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
2015年，我国第一部《反家暴法》颁布。
不到10年的时间里，
“家暴不是夫妻纠纷”成为普遍认知，
人们意识到受害者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
家暴要反抗，什么时候终止都不晚。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
梅湘南的朋友告诉她，
想逃出安嘉和的家暴，
可以打“枫叶热线”求助。
现实里，它指的是1992年开通的“红枫热线”。
这是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
至今仍在工作，32年从未间断。
20万通电话，
其中一万两千多通是家暴求助。
一条红枫热线，
背后是半部中国反家暴史。
《我经过风暴》剧照
《大小谎言》剧照
根据2020年全国妇联的数据。
我国30%的已婚女性遭遇过不同形式的家暴，
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殴打，
每年15.7万自杀的女性中，
60%是因为家暴。
关于家暴，我们的误解还有很多，
我们讨论的还远远不够多。
撰文：洪冰蟾
1992年，红枫中心（全称：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这条热线起初是为帮助所有困境中的女性，没想到开通的第二天，就有人打来问，被丈夫打得无处可逃怎么办？
接下来的32年，红枫接到一万两千多通家暴求助电话，失落的、受辱的声音从电话线另一头传来。
在深圳打工的女性，被丈夫剁掉一截手指，打断鼻梁骨，被推到楼梯口让她去死。她想到的唯一出路是“杀掉他，然后自杀。”
70岁离婚的女性，从她挨打，第一次去法院起诉，花了整整16年才逃出婚姻。离婚以后，她跟志愿者讲：“你看看我这一辈子过的，都70多岁了，才开始真正的人生。”
综合中国裁判文书网80份家暴相关案件的统计，93.75%的受害者为女性。据全国妇联2020年的数据，我国30%的已婚女性遭遇过不同形式的家暴，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殴打。每年15.7万女性自杀，其中60%是因为家暴。
至于求救，从第一次被家暴到报警，这之间她们平均遭受35次家暴。
反家暴热线主任侯志明今年75岁，在培训志愿者
侯志明今年75岁，是红枫的第一期志愿者，也是妇女热线的第一代接线员。2004年底从报社退休后，她正式加入红枫，主持反家暴热线工作，至今仍在岗位上。她掏出厚厚一沓手写资料，上面记录着来电者的讲述。
侯志明曾接过一个山西女人沈红（化名）的来电。她年轻时是村花，跟北京来的男知青结婚。后来她跟丈夫回他北京的家，生下三个女儿。她在学校里做会计，丈夫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好在建筑工地打工。沈红的薪水更高更稳定，承担大部分家用，丈夫把郁郁不得志的痛苦发泄在妻子身上。他抓着她的头发，把头往墙上砸。一边扇她耳光，一边言语羞辱“打你这个不要脸的。”
在学校里，学生喊她老师好。她屈辱得不行，觉得自己没脸被叫老师。“什么老师像我这样？在家里有一点尊严吗？”
侯志明跟沈红聊过好几次，“我问她，咱就离婚又怎么样呢？这日子都没法过下去了，至少咱不挨打，回家不害怕呀，不然睡觉都害怕半夜他掐自己脖子。”
终于她下了搬走的决心，但那之后她突然不再出现。后来侯志明得知，沈红丈夫生了一场大病，她照顾得无微不至，丈夫被感动，说不再打她，她想“凑合着过吧。”
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故事讲到这里，我忍不住在心里嘀咕。在反家暴意识尚未普及的阶段，这句话可以警醒人们它会反复出现并且变本加厉。然而，许多妇女问题工作者认为这种论调有欠妥之处。侯志明希望大家强调的是：任何时候反抗家暴都不晚。
事实上，打来电话的女人，清楚地知道家暴不止一次，因为她们几乎没有只挨一次打的。
