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5日，南京成了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蒋介石为了用“和谈”烟幕来掩盖其阴谋，特地“邀请”我党代表团从重庆到南京，并在表面上继续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于是南京又成了国共两党的主要战场。
国民党中央党部把给我党代表团选住处及采办家具等行政事务，交给了南京市政府。经过市长和秘书长、地政局长等商量，举荐梅园新村17号、30号、35号后身作为我党代表团的驻地。后来廖承志姐姐廖梦醒通过关系，由中共代表团出资购买了35号。那时的梅园新村是一片刚竣工的新住宅区，既无成片绿树，又无正规的柏油马路和人行道。经主管部门批准铺建了煤屑路，接通了3幢房子的电源，从中山陵园管理处移来了翠柏、石榴、葡萄、铁树、海棠、紫玉兰、桂花、白色蔷薇等，总算初具规模。
军统头子戴笠，派出喽啰，对我党代表团电话的安装暗地做了手脚，他们搬来了几张抽屉下安有窃收电线的办公桌。军统局二处、三处还派来特务，在周恩来办公的邻近楼房内进行严密监视。经常在此值班的是一个漂亮、时髦的高个子女人。蒋介石还明令规定，绝不允许国民党的将军校官们穿军服在梅园一带出入，所以到梅园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必须换上便服，弄得气氛十分紧张。
5月3日这一天，南京正是繁花似锦的仲春季节，天气晴朗蓝湛湛的天空像大海一样，没有一丝云彩。周恩来偕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等，从重庆飞抵南京。不久，董必武、李维汉等也抵达南京。
一、周恩来和我党代表团的同志，就置身于这虎穴狼窝，日日夜夜地进行着英勇无畏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出于敷衍，也请冯玉祥乘飞机回南京。
冯玉祥这时已丢掉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位，只有一个军委会委员的头衔。他到南京后。住在上海路132号和143号。这里和周恩来住的梅园新村不算太远，小汽车10分钟左右即可抵达。
冯玉祥和周恩来的友谊，始于1938年初。
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前，眼见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于是将军政机关迁往华中重镇武汉。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也到了武汉。周恩来作为我党代表团负责人和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也来到武汉，开展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同时，应国民党政府之邀，周恩来还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中的一件大事，这也意味着冯玉祥成了周恩来的“上司”。
冯玉祥和蒋介石曾于1928年2月18日在开封的河南省政府会议室举行了“拜把子”仪式。当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这两位总司令共同演出了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幕话剧。蒋介石身着黄呢军装，佩武装带，足登雪亮油光马靴。冯玉祥身穿灰布棉军装，佩武装带，脚穿厚底棉布鞋。他们预先把各人亲笔写好的“兰谱”进行交换。冯玉祥写的是：“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蒋介石写的是：“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冯玉祥比蒋介石大5岁，蒋尊之为“如胞兄”，冯则称蒋为“如胞弟”。墙上高挂着孙中山的画像，冯、蒋跪倒在地，恭恭敬敬向孙中山像叩了四个头，然后两人又互相面对面叩了四个头，就这样完成了“八拜之交”的大礼。
换谱的墨迹未干，很快爆发了中原大战，冯玉祥被蒋介石打败，失去了兵权。尽管蒋给了他一个“副委员长”的空头衔，但形同笼中之鸟。冯曾给刘汀写信说：“我同共产党交朋友，没有吃过亏；同蒋介石拜把兄弟，可弄得我好惨，请以我为鉴。”
周恩来到武汉后，深知冯玉祥真心抗日，是国民党内的主战派，做好他的工作，意义重大，特别是冯的旧部不少处于抗日前线，争取他们和八路军、新四军合作抗战，其作用不可估量。1938年2月7日，周恩来通过鹿钟麟向冯玉祥表示：“拟请一见。”
冯玉祥得到这一信息后，心中大喜。其时在冯身边已有几名共产党员，或任秘书、副官、传令员，或任教师。我党秘密员张克侠这时也在冯身边。冯对共产党坚决抗战十分赞赏，他对鹿钟麟说：“周先生很客气，要我约定时日，我意于明天上午10时和他会见。我们目前一举一动，都必须为立定脚跟，大要者不外精诚团结，抗战到底。”
当时，国民党的特务对冯玉祥和我党代表团都严加监视，为安全计，冯玉祥又要鹿钟麟设法会见周恩来，告以他的意见：一、因耳目众多，不便相见，唯努力作不见面之默契可耳；二、对扩大国民军事宜，请示以周恩来先生等人的意见。
