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的一个清晨，老山战场硝烟弥漫。一个身影在炮火中奋力挣扎，他浑身是血，被几个越军士兵强行拖拽着。这个人就是昆明军区14军40师118团1营2连的副指导员汪斌。
＂向我开枪！向我开枪！打死我！＂他声嘶力竭地朝着70米外的战友喊道。然而，6班长花国顺举起枪又放下，最终没能扣动扳机。
就这样，汪斌被越军带走了。这一带走，就是漫长的5年牢狱生涯。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落入敌手？在越军的囚禁中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血色黎明：老山阵地的突围之战
世人都说1984年的老山战场是一场惨烈的较量，却鲜有人知道在这场战役中，有一支连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那是1984年4月28日凌晨，云南边境的老山战区，夜幕尚未完全褪去。昆明军区14军40师118团1营2连的官兵们，正悄无声息地向敌军侧翼推进。按照作战计划，他们将在拂晓时分发起突袭。
凌晨5时56分，天空突然被照亮。我军炮兵群对越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火力准备。炮弹呼啸着划过长空，在越军阵地上掀起一片火海。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场精心策划的突袭行动，却在开始的瞬间就出现了意外。
1营2连的穿插行动刚刚开始，越军的炮火就如约而至。原来，越军早已对这片区域进行了精确的火力标定。密集的炮弹像雨点般落下，将2连和军工连所在的区域完全笼罩。
战场上硝烟弥漫，炮声震天，每一声爆炸都在掀起漫天的泥土和碎石。2连的队形瞬间被打散，士兵们不得不寻找掩体隐蔽。就在这时，连长王仕田挺身而出，试图重新组织队伍。可是还没等他喊出命令，一颗炮弹就在他身边爆炸。
副连长丛明见状立即冲上去，想要接替指挥。可是命运弄人，又一轮炮击袭来，丛明也倒在了血泊中。指导员高韶林在组织撤退时，被弹片击中，身负重伤。
整个2连陷入了混乱，伤亡不断增加。有的战士被炸飞，有的被弹片击中，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越军的炮火像是永远不会停止，一轮接着一轮。
就在这时，副指导员汪斌挺身而出。作为连队的战勤组负责人，他本可以选择立即组织人员撤退。但是看着倒在地上的战友们，他却做出了另一个选择。
＂跟我来！＂汪斌对身边的几名战士喊道。他带领战勤组的同志，在密集的炮火中，匍匐前进，将一个又一个受伤的战友拖到安全地带。
战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漫长。汪斌和他的战友们，在炮火中往返穿梭。他们的军装被汗水和泥土浸透，但却顾不上擦拭。
这时，有人报告说发现了丛明副连长的遗体。汪斌再次带领一名通信员和一名战士，冒着炮火向前搜寻。他们爬到了48号高地附近，眼看就要找到丛明副连长的遗体。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残酷的转折。就在这个时候，潜伏在附近的越军突然发起了猛烈的火力突击...
二、生死抉择：副指导员的最后时刻
世人只知道汪斌被俘的那一刻，却不知在此之前的短短半小时里，这位副指导员曾两次冒着枪林弹雨，救出了十多名伤员。
当时的战场形势异常严峻。越军的炮火不断落在2连阵地周围，每一次爆炸都在战场上掀起一片血雨腥风。在这样的情况下，汪斌带领战勤组的战士们，趴在地上，借着弹坑的掩护，一点一点地向伤员爬去。
第一次救援行动中，汪斌和战勤组的战士们成功救出了6名重伤员。他们将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后，又立即返回战场。这时，又有战士报告在右侧发现了3名被炸伤的同志。
＂不能等了！＂汪斌拿起急救包，带着两名战士再次冲了出去。在第二次救援行动中，他们又救出了5名伤员。就在这时，通信员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丛明副连长的遗体还在前沿阵地。
48号高地附近的地形十分复杂，到处都是突兀的岩石和茂密的灌木丛。越军的狙击手常常藏在这些地方。但是，汪斌还是决定去找回丛明副连长的遗体。
＂我带两个人去就够了。＂汪斌对身边的战士说。他选择了一名通信员和一名战士跟随。三个人利用地形的掩护，慢慢向48号高地靠近。
当时已是上午7点左右，阳光逐渐照亮了整个战场。三人刚爬到一处较为平坦的地带，突然间，密集的子弹从左前方扫射过来。汪斌身边的通信员当场牺牲，另一名战士也被击中了大腿。
就在这危急时刻，十几名越军士兵从灌木丛中冲出。他们早就设下了埋伏，就等着有人来找丛明副连长的遗体。汪斌试图反击，但手中的步枪很快就打光了子弹。
越军士兵冲上来，想要活捉汪斌。汪斌奋力反抗，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在打斗中，他的军装被扯烂，脸上也被打得鲜血直流。但是寡不敌众，最终还是被制服。
此时，距离他们不到70米的地方，6班长花国顺正用望远镜观察着这一切。汪斌知道，按照规定，被俘是一名军人最大的耻辱。他开始拼命挣扎，同时对着花国顺的方向大声喊叫：＂向我开枪！向我开枪！打死我！＂
花国顺举起了枪，瞄准了汪斌的方向。这支枪在他手中颤抖着，一次又一次地抬起，又一次次地放下。最终，他没有开枪。
越军带走汪斌的时候，发现他腰间还别着一枚手榴弹。这枚手榴弹成了后来审讯他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什么不用它和我们同归于尽？＂越军反复质问。但汪斌始终沉默不语。
这一年，汪斌29岁，是一个刚结婚不久的年轻军官。没有人知道，在被俘的那一刻，他是否想起了远在家乡的新婚妻子。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长达5年的牢狱生涯...
