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时年27岁的董耀会与同伴用了508天，徒步7400公里，从山海关走到嘉峪关，完成了首次徒步考察长城之旅。因为这次徒步旅行，董耀会与长城结下了深深的缘分。旅途结束后，他和同伴将这次徒步考察的结果写成《明长城实录》，并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学习。40年来，他一直奔走在长城研究保护第一线。长城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他一辈子的事业。
文学青年徒步走长城
作为中国长城学会首席专家，董耀会出生在长城脚下的河北秦皇岛，小时候就对长城很熟悉。18岁时，董耀会在秦皇岛电业局做外线工，很多野外作业都是在长城附近完成的。工作时看到山上雄伟壮阔的长城，常让董耀会产生描写长城的想法。“我很热爱文学，那时候也是文学青年，就想写写长城。”
写长城要写什么呢？董耀会逐渐有了完整的想法。他想徒步走完分段建设、分段守卫的长城，走完后把沿途所见和长城现状记录下来。
徒步走长城可行吗？董耀会和同伴还曾向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寻求建议。罗哲文在《明长城实考》序言中这样写道：“长城精神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他们问到我徒步考察长城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就我所知介绍了长城的情况，高山险阻，沙漠戈壁，茫茫荒野以及风雪寒冷，豺狼虎豹，虫蛇等。他们听了之后，并无惧色，表示了不畏艰苦，不怕困难，甚至不怕牺牲的决心。我对此十分感佩，我想，这正是长城的精神，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是可以战胜任何困难的。”
从1982年首次产生徒步走长城的想法后，董耀会和同伴用两年时间做准备。“原来对长城了解不够，我们要做考察，首先就要从长城的历史文化知识这方面进行准备，同时也要做一些体力上的训练和准备。”董耀会说。
1984年5月4日，董耀会和吴德玉从山海关出发，两个月后张元华加入进来，由三人组成的“华夏子”考察队正式成立。
每人负重十几公斤行李，天亮出发，跟着当地向导不停地走，晚上下山后整理资料、照片、日记，每天忙到深夜……508天，“华夏子”在长城经历了春夏秋冬。山里天气瞬息万变，有时前一秒是晴空，下一秒就是倾盆暴雨；有时为了工作不能下山，他们就露宿长城，头枕青砖，忍受寒冷的山风；冬天下雪时，一天下来脚上会结两个大冰团，途中队员常掉进被雪覆盖的沟或坑里，要互相帮忙才能爬上来。最难的还要数盛夏，在烈日下爬长城，缺水成了最大的困难。“水不够的时候，我们如果下山补水，很多路就白走了。”董耀会说。
面对如此艰难的徒步行程，难免会有打退堂鼓的时候，为此，“华夏子”定了这样的制度，每天除了在山上吃午饭，期间不能因为累了坐下休息。“坐一次，就想坐两次、三次。若干次后坚持不住就会想提前下山。今天早下山，明天早下山，若干时日之后，很可能就该打道回府了。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不停地往前走。”
“不停往前走”的信念贯穿董耀会整个长城研究保护生涯。他曾说：“今天我做长城的保护研究工作，往前走仍是我惟一的信念。我一直在坚持，不敢停下来。我知道要是真的停下来，很可能就再没有力气和勇气继续做下去。能克服重重困难一往直前，是无数不知名的长城修建者给了我力量。”
专注长城研究 修长城是为了不打仗
在1985年结束长城徒步之旅后，“华夏子”用了10个多月时间把沿途经历记述下来，写成《明长城实录》。罗哲文曾评价该书称“书中的章章节节，字字句句都是用脚步踏写出来的”。
这本书开启了董耀会的长城研究之路。随后，他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学习。“这对我影响非常大。原来对长城的了解都是自学的，知识结构支离破碎；经过系统地学习和认识，让我了解了以往对长城的研究成果，知道哪些人在做长城研究，也为我下一步做长城相关研究明确了方向。”董耀会说。
读书期间，罗哲文和董耀会发表了《关于长城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文，首次提出“长城学”的概念，对长城学的研究对象、内涵、范围、体系、方法论和学科建设诸方面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探索和论证。
40年来，董耀会笔耕不辍，专注于长城研究，写作了《瓦合集——长城研究文论》《守望长城——董耀会谈长城保护》《长城：追问与共鸣》《明代长城史》《长城史稿》等专著十余种，并主持编纂国家“十二五”项目《中国长城志》。
“长城修建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它的出现源于两种不同的战争形态。一类是诸侯国之间相互争霸和兼并的战争，迫于战争需要修建的长城，山东齐长城就属于这类。另一类是当时北方的诸侯国，比如秦国、赵国、燕国，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在农牧交错地带修筑长城，减少与游牧民族的冲突。”董耀会说。
《长城：追问与共鸣》中，董耀会提到，在春秋时期，军事对峙越来越复杂和严重。当时，墨子认为守围城之法十分重要，要“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㯕修，守备缮利”，其观点被广泛接受。此时战争以车战为主，坚固的城墙和深宽的城壕能有效抵御战车攻击。
到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变得更大、更频繁，加强防御的需要越来越强烈，除了战时，平时也在较大关塞驻有守卫部队。此外，观察敌情的瞭望台、可连续传递军情的烽火台逐渐被应用。烽火台同驻兵的城堡构成一体的防御线，形成大规模的防御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长城。
“秦始皇统一后，诸侯国之间为了争霸和兼并而修筑的长城被废弃了，而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修建的长城又经历了增修扩建，连成一线。”董耀会说，一直到明清时期，长城主要解决的都是农耕和游牧之间的冲突矛盾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农业都是维系国脉民生的基业，也是历代王朝的立国之本，长城保障的就是这个根本。