1992年我国开始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但没有对家暴的定义，首次纳入“反家暴”条例，要等到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90年代的社会背景里，家暴不是一个被普遍认知的词语，它是“夫妻纠纷”，是“床头吵架床尾和”，是“男的哪有不打老婆的”。
当时给红枫打电话的女性普遍不会直接提家暴。“一开始讲是夫妻感情问题，你问什么问题，她说一些别的，后来才说：还有，他打我。”侯志明回忆。
1992年，红枫妇女热线开通
一个女人来电说，她今年60岁，已经被丈夫打了整整30年，半生都活在恐惧里。现在她想离婚，因为年纪大了。
“下一次他打我，可能真的会把我打死。”
她们往往已经走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从恋爱忍到结婚，忍到生孩子，有孩子忍到高考，还要忍到孩子结婚，怕孩子对象介意婆家是单亲家庭。”侯志明说。即使有离婚的想法，最后也不一定真的能离。上一个故事里沈红的选择，至今都不罕见。对方稍有悔意，收手不打，她们依然会忍。
热线的志愿者手册里，规定了不能说的话，劝合肯定是不会劝的，还有一句是“都这样了，干嘛还不离婚？”在侯志明看来，劝离是那种说起来轻松正义，但不专业的话。
家暴的核心难题，不是要不要离开，而是为什么无法离开？
我设身处地地代入沈红的立场，如果离婚，她可以去哪里？
回山西老家，她是出嫁女，分不到一块地，家里不会有她的房间。住职工宿舍，万一丈夫去闹，摧毁她的职场关系，要是失去工作她就断了收入。一个已婚女性搬到单位独居，她不想被同事知道自己挨打，怕闲言碎语。去妇女临时庇护所呢，庇护所可能和救助所设在一起。她想都不敢想，自己的日子会怎么过下去。找个没人认识的社区租房，在陌生的环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生活，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从90年代到现在，红枫接触的很多女性都倒在这一步。有女性离了婚，带着孩子搬出来，但是难以展开新生活，还遭到邻居骚扰，不得不回到一再忏悔的施暴者身边。这无法简单归因为她们软弱、无能，或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赚钱能力。
施暴者冷静下来后，可能进入蜜月阶段，产生内疚羞愧的情绪， 向受害者道歉，承诺不会再犯。他们可能继续控制受害者，比如经济控制、监视行踪、切断外界的联系，让对方更深地陷入暴力环境中。受害者也可能患上受虐综合症，人格萎缩，自我坍塌，无法相信自己的能力，也无法平等地和伴侣谈条件。
另一方面，制止家暴，外部的力量责无旁贷，我们有性别平等的环境，和支持她离开的社会条件吗？红枫接触过的受害者，有博士、医生、企业家这样的精英女性，她们不缺乏资源人脉，但支持体系是另一回事。
这是家暴的循环。鲁迅问“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一百年后，我们能给出不一样的回答吗？
红枫创始人王行娟今年95岁，依然在工作
其实时下流行的许多女性议题，早在30年前，上一代女性权益工作者就已经讨论过。1988年，《中国妇女杂志》用了一整年12期讨论一个话题：1988，妇女的出路。
正值改革开放，国企改制，知青回城。下岗潮中，女工被认为生产力比不上男人，还受到生育养育的“拖累”，她们面临更大的冲击，被迫回到家里，社会地位滑落。侯志明当时在中国妇女报做记者，她记得有个“二保一”的说法。夫妻两人都是知青回城，只有一个工作岗位、一个大学名额、一个升职机会，“基本男的上。”
“那女人的出路是不是只剩回家了？”
当时流行两种论调。一种是女性为社会进步付出了代价，一种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全职主妇的困境，婚外情人的问题，时代浪潮汹涌，失落的妻子、女友、母亲，搁浅在岸上。
王行娟在接妇女热线
王行娟这一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她刚从北京出版社离休，不想就此休息，她召集了妇女问题的学者和记者，20多个人到家里聚会。
