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说我党在关内有三个重要的根据地：
一个是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
一个是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
一个是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
要打垮我党，就要摧毁上述三个根据地。因此，校长从1947年3月起，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即所谓“双矛攻势”。
壹｜ “戡乱总动员”
1947年6月1日，校长作《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的讲话，对一年来的“剿匪军事”进行了检讨。他说:
“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按说，无论就哪方面的实力来比较，解放军打不过国民党军，拿校长的话说，就是“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但是，事情恰恰相反。 校长承认，
“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了，我们不但尚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解放军“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症结何在？"
校长一连提出了四个为什么。他最后的答案：“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上面。（蒋介石1947年6月1日对军官训练团第3期研究班全体学员的讲话）
“精神的因素”是什么？校长说，那就是军心不振，士气不高。他分析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三:
“第一，是因为前方在作战，中央在谈判，以致使得前方官兵的心理彷徨，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作战?
第二，是一面作战，一方裁军，前方官兵人人自危，恐怕缩编，影响士气甚大。
第三，是前方死伤的官兵不能公开发表，明令抚恤，战死战伤毫无荣誉，也是士气低落的一个原因。“（蒋介石《高级将领精神心理之改变与剿匪战略之研究》，1947年2月26日）
所谓裁军，是指1946年3月开始计划一年时间内，“用集体转业、个别转业和给资遣散三种方式”（《陈诚评传》台湾群众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48页），对庞杂的国民党军进行裁并。军缩编为整编师，师缩编为整编旅，军长降为整编师长，师长降为整编旅长。
这次整编虽然精简了老弱病残，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战斗力，但留下了后遗症。“失业军官动辄以千计，部分失业军官，生活无着落，甚至到南京中山陵'哭陵’，指责中央对他们残忍不道。”（《陈诚评传》台湾群众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49页）
降职使用的军官心理也不平衡。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次裁军是军事上最大一次败军，武汉行辕主任程潜说，“无形中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使士气隆低，人心涣散。”（程潜《在大别山剿匪检讨会议上的训词》，1947 年 12 月）
其实，国军军心不振，士气不高的原因，并非像校长所讲的这几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动的战争的非正义性。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内战是校长企图使中国仍然恢复到抗日前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政治的继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顾中国人民的生死、中华民族的存亡，诉诸武力，发动全面内战。
校长声言:“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管仲说，“军之败也，生于不义”。
校长发动的战争完全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必然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反抗，也必然激起国民党军广大士兵和下层指挥官不满与反对。其军心当然不振，士气当然下降。
为改变这三种状况，国民党当局在1947年3月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和工作人员撤回延安，从而宣告国共关系的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可能被国民党最后消灭了，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用武力解决问题。
所谓一面打仗，一面谈判的形势就不存在了，校长还决定“今后军队不再缩编"，这第二个原因也不存在了，所剩下的就是要不要明令“讨伐”共产党，校长一时难作决定，请求美国主子拿出主意。
6月19日，校长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想听听这位大使的意见。在校长召见的前一天，即6月18日，司徒雷登在致马歇尔的报告中说，在目前危机中，校长“或者使共产党赞成重新和谈；或者宣布共产党实际上是武装反叛，危害民族利益。"
司徒雷登说:“我一直希望他以激动人心的革命性手段来为民族奋斗，重新燃起人民的希望之光。"（《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06页）
司徒雷登