在农牧交错地带，农耕和游牧经济及政权有很强的冲突性，其中既有农耕政权的向北扩张，也有游牧政权的向南发展。农民离不开土地，土地和庄稼也不能让牛羊等牲畜踩踏，一旦发生游牧民族南进的情形，农民生活受影响，社会动荡，政权也会不稳定。因此，农耕政权需要通过构建长城，规范调整农耕和游牧双方的关系。
董耀会认为，长城虽然是军事防御工程，但它的修建主要还是为了规避战争、减少战争。“其实长城不是为打仗修的，是为不打仗修的。有了长城，就能一定程度减少军事冲突和战争，这个地区就相对安全了。中国很多地方的长城都没打过仗。”
对长城内外来说，很多行动都是生存所迫，但是政府还是要以最小的成本建立秩序。“长城就像路口的红绿灯，没有红绿灯大家都抢着走，容易出事故；有了红绿灯就构建了一个秩序。”
董耀会认为，长城的历史关乎战争的胜负，关乎王朝的更替，更关乎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长城见证了中国古代社会农耕与游牧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发展秩序。同时，长城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说，长城是中国文化的根脉。
致力于长城保护 看到被毁长城眼含热泪
“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伴随着我们国家和民族几千年，是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做好长城保护，实际上是一种对文化的守护。在历史上，长城的建筑实体守护着国家和民族；而现在，长城所代表的精神仍一直守护着中华民族。”董耀会说。
保护长城，守护中国文化的根脉，是董耀会40年来一直在做的事。这些年，他参与筹备成立了中国长城学会，参与研究《长城保护条例》，倡议设立长城保护基金委员会。每年，他都会花时间走上长城，试图破解不同长城段的问题，努力延长长城的寿命。
“就个人来说，长城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是每天工作学习都在做的事。”董耀会说。在《长城如父》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我已记不清多少次夜宿长城，头枕青砖在寂静中倾听长城粗重的呼吸。每当这时，我都会很兴奋，我与长城贴得那么近，彼此完全地在感受着对方。我总觉得，这呼吸声像我的父亲。”也正因此，董耀会常被称为“长城之子”。
早些年，董耀会在长城保护考察途中不时会看到破坏长城的行为。2002年，他带队行至一处长城，发现这里近一千米的长城都被挖走了，甚至墙基石都被挖了出来，石料被村民以15元一拖拉机的价钱卖给施工单位，粉碎后用于铺路基，原先的长城已经成了一条大沟。看到这一情形，董耀会双眼满含泪水，心中十分愤怒。正是由于董耀会对长城保护的认真，曾经让长城沿线有些领导干部既欢迎他，又惧怕他。
在《守望长城——董耀会谈长城保护》一书中，董耀会对早年间长城的破坏问题进行了详细叙述。他认为，对长城的破坏分为自然和人为两种。从自然方面来看，历经百年风雨、地震等的侵袭和破坏，城墙墙体内部结构改变，坍塌隐患很多。此外，城墙上的草本植物一方面使得城墙含水量加大，增大了倒塌危险；一方面其根系生长也对墙体造成一定破坏。
从人为因素看，对长城的破坏行为主要有取材性破坏、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修复性破坏四个方面。取材性破坏即单位或个人取长城砖、石、土等材料，作为其他建筑材料使用。建设性破坏，即在城市建设或其他工业、农业、交通等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对长城造成的破坏。旅游性破坏，即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对长城及其周边环境造成的破坏。修复性破坏，即在对长城进行维修和复建的过程中，不遵照历史的真实，不遵循“整旧如旧”的原则。
“长城保护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事。”董耀会告诉记者，与40年前相比，现在保护长城已经深入人心，长城沿线各级政府和人民保护长城的意识不断提高，破坏长城的行为已经比较少见。但同时，保护长城仍需要在制度层面做好统筹安排。董耀会认为，应进一步完善长城保护法律法规。“《长城保护条例》是2006年颁布的，解决了长城保护很多方面的问题，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条例仍需要完善和修订。”
董耀会认为，长城保护的一个关键是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据他观察，在不同长城段，长城保护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保护员经过培训，有管理平台，在巡视时把拍到的长城照片及时上传平台，文物部门就能掌握不同长城段的动态，有城墙出现病坏，有倒塌危险，就抓紧修缮。如果没有发现病坏危险，董耀会认为，不应该对长城进行修复，应该尽量维持原貌。“任何事物有生就有死，我们只能尽量延缓它的生命。”
40年来，董耀会用脚步丈量万里长城，见证着长城的倒塌和消逝，也见证着对长城的保护日益完善。他告诉记者，秦皇岛卢龙县桃林口村在长城脚下，曾经这里有大量长城砖被当地村民拆掉，用来盖房子。随着人们对长城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村民不拆长城了，并且在村口专门立了一块“知耻碑”，告诫后人保护长城。“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董耀会说。
40年来，董耀会用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长城研究和保护中，既有快乐，也有痛苦。他曾说，一辈子做长城的事有很享受的时候，享受的是一种幸福感。与长城这样伟大的事物结缘，所付出的一切都能获得超越生命的充实。苦的时候，寂寞孤独，仿佛是在服苦役。不过，想起长城，他又觉得自己并不算孤独，因为“长城在大地上屹立千百年，长城也是孤独的”。
（大众新闻记者 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