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编制为三个师即115师、120师和129师。
当时，张浩被任命为129师政委（政训处主任），毛主席对他说：“假如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你们林家包了。”
林彪是115师师长，抗战初期就因平型关大捷而闻名中外，那么张浩与林育南是怎么回事？毛主席为什么这样说？
01
张浩原名叫林育英，他和林育南、林彪（林育容）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林氏三兄弟”。
他们三人是堂兄弟，其中张浩（林育英）出生于1897年，年龄最大，长林育南1岁，长林彪10岁。
林育南与林彪是都出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塆，张浩出生于林家染铺湾，两个村子只相隔不到一里地。
三兄弟中最早参加革命进步组织的是林育南。他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读书时，加入了教务主任恽代英创办的学习和宣传新思想的“互助社”。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林育南是武汉学生爱国运动负责人之一。他还给老家的张浩写信，让张浩“在乡下也干起来。”
张浩出生于半耕半织的手工染织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小时候断断续续读过私塾，少年时便成为家中手工作坊劳作的主力。
1916年，张浩与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涂俊明结婚。那时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小手工艺者家庭，对外国列强的掠夺和资本的挤压感受最深，年仅19岁的张浩非常苦闷，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堂弟林育南给他传播的新思想，让他感到新奇，仿佛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
1919年暑期，林育南等青年学生回家乡宣传革命思想，他和张浩等人一起兴办了一所浚新小学，开始社会改革活动。学校中途因缺少经费而停办，后来在恽代英与地方寺庙的支持下，张浩又恢复办学。
回头看，这所浚新小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1921年7月，恽代英、李求实和林育南、张浩等人在浚新小学内发起成立了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存社”。不久，当他们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林育南与恽代英马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经恽代英和林育南介绍，张浩也入了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张浩为了表示革命决心，他把林育英的名字改为林仲丹。
“林氏三兄弟”参加革命后，后来因工作需要，天各一方，而浚新小学是当初他们交集时间最长的地方。
林彪9岁入私塾，12岁起就转入浚新学校。那时他虽然小，但每天跟在林育南、张浩的身后，耳濡目染，也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林育南与张浩兄弟俩都是我党早期著名工运领袖。
林育南入党后，被任命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他一接受任务，就以自己的组织领导才能，成功地开展了粤汉铁路机务处和汉口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斗争。
1922年1月，林育南到苏联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张国焘、瞿秋白、任弼时等人。
林育南回国后，日夜奔走在武汉三镇，发动产业工人为摆脱被剥削、被压迫而斗争。
林育南和“劳工律师”施洋，把武汉各行业工会组织起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
因为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以及演讲写作才干，林育南被委任为秘书主任，全面主持工团联合会工作。
林育南不仅是我党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而且还是一位极其出色的革命宣传家。
1922年10月，他和施洋创办《真报》，为工人呐喊。这张报纸为百姓鼓与呼，生动活泼，战斗性强，每期一出来，工人、学生、市民都争相购买和传阅。
在此期间，张浩也和林育南一起并肩战斗。
张浩加入“共存社”后，便开始走出家乡，出来“闯世界”。
张浩先去上海一家日本资本家开的隆华染织厂当工人，几个月后回来后恢复浚新小学办学，同时在“共存社”帮助下，在武汉开办了利群毛巾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利群毛巾厂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办公处和党的联络点。张浩以“老板”的身份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林育南、许白昊在组织汉阳钢铁厂大罢工时，化铁炉工头韩老三被资本家重金收买不肯停工，张浩向罢工委员会提出以“打死工贼韩老三”为口号，成功吓退韩老三，取得罢工的胜利。
1923年2月，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了，林育南是这次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反动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林育南与林祥谦、施洋是敌人在武汉重点捉拿的“首犯”，林育南侥幸逃脱，而林祥谦、施洋英勇就义。
“二七惨案”发生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林育南、张浩、陈谭秋、李求实等人分别转移到安源、长沙和上海。从这以后，林育南与张浩兄弟俩聚少分多。
林彪15岁时考入武昌共进中学，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