19日下午，司徒雷登向校长陈述了他的想法。事后，可徒雷登向国务卿报告说，对于校长来讲，“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刻可能已经到来”。他敦促校长采取如下措施：
(一)“向人民发布宣言，如果共产党拒绝最近的和平建议，应让他们对中国人民负责；如果共产党希望维护在立宪政府下刚刚出现的民主生活方式，他们就应一起工作，从危险中解救国家。"即是说，如果共产党不同国民党合作，那么，不要和平而要战争的责任就推到了中国共产党一方。
(二)“政府应尊重公民的自由，危机时期需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无私的态度厉行改革"，以“赢得民众支持。否则，政府将不得人心，为人民所唾弃”。
(三)蒋介石本人“应游历全国，发表演讲，唤起民众团结在新的运动周围"。司徒雷登说，“有人民的支持"，蒋介石就“不必因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或其他行动而担惊受怕" 司徒雷登说，如果常公采纳他的方案，“将赢得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充分同情。”（《被遗亡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08-110页）
校长感谢司徒雷登，愉快地采纳了司徒雷登的意见，及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6月28日，南京政府最高法院发布“采取紧急措施”训令，宣布了一项穷极无聊的措施，即悍然“通缉”中共主席毛泽东，企图以此挽救国民党党员及军队人员已普遍绝望的情绪。
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联合会议。校长在会上作《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报告。他提出，现在对共产党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一种方式是明令讨伐”。认为“目前如果中央正式颁布讨伐令，国内国外都没有什么可顾虑地方。而参加政府的友党（指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只要与之切实磋商，也可能同意”；
“另一种方式是不下讨伐令面采取全国总动员的方式，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以加强剿匪军事的力量。我们如能发布动员令在事实上动员全国实力以对付共匪，并使共产党无法潜伏后方，阴谋活动，则不用讨伐明今，当然也可以达到讨伐的目的”。蒋介石指出，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害，应如何抉择"?他叫出席此次会议的人“详细研究。”据此，会议决定对中共“极应明令剿办，戡平内乱”，并由主管部门“详拟办法，提候决定。”（《史料初编》(7)，第2册，台湾党史会编，第906页）
7月4日，国民党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校长“交议”的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方针案》。并以政府名义颁布“励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训令”。
7月18日，国务会议又通过了《立即实施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大纲》。《大纲》共18条，其中，
第3条规定，“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之人力，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雇行为，均应依法惩处”。
第4条规定，“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讯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或妨碍征购征用及囤集居奇等行为，均应依法熊处”。
第5条规定“凡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行为，均应依法惩处”。
第16条规定，“违反本纲要第3条至第5条，或依据各该条所定办法应行制裁或限制之行为者，依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惩处之"。
第17条还规定，“除本纲要已有规定者外，为达成戡乱目的，政院得依总动员法之规定，随时发布必要之命令”。随后，国民党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办法》《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等条例。
7月5日，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张群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戡乱总动员是“政府加强建国进程而采取的重大措施”“望全国同胞拥护政府的国策，拿出一切的力量，共同奋斗。”
7月7日，校长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扬言要“一致奋起，肃清里患”。国民党的高级官吏纷纷登台叫嚣反共，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民社党和青年党的政客们，也跟着校长的指挥棒转。各省、市、县的国民党党部、参议会，争相发表通电，拥护常公的决策，并召开所谓“戡乱建国动员大会”，组织游行示威。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的“反共”波浪。
校长声称，实行“戡乱总动员”的“最重大目的与意义是唤起全国人民的警觉，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一方面加强剿匪军事力量，加速消灭共产党”，“另一方面，还要加紧从事建设工作，以期建国大业得以早日完成"。