但是，为了抗战大业，周恩来仍冒着危险，于2月14日上午到冯玉祥寓所拜访。周、冯畅谈两个多小时，甚是欢洽。周恩来离开后，冯玉祥在日记中写了对周恩来的评价：“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第二天，冯又在会客室写了八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慨叹自己不及周恩来学识渊博。”19日，冯玉祥专程到汉口和周恩来等人见面。周恩来谈了国共磨擦的一些情况，冯玉祥感慨地说：“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的活动。在这种时代不求进步，是一种自杀办法。为大众谋利益，为大众而信仰，哪有这种办法。应当多送些学生去陕北学习，以应时代的推动，不要被时代的齿轮压炸了。”后来，冯常用自己的专车接周恩来到寓所晤谈。
到重庆后，周、冯二人经常往来，过从甚密。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六十寿辰，周恩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祝寿文章，说：“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这三十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抗战，处处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先生在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在困难时，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抵往……”
冯玉祥看了周恩来的祝寿文章后，深有感触地说：“每当我处于极度艰难困苦之时。中国共产党总是给予我诚挚热情的帮助，使我增强了信心和勇气。周先生才是真正了解我的知心朋友。”
二、周恩来和冯玉祥在南京携手合作，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而共同进行斗争
冯玉祥是军界元老，他从各方面了解到，自停战协议签订以来，不到半年，蒋介石即调动了35个军,99个师、100万以上的兵力至内战前线。除在东北大打以外，还积极准备在华北、中原、华东、西北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蒋介石像赌棍一样，红了眼，铁了心，下决心孤注一掷，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赌博”，以便实现他独霸中国的狂妄野心。
冯玉祥眼看全国性内战已无法避免，他和身边工作人员经过反复商议，想出了一个“新、旧西北军大联合，以武力阻止内战”的办法。他命李兴中秘密奔走于冯治安、刘汝明、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各部，并和已经起义的郝鹏举、魏凤楼部也取得联系，密传他的旨意，将部队集中于徐州附近。冯本人则乘其警卫营从南京赴开封之机，偷偷混入运兵列车潜往徐州，振臂一呼，组织他的旧部反蒋反内战。
但是，冯治安、刘汝明等人惧怕冯玉祥约束过严，更主要的是冯已不能给他们做大官，获大利，所以他们找出种种借口予以推托，不愿依附故主。冯玉祥这一计划只得告吹，胎死腹中。
冯玉祥别无他路，遂向蒋介石要求出国考察水利。蒋求之不得，巴不得冯早走早好，以去掉这个阻挠他发动内战的障碍。蒋给了冯一个“水利考察特使”的头衔，实际上是将冯放逐海外。
冯要出国的消息一传开，他的连襟张克侠遂匆匆从贾汪赶来南京送行。
第三十三集团军这时已改为第三绥靖区，司令官是冯治安，张克侠担任副司令官。何基沣明升暗降，蒋介石下令拿掉了他的七十七军军长职务，任命他为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实际上是拿掉了他的兵权。何基沣住在徐州治疗胃病。
5月，何基沣因父亲生病，请假去北平探视。其时，张克侠在徐州，冯治安命他住在都天庙营房里，照管在徐州留守的司令部各机关，以便把张和部队隔离开来。
张克侠与何基沣这两位战斗在敌营的中共特别党员，是多么希望与党取得直接联系并得到组织上的指示呀。
张克侠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冯玉祥要出国，冯治安岂能不让他去送行？张克侠很快到了南京，住在冯玉祥离所。
张克侠于1938年和周恩来在武汉分别后，岁月如流，已经八年。他多么希望再见一见他所敬重的这位党中央的领导人。他知道周恩来住在梅园，近在咫尺。可是党的纪律和党的利益却不允许他贸然闯上门去相见。
怎么办？
这时，在冯玉祥身边有一个工作人员叫王冶秋。他并没有向冯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不过冯玉祥对此却心照不宣。还是在重庆的时候，一次军事委员会开会，有人对冯玉祥说：“王冶秋是共产党。”但冯未予置理，继续留王在自己身边工作。张克侠知道王冶秋的党员身份。悄悄向王提出，请他和中共代表团联系，要求面见周恩来汇报工作。
第二天，王冶秋正式通知张克侠：周恩来副主席同意接见他，由于事关重大，梅园周围特务密布，很不安全，因此决定在次日傍晚时分，请他在冯玉祥寓所附近一个偏僻的公园外面等候。届时周恩来将乘一辆黑色小轿车经过那里，车子一停立即上车，谈话将在小汽车里进行。