1924年，我党派林育南回武汉领导湖北的青年运动，在共进中学读书的林彪，这时更直接受到了林育南的教育和培养。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中，林彪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发起成立“共进图书社”，后被湖北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这年秋天，林彪于武昌共进中学毕业，林育南推荐他报考黄埔军校。1926年1月，他成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同时将林育容的名字改为为林彪。林彪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自此，“林氏三兄弟”全部走上革命道路，但他们分别担当不同的角色，走的是不同的路径，因而书写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02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林育南作为湖北地区代表参加了大会。紧接着，他又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由于林育南能文能武，履历丰富，他被组织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团中央书记，并兼任《中国青年》主编。
1924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后，林育南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青年干事。1925年1月起，林育南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
1926年5月，林育南出席广州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奉命回到武汉，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一起领导湖北的工人运动。
1927年1月，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工会秘书长，李立三、林育南、项英分任外交、宣传、组织主任，许白昊任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长。
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后，干得最漂亮的一件大事就是收回汉口英租界。
1926年北伐军进军武汉时，英舰在汉口上游50公里处向北伐军开炮；英国亚细亚煤油公司轮船在湖北团风江面撞沉中国轮船神龟号，致使500余名中国同胞冤死江底；以英国领事馆为首的各国领事馆勾结在一起，要求国民政府取缔工人组织……
林育南提议总工会举行一次大规模集会，把英帝国主义嚣张气焰打下去。李立三、刘少奇也非常赞同。
1926年12月26日，汉口10余万工人举行了“反英大会”，英租界当局十分惊恐，他们决定报复。
2017年1月3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钟楼旁讲演。英国租界当局调动英国军舰上的水兵登岸。全副武装的英军冲出租界，扑向手无寸铁的听讲群众，当场刺死一人，打伤30多人，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
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马上通电全国，林育南亲自起草电文，提出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六项要求和实行抵制英货等五项办法。
5日下午，在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等人的指挥下，总工会在汉口召开了有30万人参加的"追悼一三死难同胞"大会。
会后示威游行群众向英租界挺进。工人纠察队员率先冲进租界，迅速拆除沙包、电网组成的防御工事，愤怒的群众占领了租界。
随即武汉国民政府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英租界。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与英方交涉收回英租界。最后，英帝国主义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议，先后将汉口、九江两地的英租界交还中国。
收回汉口英租界后，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名声大噪。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企图用重金收买林育南。在遭到林育南断然拒绝后，蒋介石恼羞成怒，派人把林育南父亲抓了起来，百般折磨后才放了出来。
1927年5月，在大革命处于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仍然在汉口胜利地召开了泛太平洋劳动大会。林育南被任命为大会秘书厅秘书长，会议的翻译、宣传、会议材料及会务工作，均由林育南一手主持。
这次有日本、朝鲜、法国、苏联、美国、英国等国劳动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林育南功不可没。
为了鼓舞全党全国人民的革命士气，中共中央紧接着又决定于6月份在汉口召开第四届全国劳动大会，任命林育南为大会筹备处主任。
林育南再次施展他卓越的组织和政治才华，不仅主持会务筹办，大会宣言及主要决议案也均由他亲自起草。大会上，林育南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常委，在第二次常委会议上，他又当选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主持全总的日常工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许多共产党人遭到屠杀，林育南再次成为国民党通缉的“要犯”。
林育南转入地下工作，他在重建的中共湖北省委担任常委兼任宣传部长，不久又代理省委书记。1927年年底，为了筹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林育南奉命来到上海。
这时的上海已经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林育南足智多谋，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连续主持召开了几次全国性会议。除了1929年11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最重要的会议当属“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系列会议了。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已经在井冈山等多个地区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已是摆在党的面前的任务。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决定成立“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苏准会）”，任命林育南为“苏准会”秘书长。此后，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等经常在“苏准会”机关研究工作。