其实，校长只“戡乱”，不建设。校长申言，“参加其'第二战线’的工作面有扰乱秩序危害治安的行为"，“必须负责取缔，依照法纪予以处治。"（蒋介石《抗战十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1947年7月7日）
即是说不但要“剿匪”，还要镇压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国民党统治区伟大的人民运动常公认为，“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蒋总统秘录》第14册，《日本产经新闻》连载、台湾《中央日报译印》，第 77页）
从此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工作“就简单得多，对于民众的号召更是便利得多了"，对于战死战伤的国民党军官兵可以明令抚恤了。一句话，实行“戡乱总动员”，就可以振奋民心士气，挽救国民党的失败。
对此，当时的国内外舆论发出了许多评论，均表怀疑。美联社在《总动员令》通过之次日，即发表上海部分观察家的意见，认为“该命令之实际意义不如象征的意义为多”。
美联社8日北平电讯认为，“南京之总动员颇为重要，因为这是第一次公开承认政府军事处于严重态势，反共战争毫无效果。……对动员令得出自然的结论是：由于战争的损失，此一庞大机器仍不足达其目标”。
事实上，校长的真正总动员老早实行过了。在这以前他只做不讲。现在他为何要颁布总动员令呢？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
1947年7月13日，新华社发表经教员修改的题为《总动员与总崩溃》社论作了彻底地揭露。
社论说这个“总动员令”，“它象征蒋管区的人民将要遭受更大的压迫”。 “它象征蒋管区的人民将要遭受更严重的征兵、征粮、征税、派款、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破产和饥饿的灾难”。“它象征蒋介石将要进一步卖国，以取得美国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援助"。 社论指出，“最重要的，它是象征着蒋介石的统治将要总崩溃。”
校长的总动员就是总崩溃的开始，总动员不会挽救校长集团的军事、经济与政治危机，相反的恰恰只能加剧这些危机，校长反动统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贰｜ 把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
教员曾说:“蒋介石不是完全不懂得成略的，多少懂的一点"。（转引自陈毅《必须首先从战略上看问题》，1948年8月）
校长发动全面内战，他的战略就是进攻解放区，摧毁解放区的人力、物力，消灭人民解放军，校长说:“古今中外的战事，凡战略上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我们剿匪战争的原则是:“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蒋介石《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
他就是按照这种战略实行全面进攻的。他的正规军248个旅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已陆续增加到227个旅。其全面攻势受挫后，校长仍坚持这个战略。他说，共产党在关内有三个重要的根据地：
一个是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
一个是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
一个是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蒋介石《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
要打垮共产党，就要摧毁上述三个根据地。因此，校长从1947年3月起，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即所谓“双矛攻势”。
到1947年6月，国民党军虽然攻占延安，但是消灭中共首脑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的目的却没有实现。
毛周任率领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沂蒙山区和胶东仍控制在人民解放军手中，于是，常公决心加强对山东、陕北解放区的攻势，力求迅速解决这两区问题，然后，转移兵力于华北、东北。
校长认为，国民党军队控制解放军的政治、军事、交通三个根据地后，
“进一步目标，即在断绝其兵源补充，占领其粮食产区。”
"现在匪军占领区内，人力粮弹最丰富的地区在那里呢？晋东、晋西和陕北都不是产粮食的地区，而且人烟稀少，上次我到延安，当地就很少壮丁，所以他的人力粮弹可以说全靠冀中冀南和鲁北这三个地区。
如果我们派遣军队，犁庭扫穴，占领这几个地区，他就真正成了流寇。一成流寇，只要我们军队穷追猛打，绝不放松，就没有不被我们消灭的。"（蒋介石《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1947年10月20日）
把战争继续扭在解放区打，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彻底破坏解放区的经济，使解放军失去依托，而不得不四处流动，同时又保持国民党军队的大后方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战争的速战速决。这是校长从事长期反革命战争中获得的宝贵经验。
校长说，“我过去主张剿匪必须摧毁他的巢穴者，即因为匪的一切物资粮食都储备在老巢里面，一个老巢被捣之后，他在短期内必无力重建；所有重要老巢捣毁之后，他就成为流寇了。”（蒋介石《国军战术上所犯之错误及其改进》，1947年7月10日）
