矛盾的陈述，三司一致判定两人说谎，作假证。由于李显扬、林学芬涉嫌在法庭宣誓的情况下作假证，2021年10月，警方介入调查。2022年6月，警方联系李显扬夫妇，请他们前去面谈，配合调查。夫妻俩答应了，但说自己太忙，要求到了7月再去。警方同意。然而，到了7月约定的日期，两人改变主意，通过电邮给警方发信，说不愿参与调查。警方请他们重新考虑，并告知，即便他们不回国参与调查，警方仍会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展开调查工作。
这场风波引发了李光耀家族内部的公开争执，甚至不惜“家丑外扬”。随着内斗升级，李显龙和李显扬的兄弟关系彻底破裂。李显扬公开批评，李显龙的政治路线已经偏离了李光耀的方向。他还批评李显龙妻子何晶，称她在政府内部担任太多重要职务，并指责李显龙允许她插手政府事务。李显扬还扬言，如果李显龙不辞职，他将采取更多措施揭露真相。
这位新加坡民航局前主席、新加坡电信前总裁，在而后的日子里，加入了反对党新加坡前进党，一家人长期在海外居住，再也未踏上新加坡国土，即使老丈人去世也未能回国奔丧。
2.
遗嘱订立，不给后人添麻烦
东南亚第一豪门政治家族的遗嘱风波，从家族内部事务，演变成全社会的公共事件，使新加坡社会对政治家族的结构与演变产生了更多的反思。
纵观整个事件，李光耀七改遗嘱，显然处理失当，引发了后代子孙们无穷的纷争，给家族后代徒增了无尽的烦恼与撕裂。
不给后人添麻烦，不累及后人，是家族传承的基本要求。
在日本，“不能给别人添麻烦”这种理念贯穿于他们的生活始终，尤其是在“终活”体现得淋漓尽致。
“终活”这个概念，是日本周刊杂志《周刊朝日》的副总编佐佐木广人先生提出来的，是指中老年人为自己的临终做准备而参加的各项活动。2012年“终活”入选日本年度流行语大奖，再加上各种活动安排与传播，极大程度唤醒了许多日本老年人的“终活”意识。2014年8月13日《人民日报》专门有一篇文章介绍了日本的“终活”文化。
“终活”在日本也是一门新学问，人生终结活动之一就是从50岁以后的断舍离。
50岁开始处理个人物品，比如赛车、登山等青年时期最爱的运动器械工具等。由于担心自己的敝帚自珍而使后人收拾整理的工作量增多，所以要生前整理好，不给社会和儿女留垃圾和负担。
60岁开始处理不动产和家具，留一处简单好管理、交通方便的，或干脆去租一套生活和整理打扫方便的小房子住。生活简单化，周边清洁化，内心淡定化。
70岁开始整理银行存折股票证券信用卡等，只留一张最方便的银行卡。准备一本专门的笔记本，记录银行卡账号密码，电脑管理密码，社交软件ID密码，重要亲朋好友联系方式；梳理社会关系，如担任的社团职务及后继者推荐，万一去世后需要特别告知的友人名单与联系方式等。
80岁开始处理汽车，完全依靠公共交通，处理好“数码遗产”，逐步解约各类网络ID，只留一个电子支付，处理艺术品古玩等收集品，走出对嗜好品的执着，精简和处理相册，留最小限的照片，并电子版化，留一份给孩子。
其次是做好后事准备，写好遗嘱、拍好遗照，明确遗产处理方案；表明自己在生命垂危时是否需要采取“延命治疗”；把墓志铭和家族简史、个人简史写好，葬礼公司预约好；确定自己葬礼的方式、墓地的选择、骨灰的处理意见；给最亲的人写告别信，甚至计划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举行生前葬。
这种“不给后人添麻烦”的理念，与日本社会的文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密切相关。日本人虽然服从于群体，但更倾向于独立生活和自己对自己负责。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帮助他们可以独自养老、独自面对死亡。
这听起来有些孤独，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依赖他人，正视人生这条单程旅行，做好准备迎接终点的行为，也意味着拥有了相应的自由和本人所在意的“尊严”。
重要的是，尊重自然规律，活着不想麻烦别人，死后不想成为包袱，珍惜眼前时光，积极的生活态度都能让人老有所乐。
3.