三、在狼犬遍地的反动统治中心，这是一次多么神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会见
翌日傍晚，张克侠怀着兴奋、激动、期待的心情，不佩戴军衔，穿一身军便服，和王冶秋一起装着散步的样子，于约定时间走向指定地点。这里很僻静，附近见不到什么人影。天色开始渐渐地暗下来。约定时间到了。只见一辆黑色小轿车从远处疾驶而来，在张克侠、王冶秋身旁嘎然停下口车门打开，一个熟悉的、亲切的身影正在向张克侠招手。张克侠一眼看出他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
张克侠赶紧跨上汽车，坐在周恩来身旁。他看到周恩来穿一身中山服，浓黑的眉毛，一双有神的大眼睛炯炯闪光，脸上露出亲切和蔼的笑容，向他点点头表示问候，并伸出手和他握了握。汽车随即迅速向前开行，周恩来回过身去，仔细地透过后面的车窗向外观察，显然是看一看有没有盯梢的车子。当他放心地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转过身来对张克侠说：“克侠同志，又是八年没有见面了，一切都好吧？”
张克侠说：“感谢党的关心！我一切都很好。”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接着问道：“你们部队的情况怎么样了”
张克侠将当前徐州地区特别是第三绥靖区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并讲了今后的工作打算和组织起义的问题。周恩来指示说：“现在，要多向蒋军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我们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奉陪，一点不能示弱。我们不但要在战场上狠狠地回击他们，还要从敌人内部打击他们，从国民党军内部去打击顽固派，要争取和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从政治上给蒋介石以致命的打击。”
张克侠唯唯应命，说：“我所在的三绥区部队，和我相处很久，彼此都很熟悉和信任。一旦情况需要，他们是会听我的命令，服从我的调动的。现在，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到跟国民党蒋介石走是没有出路的，反蒋、反内战的情绪很普遍，组织起义是有条件的。”
周恩来笑道：“你们西北军起义是有光荣传统的嘛。红军时期起义的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是西北军；去年邯郸起义的高树勋是西北军，今年初台儿庄起义的郝鹏举也出身于西北军。听说你对郝鹏举还做了不少工作哩！”
张克侠谦逊地说：“那主要是陈毅同志做的工作，我不过是从郝鹏举背后推了他一把，促使他快点下决心起义。”
接着，张克侠提出：“在三绥区内部，斗争很复杂，国民党军统局和国防部二厅派去了一批特务，参谋长陈继淹就是个大特务。他们对冯治安，对我，对何基沣，对广大进步官兵，监视很严，还有一些军官思想顽固，不愿起义。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保证起义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希望解放军在进攻前派联络人员到我这里来，以便密切配合，里应外合，争取一举成功。”
周恩来点点头。说：“你的意见很好，我会通知陈毅同志，请他派人和你直接联系。”
在他们谈话过程中，小汽车在南京街头行驶，司机和警卫员机警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周恩来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又环视四周，突然紧紧地握住张克侠的手摇动起来，张克侠明白这次会见就要结束了，于是他向周恩来告别。这时小汽车刚好开到冯玉祥寓所附近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下，张克侠下车时，周恩来热情地向他挥手致意……
在中国即将进行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在国民党反动派气馅嚣张，自以为不可一世的时候，周恩来却从容镇定地在敌人“心脏”里作出了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其大智大勇多么令人赞叹、敬佩啊！
次日，王冶秋从梅园回到冯玉祥公馆，向张克侠传达了董必武的指示：你在汽车上向周恩来同志汇报的内容很重要，很有价值。但当时干扰太多，时间又紧迫，还有一些问题不十分清楚，希望你写一个详细的书面材料。
张克侠遵照董老的要求，写了一份徐州敌人动向和布防情况的书面材料请王冶秋转交给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
四、张克侠返回徐州后，吴化文又从兖州来到南京，借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来到冯玉祥公馆拜见老上司，要求冯给他指示迷津
