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畔,特别行动小组延误战机,四烈士血洒龙华。

周恩来对张云逸说:“我们要用行动来回答反动派的屠杀,让烈士的在天之灵看到你们在广西揭竿而起!”

“张将军,不好了!”

“什么事?”

“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同志要你暂时留下。”

来人神色惶惶地对张云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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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1929年8月24日。张云逸已订好去香港的船票。正收拾东西准备动身,驻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派来了一位联络员通报最新的紧急情况。

“到底出了什么事?”

“党内有重要领导人被捕后叛变,彭湃、杨殷、颜世昌、邢士贞和张际春五位同志在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租界巡捕逮捕,过两天可能要引渡给上海警备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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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天前,他与被捕的五人中的四人还在一起讨论工作,其中的中央军事部长杨殷还专门为他的工作去向而与之彻夜长谈。

张云逸永远无法忘却黄浦江畔那个不寻常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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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殷安排张云逸潜入广西

秋高气爽,月明星稀,淡雾笼罩着黄浦江,笼罩着整个大上海。

那是1929年8月的一个深夜。

朝江心望去——外国商船和租界巡捕们的小汽艇在来回游弋,不时地向浦江两岸发射出一束束刺服的红光,似乎在向那些憨厚的中国人抖示带血的威风。

夜深人静,洋楼上的小窗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许星星点点。

诚然,这些尚未熄灯者无疑是当时特殊群体中的特殊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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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闸路的一栋小楼仍残留着星星点点。微弱的灯光下,两位中年男子正用广东白话低声交谈。

这种粤地方言,在北方人乃至上海滩的人听起来,竟如同舶来西语而不知所云。

正是这种一般人难以听懂的南国方言,对他们所谈要事援盖了一层神秘的铠甲。

“胜之兄,国内局势突变,中央决定要你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机会,另有安排。”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对张云逸说。

张云逸早年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念书时曾用名张胜之,而杨殷当时就读于广州圣心书院。张云逸长杨殷一岁,所以杨殷总是称张云逸为“胜之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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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揆(杨殷字),中央对我如何安排?”张云逸问道。

“去广西。”

“去广西?为什么要去广西?”

“蒋桂冯阎在中原争战不体,桂系内部不少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同床异梦,广西成了他们后院的一个空档,正是我党开殷工作的好去处。”

“派我去广西,又得去碰老对手了。”张云逸若有所思。

“老对手,不打不相识嘛。”杨殷笑道。

张云逸苦笑着摇了摇头:“去年,要不是桂系插了一杆子,整个海南岛早就是我们的了。”

想起第一次跟桂系打交道就吃了大万,张云逸心里的确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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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不幸牺牲,杨殷以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身份到海南岛参加琼崖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当时,张发奎只晓得自己部下的少将参谋长张云逸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却不知他是中共留在北伐军中做秘密工作的党员。于是,急于驱逐桂系在琼势力的张发奎便派原籍海南文昌县的张云逸带八百人去海口取代黄镇球任琼崖守备司令。

张云逸则顺手牵羊,与杨殷和中共琼崖特委暗中商定,抓住这天赐良机,发动海南秋收起义,一举夺取全岛。岂料新桂系老奸巨猾,暗中抢先收买了海口驻军副团长叶肇。待张云逸的队伍一离船上岸,便被叶肇所部缴械。好在张云逸本人所乘坐的船尚在海上,闻讯后便立即返航转道香港,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

“孟揆,你知道我曾经栽在桂系手下。这一次去广西,棋逢老对手,能否打开局面,我心里没数。”张云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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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堑长一智嘛。”杨殷告诉他,“党中央需要你去会会老对手,这回将有几十位党的干部分头赴桂,你的任务是利用自己北伐军官的特殊身份,设法打进广西军界,到时候伺机行事。”

“我会尽力而为。”张云逸看着杨殷,脸上流露出几分担忧。

“你放心去,决不会像上次去海南,这次除了分头派去一批干部之外,中央还专门派去一位党代表,负责指导你们的工作。”

“党代表,他是谁?”

“现在是非常时期,按组织规定,我还不能告诉你。你去了以后,他会跟你联系的。”杨殷拍了拍张云逸的肩,“胜之兄,放心去吧。”

然而,张云逸怎么也想不到,时隔几天,给他布置这一重大任务的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竟会落入敌人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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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不幸牺牲

中央特科联络员将这不幸的消息告知后,张云逸心里十分难受。

“怎么办?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联络员告诉张云逸:“恩来同志专为此事派我来,通知你参加今晚的紧急会议,就是想商量营救办法。”

“好,我一定准时去参加。”

8月 27日深夜,由周恩来、张云逸等人组织、指挥的营救行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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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井井有条,计划得天衣无缝。

负责的特别行动队,已做好一切准备。他们将按计划于28日清晨趁外国巡捕将彭湃、杨殷等人转解龙华监狱时,在囚车必经的枫林桥实施武装劫救。

然而,这次经周密策划的营救行动却因临时擦枪延误时间而没有成功。

8月30日,彭湃、杨殷、颜世昌、邢士贞四位中共党的领导人走上了龙华刑场,被国民党淞沪司令部枪杀。

龙华在哀嚎,黄浦江染上了又一层血红。

周恩来松开了紧握的拳头,他操笔,为龙华四烈七的不幸牺牲起草《告人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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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化了妆的张云逸秘密来请示工作。

