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刚刚解放的湖北百废待兴。由于湖北属于新解放区，广大的农村尚未实行土地改革，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土匪恶霸狼狈为奸，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摆在李先念面前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剿匪反霸。
然而，李先念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却是设宴邀请一个名叫郭仁泰的土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对于湖北，李先念有着莫大的感情，他不仅出生在这里，而且这里还是他长期战斗和工作的地方。
土改时期，李先念率领家乡农民参加了黄麻起义，自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抗战时期，李先念率领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大队，孤军深入敌后，创建了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李先念指挥6万大军，在武汉外围牵制国民党30余万重兵长达10个月之久。
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征求李先念的意见，是到二野工作还是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李先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湖北。随后邓小平向中央转达了李先念的意见，中央同意任命李先念为湖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
1949年5月，正在北平治疗鼻窦炎的李先念，不顾劝阻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几经辗转抵达湖北省委所在地武昌红楼。当时湖北境内尚有大片没有解放的地区，宋希濂、白崇禧正率军负隅顽抗，阻止解放军向西南进军。
为了给解放军扫清障碍，李先念率军配合四野主力发起了宜沙战役、鄂西南战役，一举扫清了湖北境内的国民党残余，解放了湖北全境。为了扫清湖北境内的匪患，李先念发出了“捉尽匪首，打倒恶霸，挖尽匪根”的战斗号令。
针对复杂的匪患情况，李先念设宴请来了“老朋友”郭仁泰。
郭仁泰出生于湖北沔阳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九岁因为父母相继饿死，开始跟随族叔生活，之后又被族叔送给县城里一个小商人家当养子。到了郭仁泰16岁的时候，被送到一个盐矿当矿工。
面对老板和工头的压榨，盐矿的工人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帮会，取名“汉留会”，团结一致和资本家对抗，郭仁泰也是其中的一员。没过几年时间，郭仁泰就混成了“汉留会”的首领，除了在矿上打工，平时还带着几百名弟兄“赚点外快”。
1939年，李先念、陈少敏率部抵达鄂中，按照中央的指示，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在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老百姓们都反映“汉留会”很厉害，因此争取“汉留会”的工作被作为重点开展。
经过走访调查，“汉留会”的大部分参与者都是工人、农民，为首的郭仁泰虽然在国民党上层没什么地位，但他很受帮会弟兄们的拥护。如果被敌伪利用，将会成为游击战争的一大阻碍。因此陶铸作出明确指示：
“汉留有群众，凡是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到那里去做工作。”
按照陶铸的指示，鄂中特委专门成立了“汉留工作委员会”，并以陶铸的身份和郭仁泰取得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郭仁泰同意组织汉留训练班，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争训练。
国民党地方政府得知汉留会投诚共产党，便派人将郭仁泰逮捕，并宣布取缔汉留会。陶铸听说此事后，联络国民党进步人士对郭仁泰展开营救，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郭仁泰。
郭仁泰出狱后得知陶铸营救自己的经过后，视陶铸为救命恩人，表示愿意带着汉留兄弟，跟着陶铸和共产党抗日。
然而，由于郭仁泰的队伍成分比较复杂，面对日军的进攻四散而逃。郭仁泰好不容易将逃散的队伍重新集中起来，却又在伪鄂西保安司令和日伪的威胁引诱下投敌叛变，摇身一变成了伪鄂西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投敌叛变后的郭仁泰，以盐矿区为根据地，收编了一些分散的汉留武装，很快发展到了1000余人，对新四军活动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也影响了部分群众的抗日情绪。对此，鄂中区党委决定首先解决郭仁泰的问题。
当时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已经发展到了四个团队，完全有把握消灭汉留会，但根据汉留会在鄂中的影响力，以及郭仁泰在汉留会中的地位，组织上决定还是先争取郭仁泰。
陶铸等人深入到郭仁泰的驻扎地，对郭仁泰进行了批评教育，郭仁泰也表示愿意起义重新抗日。李先念派人进驻这支新编的队伍作政治思想工作，并且要求只要留下800人就算成功。
经过改造，这支部队有了新的面貌，可就在此时，郭仁泰带着一些亲信又跑了，走之前还给李先念留了一封亲笔信，历数自己对军风改造的种种不满。李先念料定郭仁泰跑不远，便没有派人将郭仁泰抓回来。
不出李先念所料，郭仁泰离开了新四军，没有了汉留会作为资本，根本无法在“江湖”上立足。而郭仁泰也看清了现实，又主动要求回到新四军。为了惩罚郭仁泰，李先念安排郭仁泰继续潜伏在伪军之中，给新四军打探情报。
时隔多年再见李先念，郭仁泰对自己过去的反复投诚叛变心生愧疚。席间，郭仁泰为了将功赎罪，主动交代了一批土匪的据点，并表示自己可以带着解放军去剿灭他们。
在郭仁泰的指认下，李先念很快剿灭了一批土匪，而郭仁泰提供的重要线索，也让李先念决定对他网开一面，不追究他多次叛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