安心终活，从遗嘱订立开始
“日本人的安心是基于一种提前计划并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在日本，最大的威胁来自始料未及的事情。”
风靡全球的知名著作《菊与刀》曾这样形容日本人，深刻析透了日本社会及其民族性。
而“终活”的核心思想，就是以终为始，提前计划安排好，把当下的每一天当成人生的最后一天来对待，不要浪费时间。
日本人的“终活”，很重要的一个事项，就是立遗嘱。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大家都不愿意提及和死亡相关的事情，觉得忌讳。很多人不能理解和接受提前安排后事甚至订立遗嘱这些做法。孩子也认为父母身体还算健康，希望他们长命百岁，不愿意提及这种被认为丧气的话题。
然而，世事无常，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大亚圣象由陈兴康创立，一度坐上中国木业首富之宝座，2015年因意外摔倒，救治无效离世。因生前未立遗嘱，妻与三子女争产不息。陈兴康名下股权，一半为妻子所有，一半则为妻子与三个子女共同继承，各得四分之一，纷争之端由此始。兄弟两人公开互怼、抢夺公章，公司业绩受累，银行借款逾期未还。直到其中一子因突发疾病离世，这场家族企业继承权的争夺战才告一段落。
市值超400亿元的杉杉系豪门遗产争夺大战更是沸沸扬扬。创始人郑永刚2023年突发心脏病遽然辞世，亦未遗诏。其“85后”妻周婷与“90后”长子郑驹，于新任董事长委任之际，争产相持不下，终至对簿公堂。周婷以为，身为配偶及三个亲生子女之监护人，应当继承杉杉帝国，而且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继承的顺序配偶显然比子女更高。然而郑驹认为，子承父业，亦为天经地义。双方从之前“口水战”一路升级到“打官司”，整个过程跌宕起伏。
有山西“焦炭大王”之称、三佳集团创始人阎吉英70岁高龄未立一字遗嘱，没有选定接班人，2015年忽然离世后其法定妻子与“事实婚姻老二”及各自的7个儿女因股权问题展开激烈争夺，导致企业内部矛盾升级，员工讨薪、资产被窃、财产被封，最终使得阎吉英一手打下、总资产逾百亿的庞大商业帝国濒临破产。
台湾长荣集团创始人张荣发2016年去世后留下一份遗嘱，指定二房儿子张国炜为家族企业接班人，并继承他的所有存款、股票和不动产。这份被称为“史上最偏心”的遗嘱，引发大房家族成员的强烈不满，大房儿子起诉张国炜篡改遗嘱。凭借在长荣集团的控股地位，大房家族成员通过一系列动作掌握了集团控制权，把指定接班人赶出了公司。
韩国零售巨头乐天集团创始人辛格浩生前亲立遗嘱，指定次子辛东彬作为继承人，长子辛东主交出经营业务权、人事决议权。这份遗嘱在辛格浩2020年去世后5个月被找到，辛东主对遗嘱的时间点和公开过程提出质疑。但弟弟辛东彬还是按照遗嘱被任命为社长及执行长。此前，家族成员亦因挪用公款、逃税等罪被诉，法庭之上，各执一词。
印度最大私人企业信实集团创始人德鲁拜·安巴尼2002年突发心脏病骤逝，未遗诏。二子穆克什、阿尼尔共掌遗产。然时移势易，二人因性格、理念之异，裂痕渐显，终至诉讼。此事轰动全印，致集团股价及印度股市大幅波动。
欣杜贾家族是英国第二大豪门，创始人1971年去世后，四兄弟共执家业，签有协议，规定家族任何一人逝后所持财产归属于家族，且每人均有权指定遗嘱执行人。然大哥斯里查德提出异议，称违反其意愿，欲平分家财，并否定遗嘱效力。遂使其女为旗下瑞士欣杜贾银行董事长，子为CEO。三个弟弟质疑大哥能力不足，与之展开较量。大哥将三个弟弟告上法庭，这场纠纷可能导致这个拥有129亿美元财富的商业帝国崩裂。
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接班已经成了一些家族企业走向没落的魔咒，而因遗嘱问题产生大动干戈的内斗，在家族传承过程中最为常见，不仅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营，也损害了家族声誉。
离开，我们无法选择，但是按照自己意愿有准备的离开是可以做到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也应该学会思考如何坦然地面对死亡、接受死亡并且生前做好安排，尤其对于家大业大的家族来说——他们“有的传”。
4.
遗嘱订立，历来传承争议焦点
在商业的长河中，企业家们以其卓越的才能和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传奇。然而，当事业达到巅峰，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年龄渐长，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严肃而深刻的问题——如何规划自己的余生，特别是如何妥善安排身后的遗产与家族未来，将自己的事业和财富平稳地传承给下一代。
这其中，遗嘱的订立便成为了他们余生规划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无论是家族企业，还是庶民百姓家，数不胜数的遗嘱风波让人们看到了遗嘱订立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并非易事。它涉及法律、财务、税务、信托、慈善等多个领域的知识，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遗产的分配、子女的接班、企业的传承等。
而且，遗嘱的真实性和效力一直以来都是争议焦点。自书遗嘱落款处签名问题、代书遗嘱见证人人数、见证人身份存在瑕疵、遗嘱形式要件缺失等屡见不断，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的申请鉴定，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等新形式遗嘱的开始出现……这些问题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遗嘱无效，甚至引发家族内部的纷争和矛盾。因此，企业家们在订立遗嘱时，必须谨慎行事，确保每一步都符合法律的规定和个人的意愿。
钟睒睒这事儿，还没完！
别忘了前首富陈天桥
马斯克，会裁掉多少美国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