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内战时期，校长集中兵力对各个红军根据地进行一次又一次“围剿”时，其方针就是把战争扭在根据地边沿或根据地内打。例如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5次围剿，校长的计划是，“在军事上实施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的战法”“在经济与交通上，对匪区彻底封锁，杜绝消息，不使其向外钻隙，超越渗透，和发展其宣传与组织的间隙，更不使其获得有外援接济的机会，以充实其战力。”（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11页）
校长重新挑起全面内战后，仍企图用对付红军的办法来对付解放军。但是，吸取了红军战争经验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教员的指挥下变得聪明了，他们识破了校长的图谋，实行了远远高于校长的战略。正像邓公指出的，
“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封锁我们不能出来，好使他保持三万万人口的后方完整而不受损失，来供应他作战。这个如意算盘是高明的，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从确定自卫战争的方针时起早就看清这一点。"（《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 97页）
叁｜撒换高层指挥官，制定对付解放军的战法
(一)撤换高层指挥官，统一作战思想
因为战败，校长先后撤换了许多前线高级指挥官，如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副主任吴奇伟。第1兵团司令官汤恩伯等等。
全面内战开始后一段时期，校长把作战指挥权交给参谋总长陈诚。
陈诚自信，“五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
然而，战场上较量的结果，用校长的话讲：“我们前方的部队，遭遇送次的挫折，高级将领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
校长认为这是陈诚指挥无能的结果。于是，校长决定将作战指挥权收回来，由他自己亲自指挥，即从1947年5月起“重要战役都由我来亲自指挥"，并“集中全部的精力，来研究我们的一般将领失败的原因。”（蒋介石《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
陈诚
鉴于东北军政失败，8月16日，校长决定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并入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实行东北军政统一。
8月28日，免去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和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之职，派陈诚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由指挥全局的大员，降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官。
为使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能集中精力于陆军总部徐州指挥部，指挥45万人的大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8月6日，校长派孙立人代理陆军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
对校长这种做法，国民党军官是不满的，当时，在军官中流行一种耳语，认为第一个应该被撤职的应是蒋校长，因为校长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而又不肯改正。
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对全局战略方针原本就存在分歧。据司徒雷登说，
参谋总长陈诚“鼓吹大范围围剿，迫使共产党人退到山区，一旦他们突围到平原地带寻找粮食和供应，那时就可以摧毁或击溃他们。" 国防部长白崇禧则“坚持另一种战略，即把中共军队分割成小部队，限制在不同的地区，并一块一块地吃掉他们。”（《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91页）
但是，战争进程表明，不论国民党实行哪种战略方针，对于解放军来讲都不灵。前方将领越来越对校长的战略指导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解决各战区的具体问题，校长于1947年7月1日飞到北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19日飞到开封。21日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8月6日，校长飞到延安，并在那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夹击西北野战军。
校长密访延安
校长“亲自指挥”，并飞至这里，飞至那里，到底立生了何种作用呢？后来的战事表明，校长到什么地方，哪里就要打败仗，这成了一条规则。
(二)加紧训练军官，研究对付解放军的战法
校长原以为他的将领都是经过“现代训练”的，其作战技术和经验都比解放军将领强。但是，在战争中国军将领却一个个成了解放军的手下败将。于是校长下决心重新训练国民党军官。
从1947年4月开始至1948年3月，在南京举办了7期军官训练团，召集前方团以上军官到南京轮流受训。每期约一个月左右。校长自任训练团团长，并讲授“剿匪”的战略战术。
校长在1947年4月15日军官训练团第1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举办训练团，其目的就是要使大家“聚合一堂，根据过去一年来剿匪的实地经验，来研究共军的特点，检讨我们自己的缺点，从而改进我们的战略战术，以期今后剿匪的军事能顺利完成。"
校长非常重视研究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他认为，