三、囚笼岁月：不为人知的抗争
世人皆知汪斌被越军俘虏，但鲜有人知道在那五年零八个月的牢狱生涯中，这位军官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与抗争。
1984年5月，汪斌被关押在河内西郊的一座秘密军事监狱。这里不仅关押着中国军人，还有来自柬埔寨、老挝等国的战俘。监狱由越南安全部队严密把守，每个牢房都装有铁栅栏和电网。
起初，越军对汪斌采取＂怀柔＂政策，希望通过优待来瓦解他的意志。但当发现汪斌始终不肯配合时，严刑拷打随之而来。最常见的是＂竹签刑＂，用削尖的竹签插入指甲缝；还有＂水牢＂，把人浸在及胸的冷水中整夜不准动弹。
在监狱里，汪斌遇到了一位柬埔寨的军官战俘郑松潘。两人虽然语言不通，但都会一些简单的法语。渐渐地，他们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交流方式。白天劳动时，用工具敲击的节奏传递信息；夜晚则通过轻叩墙壁来交流。
1985年春天，汪斌组织了第一次越狱。他和几名战友利用劳动时的机会，在监狱后墙挖了一个地道。然而就在即将成功的时候，一名狱警发现了异常。这次越狱以失败告终，汪斌被关进了禁闭室，一个月只给最少的食物和水。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汪斌开始用破布和木炭写诗。这些诗大多描写对祖国的思念，还有对战友的怀念。后来，这些诗被缝在衣服的夹层里，直到他获释才重见天日。其中有一首《牢房》写道：＂铁窗泪雨湿衣襟，不及高天片刻明。＂
1986年冬天，汪斌遇到了一个意外的机会。他发现负责送饭的越南士兵总是在固定时间来。通过长期观察，他掌握了狱警换班的规律。于是，他开始策划第二次越狱。这一次，他设法弄到了一份简易的监狱平面图，甚至还通过郑松潘搞到了越南军装。
可惜的是，就在行动前夕，计划被告密者泄露。越军对他实施了更严厉的惩罚：吊铐、电击、剥夺睡眠。但这些都没有摧垮这位军人的意志。
1987年，汪斌在监狱里遇到了一位会说中文的越南翻译。这位翻译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越两国正在谈判。汪斌开始通过这位翻译秘密记录监狱里发生的事情，包括其他战俘的情况和越军的部署。
这些情报被他用特殊的方式记在了发给他的越南报纸上：有的字被细微地划出痕迹，连起来能形成完整的句子；有的则利用不同版面的文字，按特定顺序排列成暗语。这些信息后来成为了中越谈判的重要参考。
1988年，汪斌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越狱尝试。这次他选择了更冒险的方式：在劳动时装病，趁送医时逃脱。他成功制服了押送的狱警，跑出了五公里，但最终还是被搜捕队抓了回来。
这次失败后，越军对他实施了最严厉的惩罚。但就在这时，中越两国的战俘谈判出现了转机...