午饭时间，大家一起做炸酱面吃，买面、切葱、炸酱，然后脱下围裙，嗦着炸酱面聊天，在那个稀疏平常的中午，她们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妇女公益组织“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它是红枫的前身。
王行娟出生于1930年，今年95岁，比金斯伯格法官还年长三岁。她被称为“中国女性公益第一人”。1948年，她考上金陵大学中文系，随后经历了中国女性运动史全程。
那天与她见面之前，她还在小区的银杏树下锻炼。我问她要纸质版提纲吗？她大笑：“你这姑娘瞧不起人，我每天都用电脑写作，明天还要去一个国际论坛上直播。”
1992年，王行娟决定开一条红枫妇女热线，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直接和困境中的女性对话。全国各地都能打电话来，而且除了一点话费和电费，花不了太多成本。接电话的人，是侯志明这样的职业女性，30-40岁左右，已婚或有婚史。
到了2004年，因为咨询家暴事宜的电话增多，红枫又开了一条专门的反家暴热线，这条线上的志愿者有更多家暴危机干预和心理咨询经验。
热线从早晨9点到晚上8点，分三个时段，每时段两个坐席和一位督导，不允许一人连值三班。最初在办公室用座机，现在用远程接打程序，志愿者在家里用电脑连线。
接到求助电话后，侯志明会问三个时间点。第一次被打，最严重的一次，以及决定拨通电话的这一次。其中最需要详细展开的是第一次。如果时间久远，她忘记了呢？
“我接触的人里，没有一个忘记第一次挨打。”
50多岁的女性，讲起20多年前第一次挨打，仿佛那一掌仍落在身上。结婚第二天，丈夫就打了她，要她伺候全家吃早饭，那是一个仪式。
掌握基本信息后，志愿者会根据亲密关系暴力危险评估量表，帮助来电者判断严重程度、潜在风险。比如被伴侣没收手机，很多人不以为意，其实这个行为的危险级别较高，意味着切断外部联系。如果来电者提出想离婚，除了情绪安抚，还会帮对方梳理有哪些可利用的外部资源，离婚后的现实问题怎么解决，如何收集家暴证据。
还有，帮助重建来电者的自信。
“鼓励她们意识到，原来我还有价值、能力、勇气，我可以反抗。”侯志明说。
1995年世妇会，对中国女性社会组织有深远影响。世妇会后，全国反家暴网络成立。《农家女百事通》发起讨论“如何面对丈夫的拳头”。《半边天》等女性节目开播。红枫热线也受到更多关注。
曾有一个护士来找侯志明，三个月后她即将结婚。装修新房的时候，未婚夫在院子里把她推倒。她提了分手，经不住对方一再忏悔求饶。女生想结婚又害怕，犹豫之下，想到让侯志明见见未婚夫。
侯志明没有给关于关系存续的建议。她提出见男生的前提是，女生有一刀两断的决心。“你得保证不能轻饶了他，他不来找我谈，你不能松口。要让他知道，使用暴力的代价有多大，不然你未来都会处在不安全感之中。”
家暴不是情绪失控，是一种决策。
有研究发现，在家里对妻子施暴的男性，在外面，情绪再失控，都不会去打领导。侯志明的用意是，希望受暴者意识到对方不是冲昏了头脑才打你，而是决定要打你，因为打你没有风险。即使不想离开，也别轻易原谅，目的是提高家暴的决策成本。
红枫每年招募一期志愿者，每期20几个人，性别不限。目前已经是26期，只在疫情和有重要纪念活动的年份停过。
这1000多位志愿者，接了20多万通电话，用一根窄窄的线，牵起岸上搁浅的女性。
热线的志愿者需要有心理或法律专业背景，必须有恋爱经历。他们会经过一系列培训——危机干预方法、社会性别理论、法律常识等；然后用过往的热线内容模拟，听线并撰写见习报告；接着在督导辅导下实习上岗，三轮考核全部通过才能独立接线服务。
红枫接线室的提示语
热线室的座位前，贴着密密麻麻的纸：自杀干预的热线电话，法律咨询、性问题服务热线，接家暴咨询的要点，“二次伤害禁忌语”，有关性骚扰的法条。
所有纸条的最上面，贴着一行小字：来话者只要曾经遭受过家庭暴力，此次热线就归类为家暴热线。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经济控制、性暴力。
《红枫心理咨询案例选》里，志愿者陈斌记录了一个曲折的故事。起初王盈（化名）是为了孩子不听话的问题而来，随着谈话的深入，这一系列来访来电被咨询师纳入家暴热线。
