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的夏天，庐山会议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在这次会议上，开国上将邓华受到批判并被降职处分。原因是彭总对大跃进提出了否定看法，邓华因与彭总的关系受到牵连。在会议上，邓华被要求发言批判，可他不愿说违心的话，于是被扣上 “右派” 帽子。
当时邓华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职务，经历此次会议后，他的原有职务被免除。直到 1960 年，才被重新安排职务，去四川省担任副省长。而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与军内扩大会议上，除了邓华被免职外，还有一位开国上将也受到影响，他就是周恒将军。
周恒在出事之前与邓华属于平级干部，都是正大军区级，他担任沈阳军区政委。周恒有着深厚的革命资历，曾在八路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长职务，还在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担任副主任职务，因此在 1955 年授衔仪式上被授予上将军衔。
虽然周恒参与指挥作战的战役案例较少，且常年从事政工后勤工作，不像邓华那样备受关注，但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抗美援朝初期，周恒担任东北军区副政委，负责后勤工作，而志愿军的后勤补给主要依赖东北军区。随着朝鲜战场日益激烈，对后勤工作要求提高，成立了以洪学智为主的志愿军后勤部门。周恒在这个过程中与彭总、邓华有过密切交流，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59 年彭总陷入困境时，周恒没有发表攻击首长的言论，大多数时候保持沉默，没有 “划清界限”。这是因为他对东北大跃进时期的事情了然于胸，也不愿再搭档邓华被批判时落井下石。他宁可自己受牵连，也不多说一句话，尽显君子风范，令人敬佩。当时他和邓华一个是沈阳军区政委，一个是司令员，沈阳军区面临大换血，他这个政委自然也干不下去了，只能被调走降职任用。
在邓华与周恒被调走后，来沈阳军区接任的是两位上将陈锡联与赖传珠。他们在战争年代都是经过历练的名将，完全能够胜任沈阳军区的领导工作。此后，周恒被调到辽宁省委书记处担任书记职务，工作内容与之前的军事经历完全不同。
由于周恒对文艺有一定爱好与了解，离开部队后，他并没有消沉，反而在文艺领域干得有模有样。他亲自导演了《茶花女》歌剧，不仅在全国获奖，还受到总理的点名表扬。
与之前的职务相比，周恒现在的职务确实降低了不少，但在 1988 年，他被授予一级红星荣誉勋章，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他当时所受的冤屈被洗清。在 57 位开国上将当中，周恒虽然是后勤出身，知名度不高，又受到 1959 年事件的影响，很多人对他不是很了解，但他在革命时代所做的贡献以及付出的努力是不可磨灭的。他永远是人们心中敬爱的将领，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
这里可以插入一个历史案例 ——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但他的正直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令人钦佩。周恒在面对困境时的坚守原则，与司马迁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艰难的处境下，展现出了高尚的品格和坚定的信念。
1959 年的事件给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周恒将军的行为和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