林育南负责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草案》《土地法》《劳动法》等重要文件。大会筹备工作就绪后，党中央决定由林育南去中央苏区筹备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很可惜，在林育南一行去中央苏区途中，蒋介石正发动对红军的大围剿，他们无法进入中央苏区，被迫返回上海。后来地下党秘密将相关文件送达中央苏区，在苏区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林育南在上海工作期间，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泛滥。具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林育南深刻认识到，敌强我弱，在城市搞暴动，让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将会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他同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因为反对“立三路线”受到排挤，林育南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
1930年9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才得以纠正。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中国，用突然袭击的手法，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利用“左”倾教条主义宗派团体，将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排除在会外，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推上中央领导岗位。
王明推行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坚持“城市中心”论，在军事上强调所谓的“正规战”、“全线出击”等等。在组织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对党内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为了使党的事业不受损害，1月8日，林育南与何孟雄、李求实等18名党员，反对四中全会的选举，向党内发表了《告同志书》，揭露王明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内民主的行径和篡党夺权的阴谋。
王明凭借手中的权力，对持不同意见或反对过他的人实行残酷的打击，他不仅将林育南、何孟雄等人统统打成“右派”，还扬言要开除他们的党籍。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何孟雄等分别在上海汉口路的东方旅社和天津路的中山旅社开会，研究如何展开反对王明的斗争，彻底纠正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
就在会议进行中，因叛徒告密，他们几乎同时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和逮捕。这次大搜捕持续了一夜，到18日，共有36名中共党员同时被捕。
这就是著名的中共党史上的一大谜案的“东方旅社案”。究竟谁是告密者，党内一直未有定论，被捕的党员全部是王明“左”倾路线反对者，这本身就非常蹊跷。近年不少史料研究表明“东方旅社案”似与王明、康生有关。
在狱中，林育南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
抓到林育南这条“大鱼”，蒋介石非常兴奋，早在1927年，他曾派人重金收买未果，这次他仍然抱有幻想，于是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出面对林育南进行“劝降”。
陈立夫特意用专机将林育南“接到”南京。在国民党内，陈立夫的口才是出类拔萃的，他本以为劝林育南归顺国民党不成问题。没有想到，从劝降一开始，就被林育南批驳得体无完肤。
陈立夫无奈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他伸出手来想同林育南握手，可是在场的国民党记者举着照相机却始终找不到机会按下快门。连做政治宣传的素材都没有拿到， 陈立夫感到受了奇耻大辱。
陈立夫劝降失败后，打电话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命令：“杀！”
1931年2月7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胡也频、殷夫、柔石等24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林育南时年33岁。
03
1923年“二七惨案”后，张浩根据上级指示去了长沙，他在长沙领导了人力车工人的罢工请愿活动。这年秋天，他又奉命奔赴安源。
张浩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主任同时参与中共安源地委工作。
工人消费合作社是毛泽东来安源时提议创办的，目的是绕过中间商，使穷苦工人能够买到便宜货。张浩不辞劳苦，热心为工人服务，把合作社经营得有声有色，他在工人中获得很高声望。
1924年5月1日，安源1万多名工人隆重集会，纪念国际劳动节。张浩被推举为大会总指挥，并在会上作了精彩的演讲。
五一节后不久，张浩被组织选中远赴苏联，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与张浩同期学习的还有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关向应等人。
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内急需干部，张浩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化名“林春山”回国，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杨树浦部委书记。