冯玉祥对吴化文有知遇之恩，把吴从普通士兵挑选到自己身边当勤务兵，又给他提干、送陆军大学深造。后来吴化文能升迁到少将、中将乃至汪伪上将，和他“陆大”这块牌子是分不开的，所以吴对冯二直感恩戴德，视冯为“再生父亲”。
吴化文一见到冯玉祥，就跪倒在地流着泪说：“先生，我错了，现在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原先我有4万部队，现在剩下的远不及半数，番号改成地方保安部队。兖州四面楚歌，出了城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国民党不给装备，不供应粮食、燃料。我已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请求先生想想办法，指一条出路。”
冯玉祥对吴化文投敌当汉奸一直很气愤，怒气冲冲地训斥说：“我们西北军的一贯立场是救国救民，我们为这个立场出生入死，打了几十年的仗。可是你呢，忘记了西北军的立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竟认贼作父，为虎作伥，背叛国家民族，当了可耻的汉奸，你还有脸来见我吗？里你还有脸面对国人吗？！”
吴化文满脸羞愧，低头不语，静听着老长官的训斥，连大气也不敢出，一直跪在地上，低着头挨骂。
冯玉祥骂够了以后，口气稍稍平静了一些，叫吴化文站起来，在沙发上坐下。冯玉祥说：“你做错了事又来找我，我有什么办法？现在我被老蒋派特务监视，自己都不能自由，老蒋还叫我去美国，以考察水利为名，把我赶到国外去，对你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冯玉祥毕竟心肠软，看到吴化文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不忍心就这样把他打发走，于是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交给了吴化文，说：“你拿我的名片去找李济深，他正在串连一些人反蒋，和周恩来、董必武先生有联系，你去请他给你想想办法。”吴化文离开以后，冯玉祥即给李打了一个电话，把吴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李。
当天晚上，吴化文由该部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王一民陪同，到南京鼓楼巷一号李济深家中面商一切。吴化文曾对王一民说：“民主人士我信不过，我相信冯先生。”现在他持冯玉祥的名片造访李济深，心中仍免不了有所疑虑。
进入客厅，李济深向吴化文介绍了在座的章伯钧、陈铭枢、王寄一，他们都是民主党派的成员。吴化文大感意外，心里很诧异半晌说不出话来。
李济深赶忙解释说：“这几位都是对蒋介石不满的。他们是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周恩来先生常有来往，是我们和共产党联系的桥梁。”吴化文听了，心里才平静下来。
李济深又说：“你的事情，焕章(冯玉祥字)兄已经对我讲了，在这里可以公开商讨。”这次主要是彼此熟悉一下，交换一些情况，没有谈实质性问题。
最后，李济深说：“章伯钧负责和中共方面联系，由他和周恩来先生商量后，再约会或回答你们。但无论如何，只能我们几个人知道，千万要保密。”
过了几天，王寄一通知吴化文和王一民，约定在南京湖南路大同新村9号见面。吴化文和王寄一应约前往，未带一名随从。李济深未到场，派陈铭枢作他的代表。章伯钧和王寄一也在场。章伯钧说：“我已向周恩来先生谈了绍周兄（吴化文字)的情况和希望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的要求。周先生说：五先生愿意站到人民方面来，我们欢迎，以后密切联系。”
吴化文听了，心里很高兴。他知道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但他又感到不大踏实，说：“我的驻地在山东兖州，陈毅是中共部队司令员，驻在临沂，不知周先生什么时候和陈毅司令员联系？”
章伯钧说：“绍周兄尽管放心，周先生说他会用密电通知陈毅司令员，请陈毅司令员尽快派人和你联系。”
章伯钧还郑重地告诉吴化文：“周恩来先生很重视这件事。他曾考虑约请你和他直接见面，商谈一切有关事宜。但又考虑到你的安全，考虑到万一被特务侦知后，你回部队后就难以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他甚至还考虑到你的眷属子女们的安全，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顿时，一股强大的暖流涌上吴化文的心头。他是一个坚强的汉子，遇到过多少艰难困苦的险恶的处境，经历过多多少少的曲折和磨难，但是有谁这样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呢？过去，人们总是欺骗他，压迫他，凌辱他，暗算他，有谁关心过他呢？今天，想不到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共产党领导人，却是这样的古r道热肠这样周到的为他着想，这使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个刚毅的山东汉子过去很少落过泪。是嘛，男儿有泪不轻弹嘛！但是今天，吴化文眼眶里却闪出晶莹的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