王盈出生在农村，她的母亲被人贩子拐走，父亲离家寻妻，家庭破碎后，她无心上学，17岁在餐馆打工时，她遇到一个男人，很快她怀孕。结婚当晚，丈夫打牌彻夜未归。生下孩子后，丈夫很少回家，不管家务和育儿，在外面找了情人。有一晚，丈夫依然不在，他的牌友来家里性侵了李盈。“我不敢大声呼救，怕邻居听到，被反说是我勾引男人。”
王盈后来才知道，丈夫赌输了钱，把她作为赌资。丈夫的羞辱，当地的闲言碎语让她感到窒息。她想自杀，想到两个孩子又打消了念头。随着小儿子长大，他打架、冲动，有一次竟冲到4楼窗户边想要往下跳。
王盈的前30年，遭受了多重性别暴力。尤其是婚内性暴力，几乎让她丧失活下去的意志。社会的性别环境，捂住了她求救的嘴，性侵发生前后，她不曾得到任何安抚和支持，反而被二次伤害。即使并非出于本意，她的痛苦和恐惧，最终伤害到她的亲子关系，暴力可能会在代际间延续。
受害者也不百分百是女性。有男性来电称被妻子打或冷暴力，由于传统的男性气质期待，他害怕被嘲笑软弱无能，不敢对任何人倾诉，孤立无援。
在红枫的历史上，挨一记耳光就要离婚的女人，丁姝彤说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她。
丁姝彤是红枫单亲家庭互助组织“方舟家园”的负责人。2011年，丁姝彤40岁，刚怀孕，因为一件小事前夫和她起了争执，抓着她的手腕，吼她，把杯子砸下楼。
她被吓到了，她出生在北京东城区的胡同里，从没见过父母爆发肢体冲突。她立刻报警，警察问她哪里有伤，丁姝彤说没有伤，只有手腕是红的。警察说没有伤没法认定。“批评我们一顿，让好好过日子，就走了。”
第二次挨打，是她和网友在QQ里聊上一次的暴力行为，被前夫看到聊天记录，对着她眼睛打了一巴掌，眼眶被打到青紫。
其实她第一次时就想离婚，律师朋友提到证据链的重要性，告诉她要有取证的意识。第二次这回，她暗自庆幸，有伤了。丁姝彤再次报警，警察再次劝和，半小时后她看到警察和前夫一起笑着从派出所里走出来。
那时是2012年，《反家暴法》还没有出台。基层工作者缺乏处理家暴的行动规范，更多本着朴素的调解心态。
丁姝彤把伤口说得很严重，要求去有验伤资格的医院。趁前夫不注意，她跟女医生偷偷说，是他打的。于是验伤报告里出现了“外力所伤”的记录。
她跟警察提条件，原谅可以，希望前夫写个悔过书，写明具体发生了什么。同一天的验伤报告和悔过书，后来成为法院判定家暴的重要证据。
两个月后，她剖腹产生下孩子。坐月子的时候，丁姝彤在网上搜反家暴的关键词，看到了红枫热线。电话那头告诉她，家暴取证过程很漫长，如果想离婚，支持她。
生下孩子半个月，丁姝彤拜托月嫂照看孩子，她要出去立案。“月嫂是单亲妈妈，也受过很长时间家暴，对我很理解。”2014年，丁姝彤提起离婚诉讼，两年后法院认定家暴，她获得抚养权。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受家暴的单亲妈妈来问她的经验。她说她的信念就是“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法官的仁慈之上。”她听说很多姐妹在法庭上像对着包青天申冤一样，哭着喊着。“这样没用，要让法官看到完整的证据链，不得不这么判决，而不是看你这么可怜，干脆判你赢。”
离婚后，丁姝彤得知红枫早年有一个单亲妈妈的互助团体，只是很久以前就停止了活动，她决定接手下来。方舟家园这个群体中，80%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暴。还有一部分“假性单妈”，虽没有离婚，早已进入丧偶式育儿。
丁姝彤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附近出没一个露阴癖。她和两个女同学想去抓他。她们一个挡自行车，一个追车，丁姝彤负责瞬间记下他的七位车牌号，她苦练了半个月。有一天真的堵住了那人，丁姝彤去找警察，叔叔，有人猥亵，他的车牌号是几几。警察说这个车牌不对。
结束之后，丁姝彤害怕被朋友责备。那两个同学对她说：“一定是他弄错了，你不会记错的。”
“0998621，我今年52岁，依然记得那个车牌，我就觉得女性朋友真的给我很大的力量。”
《十城市单亲妈妈生活状况及需求调研报告》