1925年12月6日，上海总工会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反奉倒段”的口号，声援李大钊、赵世炎发起的“首都革命”。
上海戒备司令部派出荷枪实弹的警察、马队几百人，包围了会场。
集会后是万人游行，张浩率领 沪东区的工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敌人突然朝天开枪，游行队伍秩序大乱。
张浩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和敌人搏斗。他的头部被刺刀刺伤，血流如注，染红了上衣，胸部被敌人的枪托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他挣扎着振臂高呼：“冲！冲！冲••••••” 话未喊完，就晕倒在地。
群众以为他牺牲，群情激愤，抬着浑身是血的张浩一拥而上，向军警冲去。吓得敌人目瞪口呆，不敢动弹。游行队伍终于冲出了军警的包围圈，浩浩荡荡行进在青云路、宝兴路、中华新路，蔓延数里，口号震天，震动淞沪。
张浩被同志们送到宝山路济生医院抢救脱险，但留下了严重的脑伤后遗症。
张浩利用回家养伤的机会，动员妻子涂俊明和弟弟、妻弟等和他一起参加革命工作。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时，张浩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在虎穴狼窟中坚持战斗。1928年春天，中央又派他去白色恐怖格外严重的湖南，恢复遭到破坏的湖南省委。
同志们担心他的安全，他说："为了党的缘故，死，我也得去！”
张浩到安源后，和贺昌、滕代远等一起组建湖南省委， 不久当选为省委常委、职委书记。
当时刚刚草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然地处湖南、江西两省边界，但在党的组织关系上仍属中共湖南省委领导。
在省委领导几经变故，独撑局面的张浩几次派人与毛泽东联系，并给出省委指示。他还向红四军选送安源等地工人，为井冈山根据地解决经费与医药等困难。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发动了威震湘鄂赣、声撼全中国的平江起义。张浩在组织平江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成立红五军以及加强党的领导、战略方针与进军方向都作出了明确指示。
张浩的活动渐渐暴露，他成为国民党重点抓捕对象。张浩剃发为僧，在庙里坚持工作。后来又有人叛变，他在方丈僧朗觉（张仲华）的掩护下逃出虎口。
此时的张浩已经身无分文，只好装扮成苦行僧，身披袈裟，手持木鱼，足蹬草鞋，沿途化缘乞讨，走了 1个多月，才“死地生还”，到达上海。林育南见到他时，面对这位又黑又瘦的兄长简直不敢相认，昔日魁雄的身材只剩下 一副骨架子。
张浩接上组织关系后，在上海任沪西区委书记。在一次集会游行时，他为了营救两位女工，被逮捕关进上海堤蓝桥监狱，并被打得头肿脸青，头部再次受到严重损伤。
张浩在狱中装作“疯子”，骗过了敌人。4个月后，经党组织保释出狱。出狱后，他参加了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成为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负责人。
1930年4月，张浩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 到哈尔滨领导满州工人运动。不久，中央调他到沈阳组建临时满洲省委，并代理省委书记。
为了恢复和发展党在群众中的组织工作，他亲自到抚顺煤矿、沈阳兵工厂等处开展活动。为了联系群众和应付敌人，他用煤灰把脸弄黑，和 工人一块劳动。不到4个月，满洲省委发展的党员有900多人、团员有1200多人。
1930年11月11日，因叛徒出卖，张浩从抚顺煤矿返回沈阳时，被日寇在火车上抓捕。
日本鬼子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想从他身上打开党组织缺口，便对他施行酷刑。数九寒夭，敌人给他灌凉水，肚子胀鼓鼓，用大皮靴在肚子上又踩又踢，水血从鼻子、嘴里往外流。
第二次审讯，又给他灌辣椒水、煤油，他又一次昏死过去。刚刚苏醒，敌人又把他的衣服扒光，放到冰冷潮湿的地下室里，想把他活活冻死。
张浩的命很硬，他还是挺过来了。
张浩鼓励一起被捕的难友，坚决咬定无罪。最后29个男友被无罪释放，只有5人被判了刑，张浩是最重的一个，被判了五年徒刑。
在伪满洲国成立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收买人心，宣布大赦。党组织抓住时机，于1932年2月，把张浩从监狱营救了出来。张浩出狱时，身体已经极其糟糕，连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
1933年初，张浩接受新的重任，他化名李复生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住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为了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恢复和我党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决定派张浩回国。
为了隐蔽身份，张浩这次将“李复生”的化名改为“张浩”。姓“张”，这是为了纪念掩护他牺牲的慈云寺方丈释朗觉（俗名为张仲华），名“浩”，意指革命的洪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张浩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也曾使用过不少其他化名，但使用最多、历时最久的，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用的名字就是“张浩”。
当时党中央下落不明，只知道陕北还有红军存在。回国路线因东北已经被日寇占领，只能走蒙古，但要穿越杳无人烟的沙漠。
1935年11月的一天，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接到陕甘边区定边的电报，说来了一个可疑的像乞丐的蒙古商人叫张浩，要找党中央。等张闻天、李维汉与张浩见面，才知道他就是当年的林仲丹（林育英）。
在直罗镇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在安塞见到张浩都喜出望外。
张浩的到来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
其一，张浩带回了电讯密码，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也和世界连通，打破了国民党的信息封锁。