周恩来把笔搁在一边,用沉重的语气对张云逸说:“云逸同志,杨殷部长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他生前对你的安排没有改变。今后,我们要用行动来回答反动派的屠杀。”周恩来越说越激动:“你尽快赶到广西去开展军事斗争,拉起一支队伍,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周书记(周当时为中央军委书记),我决不会忘记这笔血债,更不会忘记杨部长的嘱托。”

“打进广西军界,伺机行事。”周恩来紧紧握住张云逸的手,说“我相信,要不了多久,烈士们的在天之灵会看到你们在广西揭竿而起。”

不久,张云逸动身经香港到广州。他要进入广西军界,还要通过有影响的关系介绍。他在冥思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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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张云逸离开上海时,另一位重要的特殊人物也正准备启程

挥手之间,离情别恨,邓小平告别爱妻乘来南下。

年轻的中央秘书长成了派驻广西的党代表。

中央财务处记录:邓小平领了一笔路费去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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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云逸离开上海时,另一位重要的特殊人物也正准备启程。他的目标也是去广西。

这位重要的特殊人物就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说他重要,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派往广西的党代表。

说他特殊,因为他很年轻,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而且还是一位结婚不久的新郎官。

他的爱妻是年轻漂亮的张锡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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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张锡瑗是三年前即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认识了的。那时,张锡瑗只有十九岁,邓小平也只有二十二岁。两人真正的恋爱是1927年秋才开始的。当时,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的邓小平,有一天惊喜地看到他的同学张锡瑗从苏联回国,而且分配到他的秘书处报到。后来,党中央迁往上海,他俩又一同迁沪。1927年12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仍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1928年春,邓小平与张锡瑗在上海广西中路一家叫聚丰园的川味馆喜结良缘。

现在,邓小平重任在肩,他要走了,告别爱妻,乘上南下的轮船,取道香港前往广西。

码头上,这对年轻夫妇依依惜别,挥手之间,离情别恨,有如默默流动的浦江水……

“东西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介绍信和电报密码都藏在箱子的夹层里,不会被人发现。”

与邓小平同行的中央特科人员龚饮冰拍了拍那个结实的大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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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他们抵达香港。在旅馆住下后,龚饮冰通过原有关系和联络暗号,很快与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军委接上了头。

“走,到凤凰台那边去,贺老板和聂先生偕同他们的夫人在等我们呢。”龚饮冰告诉邓小平,他与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已联系安排好,到他们住的地方去谈谈广西方面的情况。

“我们化妆一下,马上走。”邓小平一身西装革履。龚饮冰则一副水手模样。两人乘上一辆黄包车,很快来到了香港跑马地旁的凤凰台附近,跨进了南方局书记贺昌的住处。

贺昌和他的夫人黄定慧,还有广东省军委书记聂荣臻和夫人张瑞华,早己在那里等候多时。

“我们年轻的邓秘书长,表面上看,你是孤胆英雄去闯虎穴龙潭,而事实上,你的队伍不小呢。”聂荣臻笑着对邓小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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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昌接过话茬,说:“俞作豫同志早就随他的胞兄俞作柏和表兄李明瑞到了南宁,其他一些同志也已陆续上路入桂”

“周恩来书记在上海就对我讲过:‘给你几十员大将,把广西揽个大翻地覆。’我说:‘中央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到我这小个子身上,我怎么也得在南大涂红一片。’你们说,我这身子会不会压扁。”

“哈哈哈哈……”几个人几乎同时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贺昌、聂荣臻与邓小平交流了广东、广西两省的局势,谈了派去广西的我党军政干部情况。最后,邓小平告诉贺、聂二人:“在上海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中连连出现叛徒,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再三加强保密,确保赴桂同志的安全,临行时以党的纪律对我们约法三章,所以,我们的联络大都是单线,包括张云逸等主要干部也不能轻易直接与我接头。到广西后,中央规定我不再用小平这个名字,而叫邓斌,文武斌。”

“好样的,邓斌同志,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们的中央秘书长,而是文武双全的邓代表。”贺昌拍了拍邓小平的胳膊说,“这四川小伙子好结实,我看呀,千斤重担也压不垮!你不用操心,你在前头走,我后面就来。过一段时间,我也去一趟广西。”

看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广西是有着一种特别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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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前,太平天国曾在广西举起义旗,由此而驰骋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直至最后占领南京而设都“天京”;

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也曾于1922年溯西江、漓江而上桂林,在桂林独秀峰下设立了北伐大本营。

而今,共产党利用了另一种特别的天时地利。广西的军政要人历来就没有服从过蒋介石的统一领导,无论是陆荣廷还是马君武,也无论是李宗仁还是白崇禧,他们都自成体系,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诸方面都足以跟蒋介石斗上几个回合。

由于桂系军队中北伐虎将李明瑞和俞作柏在政治上附蒋倒桂成功,李宗仁、白崇禧出逃境外,俞、李被老蒋派回广西主政,而这两位杀回广西总揽一切的将军,葫芦里却装着另一种药。在当时,他们自己也未能料到广西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

然而,当时的共产党人却是明察秋毫,静观风雨。

于是,中共的数十名干部通过种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先后来到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