“我们要打败敌人，首先要学习敌人的优点，而不仅仅看到敌人的缺点”。 为此，他要求并奖励部队“务须设法找到共军最机密的文件或电码”， “夺取敌人的作战计划，战斗教令等机密文件，尤其是与战略战术有关的作战方略”。
1947年5月，从东北战场获得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编印的战斗手册，校长如获至宝，将其“看得比任何兵书都宝贵"。 他声称，“废寝忘食，昼夜钻研，逐字逐句的细心玩味”，一口气读了5遍。 他要求他的部下也要像他那样，“必须逐字逐句细心的研读。“如果不加研究，从这里想出良好的办法来打击敌人，就不能算做一个有志气的革命军人，你们如不把握这个机会来战胜敌人，将来恐怕不会再有这样良好的时机了”。（蒋介石《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1947年5月19日）
通过研究解放军的战术和检讨国民党军历次战役战斗失败原因后，校长发现，他那些前方将领被俘，作战受挫，是因为高级将领碰到解放军的“特种战术”而束手无策，什么叫解放军的特种战术呢？校长回答说，就是解放军
“能专找我们高级司令部和高级指挥官的所在地。凡是我们主力的调动，团长以上官长的行动，几平都被他们发觉，结果我们前方的高级司令部，往往遭受袭击，高级指挥官往往被他们俘获。这是他们八年以来，处心积虑，聚精会神所研究出来对付我们的特种战术。” 常公承认“事实上一年以来我们最吃亏，最损失的地方也确实在于这一点。”（蒋介石《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 年4 月15日）
校长经过“劳心焦思”提出了对付这种战术的办法，他称之为“秘决”，即：
军、师、旅、团各司令部，要尽可能多设假司今部，司令官白天住一处，夜晚住一处，或者住在营、连里指挥；行军时，司令官切不可骑马、坐轿，“一切生活行动、服饰态度，要和士兵一样"，这样解放军“就不知道谁是指挥官了”；如果被包围，“绝对不能退却”，“否则，一退必乱，一乱必被共军消灭";（蒋介石《对匪军阴谋诡计与战略战术之分析》，1948年3月13日）
如果被包围，“切不可发出无线电报或电话向上级报告自己部队死伤多少，粮食只剩下多少”，因为共军已经掌握了我方的密电码，“他在三五个小时内都可以翻译出来";（蒋介石《剿匪期间攻防作战之要领》，1948年2月5日）
各级官长要“重节操尚廉耻"，不成功，便成仁，绝对不能当浮虏。（蒋介石《神秘性与心理战对剿匪作战之重要及其方法》，1948年2月6日）
1947年7月17日，校长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
四大守则是: “第一，必须取积极攻势; 第二，必须行动秘密与迅速，故应时时设法加强机动性; 第三，无论攻守须特别注重火网之构成； 第四，必须奖励夜间行动与夜战方法能发挥机动性。” 六项要目是：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与观察。
校长说，这些原则“是我们打匪的基本战术，也是我们剿匪战术的其体条目”。按照这些原则办，"一切行动部署皆能准备周到，毫无弱点，使匪无隙可乘，则彼匪就将处处避战，立于被动地位，如此即可任我痛剿，贯彻我预定之计划”。
肆｜乞求美援与魏德迈来华“考察”
自1947年以来，国民党政府就通过多条渠道争取美国政府增加援助，帮助它摆脱经济的军事的危机，实现用武力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这年1月底、2月初，宋“国舅”几次向美方告急，“乞求"美国立即给予援助。
5月8日，驻美大使顾维钧会晤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声称“我受命提出10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美国的器材和设备，另一半政府建议用于三类规划：1.恢复和发展交通；2.建立发电厂和某些小型工业；3.恢复农业、特别注重水利和生产化肥。"（《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华书局 1988年版，第132页）
顾维钧
5月27日，顾维钧将国民党政府拟议贷款的正式备忘录交给美国国务卿，“申请进出口银行预付指定用途的五亿美元贷款，以便为列举的产品购买设备和器材提供资金，并且要求国会另外拨给五亿美元，用以购买棉花、小麦和石油等商品在中国出售，为中国政府提供通货来支付国内建设的费用”。（《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44页）
校长认为有10亿美元援助，他可以渡过难关。
美国政府是一直积极援助校长政府的。
1947年4月25日，杜鲁门发布命令授权海军部长，根据1946年通过的“第512号公法”，将不超过271艘海军舰只和相应的船坞以及其他物资移让给中国国民党政府。
5月26日，马歇尔宣布取消1946年7月29日向中国运送军火“禁令”，允许中方在美国市场采购武器。马上执行的具体项目有13亿发“792”毫米步枪的子弹和建立八又三分之一大队空军项目下的一切飞机及零件。（转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148页）
马歇尔
1947年6月26日，马歇尔主持召开“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会议，研究“武装”中国国民党军问题，陆、海军部长强烈主张痛痛快快地公开予以援助。马歇尔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情况“确是危急”，他“感到有迫切必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看看我们继续对华采取的行动应有什么改变。”（ 转引自《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152贝页）
在这种背景下，7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遣魏德迈“即刻前赴中国，就中国现在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作一估量"，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依据，