其二，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以及张浩参与起草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
其三，张浩力挽狂澜，为避免红军分裂作出突出贡献。
红军长征过程中，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一直拒不执行中央北上进军路线，还于1935年10月5日强行成立“临时中央”，自任主席，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的党籍，同时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
张浩得知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后，旗帜鲜明地维护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多次给张国焘发电，反对分裂主义，促进团结统一。
他和张国焘说，共产国际高度评价红军长征，“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要求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的计划，尽快率军北上。
张浩在反对张国煮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把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他在电报中表示：“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建议“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
张国焘读罢电报，大为震惊。他南下已遭失败，不敢再背负“违背共产国际”的罪名。他权衡之后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经过张浩的耐心争取劝导，再加上朱德、徐向前等人的不断斗争和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推动，张国涛最后不得不同意北上，红一、二、四三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
张浩到达陕北后，参加党中央政治局工作，曾兼任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当红军西路军陷入困境后，中央军委决定抽调部队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即115师、120师和129师。
由于115师师长是林彪，129师师长是刘伯承，而政委是张浩，所以毛泽东对张浩说：“假如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3个师都由你们林家包了。”
129师主要是由“援西军”改编而成，以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为基础，张国焘的问题被处理后，很多干部与战士的思想都非常复杂。张浩以自己的高尚品格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很快就把部队拧成一股绳。
为了尽快适应对日作战的山地游击战，129师办起轮训班，刘伯承与张浩亲自给学员上课。
张浩在进行部队思想工作的同时，他还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工运出身的张浩经常利用战争空隙动员工人参加八路军。抗战初期，晋东南地区就有3万多工人参加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1937年11月，仅磁县与六合沟地区就有3000多产业工人加入129师。
张浩在129师工作时，因脑伤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坚持工作。后来，他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1938年2月底，党中央将张浩调回延安，由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这是此后 “刘邓大军”称谓的由来）。
张浩回到延安后一边养病，一边工作。其间，他创办了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和延安工人学校，主编《中国工人》月刊。
1940年4月30日，林育英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议开始后，他突发脑溢血，虽然被抢救过来，但无法站立行走了。
1941年8月，张浩病情恶化，送往延安中央医院全力抢救治疗。1942年2月，林彪在苏联养伤痊愈后取道新疆回国，他抵达延安后，便急忙赶到医院看望堂兄张浩。
张浩此时说话已经非常吃力，但心里放不下一件事：那就是王明强加给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人所谓的“右倾”冤案，他艰难地叮嘱林彪要向中央反映情况，予以平反。（1945年，党中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林育南等烈士给予高度评价。解放后，集体牺牲的24位烈士忠骨被安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烈士墓区内。）
1942年3月6日，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享年45岁。
张浩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张浩的去世，是我党的一大损失，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柩。
毛泽东还为张浩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并为他的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几个大字。
1942年3月9日，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林伯渠、杨尚昆等中央领导集体亲自为张浩同志执绋抬棺，将烈士葬于桃花岭山顶。
张浩与林育南兄弟俩一生充满革命传奇，若不是英年早逝，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一定会有他们的身影。
革命先辈们已经离去，但他们光荣的历史与英勇奋斗的精神、对革命坚贞不屈的情操，将伴随他们的英名永存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