63.5%的单亲妈妈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
丁姝彤并不害怕离婚，但十年前的社会氛围，她担心对孩子不够宽容。和多数单妈一样，她对外人闭口不谈家庭情况，怕受歧视。
在红枫，她们形成了一个女性的聚落，经历不同的命运，有相似隐秘的痛。“我们单妈聚在一起，终于说话不用顾忌，孩子也能感觉他们并不是异类。”
第九期志愿者吴群芳，2001年离婚，一个人带孩子在北京生活，觉得孤立无援，发现了红枫的存在，发现偌大的城市里自己还有同伴。第20期志愿者马骁53岁，世纪初她独自到北京打拼，丈夫和孩子在东北老家。接近十年的时间，她每天五点起床，从市郊坐一半小时车，晚上11点下班。有一天早上醒来，没有征兆地，她陷入巨大的抑郁。来红枫后，她才从情绪里走出来一点，未来几十年的人生，不会就这样凋零，然后她决定离婚。
红枫历届志愿者合影
2010年，四川安岳女人李彦，在长期遭受家暴之后，反杀丈夫，将其分尸。李彦一审被判故意杀人罪，死刑立即执行。
李彦和谭勇都是再婚。谭勇脾气暴戾，李彦常被打得鼻子嘴巴都是血，殴打完再性侵她。甚至在她做完刮宫手术的当晚也被强迫发生性关系。他用烟头烫她，白天让她谎称做菜被油烫伤。有时把她赶到阳台上，不许睡觉。限制她的行动，不能接触异性，不能回娘家，不能出去干活。
有一次，李彦去找谭勇的情人对峙。谭勇问她，刚才用哪个手指着那个女人？李彦伸出左手中指。谭勇操起斧头，她的左手血肉模糊。直到事发，李彦阳台上的福尔马林里，仍漂浮着她断掉的中指。
李彦提出过离婚，对方不同意，提离婚成为了新一轮暴力的开始。她求助过当地的妇联、社区，报过警。派出所让她找妇联反映，妇联让她找社区干部和亲戚朋友帮忙，社区说害怕谭勇找上门，去找妇联解决。
有一天凌晨，谭勇喝醉了，拿着气枪要打她，一脚踢在她的大腿上。争执中，她拿起床边的火药枪管，砸向谭勇的后脑勺。一下，两下，血冒出来，他倒在床上。
李彦的诊断和受伤照片
李彦提供了医院的诊断证明，左腿、胸部多处受伤。两张她在照相馆拍的伤口照，头部、颈部受伤。妇联的接待记录显示，李彦投诉再婚后多次遭谭勇殴打。派出所的接警记录称，李彦反映谭勇经常打她。李彦的日记中，多处记载被打骂的情节。
但是二审法院认为这些都是李彦单方面的说法。无论是妇联还是派出所，都没有取得谭勇的说辞。一审二审均不认定李彦遭受家庭暴力，认定她是因“家庭纠纷”而杀人，维持死刑原判。
当时正值《反家暴法》立法阶段，这一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律师希望法庭考虑她不仅是杀夫案的嫌疑人，也是婚内强奸、家暴案的受害者。136名律师学者签名了紧急呼吁信：这是社会和法律缺乏家庭暴力对弱者有效救济途径的悲剧。
终审判决认定了家庭暴力，死刑缓期执行。
2015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颁布，2016年3月施行。李彦案的判决过程，律师的立法建议，以及像红枫这样的社会组织，用积攒20多年的个案样本，以及基于一线经验的倡议，都在推动《反家暴法》的立法。
《反家暴法》施行后，家暴获得更大的关注度，给红枫打来的家暴求助电话变多了，人们有了更多对家暴的认知。恶性的以暴制暴案件也在减少。
家暴消失了吗？
2020年9月，拉姆在直播时被前夫纵火，全身90%以上烧伤，还有六七处刀伤。16天后，拉姆去世。离婚前的十几年，拉姆都在遭受家暴。她报过警，找家人帮忙，离了婚，自食其力，做了所有能做的事，依然无法逃脱。
2021年，前媒体人马金瑜发布文章，称蜂农丈夫长期家暴和出轨，她在三胎孕期依然被家暴。“暴打突然开始，我的眼睛登时模糊了，拳头不断砸在我的头，我的小便失禁了。”从2015年被打到2018年离开，这期间《反家暴法》颁布并施行，她一次也没有报警。
博主宇芽讲述自己遭家暴的经历
这个月底，谢女士两年被家暴16次案将开庭审理。她在孕期遭受三次家暴，包括怀孕8个月时。提交离婚起诉书当天，她被前夫尾随殴打。发现时，她已无脉搏，终身需要挂粪袋生活。
她曾6次报警、去医院验伤，向妇联、社区、民政部门求助，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警方两次对贺某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她穷尽了法律规定的所有方法。