魏德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至1945年，曾担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的参谋长兼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同校长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向主张积极援助校长反对中国共产党。校长听到魏德迈将作为杜鲁门的特使来华抱有很大期望。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告诉魏德迈:“委员长和中国其他人士得知他的使命后，非常殷切地期待他的莅临，他将受到极为热列的欢迎。他被任命的消息已在中国舆论界产生了有益的影响。"顾维钧认为，魏德迈率团出访，“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可能有所改变的迹象"。(《顾维钩回忆录》第6分册，第171页》
自7月22日至8月24日，魏德迈使团在中国逗留了1个月，到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汉口、青岛、济南、沈阳、抚顺、台湾等地。
8月22日，魏德迈应邀在国民党“国府委员会”和政府全体部长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他历数国民党军队、政府、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弊端：贪污腐化、秘密警察横行、滥捕滥杀、滥用刑罚，等等；指责国民党失去了人心，而助长了共产党的势力，他告诉在座的国民党人在每一方面应该如何改革，并要他们“奋起，作任何牺牲，必要时生命也在牺牲之列。"（转引自《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157页）
魏德迈
对魏德迈的演说，校长十分“恼怒”，“十分反感”，因为有损于校长本人和他政府的“威信”。他“要求魏德迈开列他怀疑有贪污行为的人员名单，并答应他将依法惩处这些人。"常公逝世后，魏德迈在一次回忆常公的谈话里又重提此事，他说，“那年我在中国实地调查后，由于委员长和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一再要求……当时我勉强去讲那番话，用意是希望能激励中国政府和人民，用更积极的行动，去抵抗共产党。"（《总统蒋公纪念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5年4月版，第311 页）
9月19日，魏德迈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长篇的全面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报告。该报告从美国对付苏联的全球战略出发，提出了援助的具体计划。他认为:
“中国如为苏联所控制，或者成立一个亲苏的政权，则将使许多不冻港和空军基地供作敌用。……反之，一个与美国友好或结盟的统一的中国，不但可供给重要的海空军基地，而且从它的幅员与人力来看，也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 而中国目前的情景，国民党已失去人心，军事上“战略主动权操在共产党之手”， “最后有建立起一个共产党控制的中国的可能”魏德迈报告，就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提出了援蒋的设想和方案。
其中军事援助方案最具体。报告中写道:“对华军事的支援和协助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或三种方式的同时采用:即物资的援助，顾问的援助或由美国人员直接参加作战"。
物资援助，包括完成16万辆汽车零件计划，增购军需装备;补充弹药；完成八又三分之一的空军大队的飞机和零件；无代价的供给137艘船舶及浮坞，帮助国民党政府建设一支海军。
顾问的援助，1945年9月初，蒋介石要求美国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他建军。1946年3月19日，美国军事顾问团成立，在南京办公，魏德迈报告提出“军事顾问和监督的范围加以扩大，包括野战部队、训练所、尤其是后勤机构。”
关于美国人直接参加中国作战，魏德迈则认为“有背于美国现行政策故不能采取。”
魏德迈还在报告里向杜鲁门提出了“劝告中国请求联合国立即设法促使满洲战争停止，并请求将满洲置于五强监护制度之下，如或不成，则按照联合国宪章置于托管制度之下”。魏德迈在东北考察后，深感东北国民党军面临的军事形势“非常危急，勉强支撑，虚弱不堪，补给线既长，又无掩护"。解放军随时可以占领整个东北。
魏德迈认为中国政府请求联合国托管或美、英、法、苏、中“五强”监护，可以缚住苏联的手脚，阻止解放军占领全东北。把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是魏德迈一贯的主张，他在1945年就“曾计划由中国提请五强监护东北”，两年后“他仍然相信，对于挽救东北，这种办法比打仗更有效。”（《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朋，第199页）
校长不敢在“九一八”以后再来一次出卖东北，因而没有接受魏德迈的“建议”。美国政府也直到1949年8月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时，才敢对外公布。
魏德迈大规模援华的建议大多为美国政府所采纳。他回美国后约2个月，即1947年10月27日，美国通过中美救济协定，以2700万美元物资援助校长打内战。
1947年11月，马歌尔在五会两院听证会上提出要求国会通过援华拨款的建议，金额3亿美元，自1948年4月开始，为期15个月，在此之前即拨款6000万美元救急。
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一九四八年援华法》作为《一九四八年援外法》的一部分，为期12个月，总数4.63亿美元，其中1.25亿美元为“特别增款”，由“中国政府自行规定其使用”。美国国会《一九四八年援华法》表明美国政府希望用这些钱去阻止趋于崩溃的国民党经济，阻止国民党统治的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