四、归来：37公斤的倔强生命
世人只道1990年1月的友谊关口岸天气寒冷，却不知在这里，即将上演一场牵动两国的战俘交接仪式。
那是1990年1月28日，友谊关口岸下着蒙蒙细雨。中越双方的谈判代表站在界碑两侧，手中拿着厚厚的文件。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第一批战俘将在今天互换。
上午十点整，越方先移交了第一批战俘。其中一个瘦骨嶙峋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这个人就是被囚禁了五年零八个月的汪斌。当时的他，身高1米78，体重却只有37公斤。
＂我回来了。＂这是汪斌说的第一句话。声音很轻，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随后，他便泣不成声。这四个字里，包含了太多无法言说的苦难。
交接仪式结束后，汪斌被送往昆明军区总医院。医生对他进行全面检查后，列出了一份长长的病历表：严重营养不良、关节炎、胃溃疡、耳膜穿孔、多处骨折未愈合。仅仅是把这些伤病治好，就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
但比起身体的创伤，等待汪斌的还有一场更艰难的考验。按照军队的规定，对于被俘人员必须进行严格审查。1990年3月，汪斌被转送至北京一个专门机构。
在这里，调查组的同志询问了他被俘期间的每一个细节。从被抓的那一刻，到监狱里的生活，再到三次越狱的经过，所有细节都必须交代清楚。调查持续了整整两年零三个月。
期间，调查组找到了当年在老山战场上的witnesses。6班长花国顺作出了重要证明。他详细描述了汪斌被俘前奋力救援战友的场景，以及被拖走时要求开枪打死自己的呐喊。
更重要的是，调查组在河内监狱的翻译口中得到了关键证据。这位翻译证实，汪斌在狱中曾多次遭受酷刑，但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军事机密。他做过的广播演讲，都是在遭受严刑拷打后被强迫的。
1992年5月，经过总政治部批准，调查组做出最终结论：汪斌在被俘期间，没有投敌叛国行为。他的军籍和干部待遇被完全恢复。
消息传来的那天，汪斌正在医院做复查。两年多的调查期间，他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体重增加到了65公斤。但那些在监狱里落下的病根，却永远伴随着他。
1993年初，组织上考虑到汪斌的身体状况，批准他转业回到家乡山东邹城。就在办理转业手续的时候，调查组的同志们给了他一个特殊的礼物：那些他在狱中用破布和木炭写的诗，被整理成了一本小册子...
五、历史的思考：关于战俘的反思
世人皆知老山战役中＂光荣弹＂的故事，却不知这项政策的出台，与汪斌被俘一事有着密切关联。
1984年5月，也就是汪斌被俘后的第一个月，军区首长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残酷的战场上，是否应该给予战士们最后的选择权？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汪斌被俘时那声撕心裂肺的呐喊：＂向我开枪！打死我！＂当时的6班长花国顺没有开枪，这个决定让一位军官落入敌手。但如果开枪，又是否违背了人性？
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形成了一项特殊政策：在战场上，每个官兵都将配备一颗特制的手榴弹，这就是后来闻名的＂光荣弹＂。这颗手榴弹不是用来杀敌的，而是在危急时刻用来保全军人荣誉的最后手段。
1985年春，一份来自前线的报告引起了高层的重视。报告中提到，自从实施＂光荣弹＂政策以来，战士们作战更加英勇，因为他们知道，即便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自己也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汪斌的经历也引发了军队对战俘问题的深入思考。1986年，军区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开始系统梳理战俘问题。他们发现，在历次战争中，被俘都是一个无法完全避免的现象。
研究小组走访了多位老山战役的亲历者。一位营长说：＂我们不能把所有被俘的人都当作叛徒，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位连长则说：＂重要的是甄别被俘的过程和原因，而不是简单地下定论。＂
1987年，军队颁布了一份内部文件，首次明确区分了＂力战被俘＂和＂主动投敌＂的界限。文件规定，对于在战斗中负伤、弹尽粮绝后被俘的官兵，只要没有叛变行为，就应给予宽容对待。
1988年，又一个重要变化发生了。军队开始在战前训练中加入被俘后的应对教育。教官们告诉战士们：如果不幸被俘，第一要务是保持革命气节，但同时也要设法保存实力，等待机会回归祖国。
1989年，中越两国开始就战俘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代表中，就有专门研究过汪斌案例的军事专家。他们提出：战俘问题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人道主义问题。
这些转变最终促成了1990年的战俘交换。在交换仪式上，代表双方都强调：战俘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战争的罪人。这个认识，标志着军队对战俘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如今走进军史馆，依然能看到那颗特殊的＂光荣弹＂。它的旁边，放着一段简短的文字：它不仅是一颗手榴弹，更是军人荣誉的象征，是对战争残酷性的无声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