家暴不是私事，这个观念的普及，不过是近十年的事。越早地介入家暴，越有可能截停暴力。不要等到以暴制暴的时刻，我们才想到要伸出手。
红枫的书架
红枫的办公室在北京南二环的居民楼里，拐进一楼的犄角，一扇不起眼的防盗门，廊灯坏了一直频闪。进门处有一间几平米的小屋，热线服务器的灯也在闪烁。客厅的窗前挂着横幅：开通反家暴热线，为受暴妇女服务。
办公室的陈设简单到简陋的程度。这里既不是有落地玻璃的高级写字楼，也不是那种有皮质沙发的心理咨询室。侯志明感叹，还好这房子是机构以前买的，要不养这个办公室都是大负担，都没地儿待。”
红枫一直活得磕磕巴巴，靠四处筹款维持运作。最初成立红枫的时候，因为筹资困难，王行娟甚至去北京展览馆租了柜台，设计妇女用品挣钱，当然赔了本。后来她为热线筹到第一笔钱，不到十万块。
今年开始，开通了20年的反家暴专线，第一次中断运营，原因也是钱（红枫妇女热线仍在开通）。
志愿者马骁算过一笔账，热线大头的支出是志愿者补贴，一个班50元。4条线全开，加上管理费，一年需要30万左右。
尽管这笔钱并不多，但对一件没有商业回报的苦活，筹款是最棘手的问题。每天轰炸我的诈骗和推销电话从未停止，为什么一条并不贵的热线，却难以为继？
红枫试着用做其他项目筹措经费，发现一个全天的活动，资方给到的预算细目里竟然不包含午餐费。“从这儿抠点儿，从那儿抠点儿，想办法凑一顿午饭。”侯志明说，“机构有人员成本，办公室有物业、暖气、水电费，现在只能从项目里拿10%~15%的管理费，怎么够？”
志愿者培训过程
我问她们有没有听说过电话恐惧症？即一种社交焦虑，害怕打电话。拨打红枫热线的数量没有从前那么多，原因之一是经费紧张导致线路变少，还会不会和年轻人的沟通习惯改变有关？毕竟Z世代生长在即时通讯软件下，除非有急事和外卖快递，一般不接电话。
前不久，源众律师事务所上线了反家暴小程序。红枫想过要做，但开发程序的经费无法解决。
在红枫，女人们容易忘记年龄的焦虑，50岁算年轻的后生。全职的大多是退休后的女性，她们说退休后才有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
主任吴群芳65岁，另一位主任孙一江69岁，顾问侯志明75岁，依然勤勉刻苦。侯志明常常凌晨一点回复我消息，过3个小时，凌晨4点继续回复。“老了，觉少，这样好，有更多时间工作。”她们前不久刚开始更新公众号和抖音的内容，还试水直播。
饶小雪教王行娟用电脑
25期志愿者饶小雪今年20岁，在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学系读大三，她是这里年纪最小的一位。她因为情感经历不够丰富，还不能接听热线。王行娟每次见面都要抱一抱小雪，两人相差74岁，王行娟讲这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我已经完成我的了。”
虽是匿名的，但接线员以女性为主，这一点是公开的秘密，她们可能暴露在潜在危险中，偶尔会接到男性打来的骚扰电话。有两次值晚班的时候，马骁听到电话那头的男性言辞露骨，询问她的隐私问题。
由于来电者有投诉权，起初她不能直接挂断电话，并且她担心是不是对方确实有性苦闷，只是苦于表达。这类情况变多之后，志愿者培训中增加了处理方式。由志愿者自行判断是否是性骚扰。如果你感到不适，有厌恶感，可以直接停止，如果没有情绪上的反应，可以考虑继续沟通。
在反家暴的工作里，无力苦涩是最常见的感受。王行娟至今忘不掉她接到的第一通家暴求助电话。女人因为生的是女孩，被丈夫打得浑身是伤，被轰出家门在街上流浪，求王行娟救救她，给她一个地方住。王行娟说，她想帮她，但她拥有的全部力量，只有这一部电话。还是去妇联帮忙，或者去庇护所吧。
32年过去，王行娟还会想起，那个女人有没有找到她的栖身之处？
我会想象一个画面。浑身伤痕的女人，伤口越撕越大，像要吞噬一切。她对着密不透风的丛林发出呐喊，不知从哪个方向，传来一阵回响。可能是刮过叶片的风，或是动物踩碎落叶。每一次她发出声音，密林都会有回响。她知道她还没被完全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