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凤凰周刊发布深度调查《（点击标题，阅读原文）后，知名媒体新周刊也将调查视野投向律师行业。
11月25日，新周刊记者张蔚婷发出深度新闻报道《》（点击标题，阅读原文），引起社会关注。
记者采访到的95后年轻律师们，都对未来有着美好憧憬——
陈东今年25岁。成为独立律师那天，陈东将微信名改成‘姓名+律师’，头像换成正式的形象照，在朋友圈更新两条工作内容。
没人告诉他，真正成为律师之后，他得自己交社保，给律所交座位费，自己找案子和当事人，经常要倒贴钱上班。
黄莉莉27岁，她渴望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于是在去年11月辞去了律所的工作，转而成为一名独立律师。她觉得零创收很正常。她的朋友也在今年1月份独立，至今没做过一个案子，去年的存款已经花完，每月社保都交不起。黄莉莉觉得，自己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如果是授薪律师， 加班是他们的日常。 几乎没有周末、没有休息。 虽然有稳定的薪水，不必为案源担忧，但他们感到发展空间受限。
黄莉莉之前底薪6000元，每月至少独立做12个案子才能保证月入10000元，她越来越感到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付出与收入而且工作中的委屈也不少。
但独立之后，95后年轻律师们的收入太惨。这与律师新增太多、业务总量又在下降有很大关系。今年广州律师比2021年增长了7341人、36%，但总业务量持续下降。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2023年，广州律师人均创收从48万元降至40万元。
李玉在广州做执业律师4年。每个月，李玉都要为社保和房贷发愁。“执业4年还要家里倒贴”，李玉常常觉得自己“好丢人”。
前几年，她一年收入十几万元，扣除要交的成本，实际到手才几万元，平摊下来每月大概收入几千元，这是从业4年的水平。
黄莉莉执业时长不如李玉，目前独立出来一年，累积收入不到26000元。上个月，她的收入仅500元。
“我们很多都是被平均的，挺多律师一年都挣不了10万块钱。”李玉叹道。
为了生活，为了美好的理想，95后年轻律师们很拼，过程也有点尬。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活下来”，但依然很难。
宣传自己似乎是小律师们唯一的出路了。只有那样，他们才可能被看见。
多位受访者都说，现在很多律师选择在社交媒体上找业务。他们会在网上发案例，建群，等人来问；也会主动出击，刷到求助帖子，就会立刻私聊对方。
没有单子的日子里，李玉每天都盯着手机，几个平台来回切换。“要经常聊，不聊的话人家也看不到你，也不会有大数据的推送。” 陈东选择了直播。第一天他计划先试水播一小时，对着屏幕里的自己，他只觉得尴尬，瞥见左上角的观看人数始终为0，整个人越加紧绷，表情都无法放松，不知道该说什么。安静了十分钟，终于有人进来，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立刻就退出了。
直播半年，每月收益只够买一杯咖啡，这让陈东感到厌恶。
对比线上，线下跑单更加渺茫。在那些活动上，其他人都抢着递名片、加微信，李玉挤都挤不进去。一旦有人打开二维码，周边迅速围满一圈人，还有不少手机从外围递进去，伸长手扫码。加完一个人，隔壁一有骚动，不管是谁，跑去加了再说。
日常生活里，陈东连打车都不忘跟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殷勤给名片，积极拓展客源，还会主动参加讲座和聚会，见到人就介绍自己的律师身份，“恨不得让路过的蚂蚁都知道我是当律师的。”
很多95后年轻律师，对未来感到迷茫。有人觉得撑不下去了，有人选择躺平。
李玉有一种感觉：律师这个行业里有很严重的三六九等。很多大资源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尤其是混大圈子的大律师，他们天然拥有优势，企业老总们总会优先找到他们。
她接受了现状，“做了这么多年也知道自己什么水平，强求不了”。
陈东开始迷茫。压力大时，凌晨三点半，他会准时醒来，再也睡不着，一直到天亮，马上又出门工作。每天的有效睡眠大概只有3小时，头总是昏昏沉沉，经常觉得没力气说话，只能依赖咖啡打起精神，心率有时快得会让他想到猝死。
独立大半年后，陈东觉得身心都撑不下去了。
他跟妈妈抱怨，不想做律师了。
注：标灰部分，摘编自新周刊记者张蔚婷刊发的深度新闻报道《》。文中律师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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