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渡水崖
大众认知中的刘绍华是一位关照社会边缘群体的医疗人类学家。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前后，花十年时间在四川凉山彝族青年中间调研毒品与艾滋病现象，写成《我的凉山兄弟》。这样的研究视角和写作方式，来自学术训练，也与她的成长和社会经验相关：她是祖籍河北的台湾外省人二代；她在柬埔寨做过国际发展援助组织志工和新闻记者；她还有一层女性的身份。
今天的刘绍华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她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与她连线能感受到她的职业性和个性，会纠正问题中不够严谨的字眼，有逻辑、层次地论述回答，也很快能切换到日常聊天的语调和状态。讲起与母亲相处的细节，她会非常动情，容易将人代入她的叙事。2018年，刘绍华查出淋巴癌一期，她的母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两人几乎同时进行治疗与照护。目前，刘绍华的身体已经康复，母亲的记忆却不可逆地持续衰退。这段经历被她写成《病非如此：一位人类学家的母女共病絮语》，简体版在今年由出版品牌“望mountain”出版。
不同以往的学术写作，刘绍华的非虚构写作让更多的“我”浮现，还用了一部分虚构笔法想象母亲的心理细节。她痊愈后才开始这份记录，“很多事情是错综复杂的，自己在相对震撼的当下，不见得理得清楚”。她说生病是一种状态，类似于困顿、挫折、心情不好，“如果有人表达出了ta这方面的感受，其他的人只是叫ta不要想太多，那其实是没有接纳ta的感受，也没有承认ta的处境。”“生病后都算是新生的人”，她说，就像记忆力变差的母亲感受最强烈是“欢喜”而非“伤心”、“生气”的情绪，“记忆本来就不只有客观理性的成分，还有主观的情感、情绪、感受，甚至肢体的知觉感受。其中的哪一部分会先从我们的生命中离开？可能都说不准。”
以下是三明治对刘绍华的访谈内容。
01
人在经历病痛的时候，
会根本没有力气和心思进行书写
三明治：这本书里有“我”和“我母亲”，也有“小华（指刘绍华自己）”和“小美（指刘绍华母亲）”。为什么让这两种叙事同时在写作中存在？如果只有第一人称视角，会缺少什么呢？
刘绍华：很多关于我母亲的细节，尤其是心理细节，只有她自己思考了，我并没有参与。即使我在她旁边，也不能够真的进入她的内心去理解。我是一个学者，写惯了非虚构，当我遇到要超出非虚构的范围去写预测、猜测的部分的时候，我必须很清楚地说明，那些很可能是我的臆测。比如我母亲的心理细节，我不能假设我写的就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我在那些时刻见证了她的所思所想。所以我会用类似小说的笔法去写这一部分，只有这样，我才可能进到母亲的心里，想象她经历过什么样的内在感受。
三明治：作为学者写他人的伤病，和记录自己的家人生病，有什么感受上的差异？
刘绍华：我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他人的眼光没有很大差别，都只是在经历生老病死、苦与乐这些生命的必然。比较大的差别在于，作为学者研究他人的时候，我的写作中虽然也投注了情感和认同，但一个好的学者通常能够在其中拿捏一定距离，可以在靠近他们的同时，也维持一个既理解又相对中立的位置。但是书写自己的家人跟自我密不可分，我既是家人的照顾者，也是被家人照顾的人，我就是我所关注的这个现象里高度摄入的一个角色，所以不管从主观还是客观角度来说，写作的时候情感距离都很难拉远。
三明治：写自己生病，对身体机能问题、内心脆弱会有一定的暴露，这部分对你来说有障碍吗？如何看待有的作者写这些时表现出的困难和犹豫？
刘绍华：有两种不同层次的书写，一种是日记型的，用来自我疗愈、跟自己说话，另一种是针对读者的，写给大众。如果是写给自己和亲友看，那不一定会犹豫。如果是针对大众读者的书写，可能会有更多的考量。首先，人在经历病痛的时候，会根本没有力气和心思进行书写，很多事情是错综复杂的，自己在相对震撼的当下，也不见得理得清楚。所以这时候如果没有办法书写，或者书写了但是没有办法完成，我都非常可以理解。
我自己在生病的时候就觉得我要休息，我干嘛要花脑筋分析我自己到底怎么了，还要写下来，根本没有那种力气。至于后来写了这本书，是我康复之后，回头看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是怎么一路走来的。记录是我的惯性，也是我个性的一部分，所以我才会走上学术之路，走上学术之路之后，我也常常在回顾和思考事情然后写下来，记录已经是我生命表现的一部分了。所以从那个生病、治病的过程中走出来之后，我在往前看的同时，也会很自然地回头看，很多事情这时候再回头看，就看得更清楚了。加上我和我母亲生病的前几年是高度重叠的，我很想替家人和自己记录下这段时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但我不太习惯写“我”，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学者的写作一向是在看待和描述世界，我很不习惯讲自己的所思所想。
三明治：母亲对她和你生病的过程被写成了书，有什么反应吗？
刘绍华：以前我写的书，我母亲都会看，这一次她发现自己被我写在书里，反应蛮特别的。我把书拿回家，她看到了先说，我也叫小美，也在运动，书里这个人跟我好像。我哥哥就说，这就是在写你呀。她很讶异，在写我？谁写的？我哥哥就指着我说，绍华写的。然后我就问她，我写了你，你高兴吗？她说很高兴啊。后来这本书一直放在家里的茶几上，她常常去翻，有一天读到了我写我自己生病的部分，才发现我生病，那一刻就表现得很震惊，然后她就开始伤心了，很紧张地跑到阳台，对着天空一直跟老天爷拜，希望老天爷保佑她的女儿。然后我大嫂就跟她讲，绍华已经好了，书里写的是以前发生的事情。可是她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她被书里我的描述给吓到了。所以后来我们就从写她的那部分里挑觉得好玩的给她看，但是她自己还是会翻到我生病的部分。最后我们就决定不要再给她看这本书了。
《病非如此：一位人类学家的母女共病絮语》，by 望mountain
02
一直叫病人“加油”“不要想太多”
是没有接纳ta的感受、承认ta的处境
三明治：你写到，很多人鼓励病人的话，反而会被ta认为自己是不被理解的，加重ta的不适感，这时更应该给ta“当下的领悟和示弱”，具体指什么？
刘绍华：大部分的时候，大家不了解病人的处境，只会一直给病人加油打气。倒并不是说不应该给病人鼓励，而是，拼命打气或者很单调地告诉病人“你一定要好起来，你一定要加油”，这时候ta的身心状况已经很疲累了，不但没有喘口气的机会，还要一直被要求加油。你可以想象，当你已经在加油的时候，别人还拼命要你加油，你会觉得怎么样？又不是在比赛。如果在比赛过程当中，你在那个当下，还可以做出奋力一搏的姿态，可是生病、康复不是比赛，你觉得这样说会不会让ta更累呢？Ta也可能不是没加油，已经很奋力地在做了，要不然ta怎么会去治疗，去遵照医嘱，还会东想西想呢？其实ta也想往前走，才会做这些事。
三明治：在你看来，什么样的话语、行为对病人而言是更好的？
刘绍华：就陪ta聊天喽。面对ta的虚弱，面对ta的恐惧，面对ta的无力。因为当我们面对病人相对一般人而言比较负面的面向的时候，很多人是会回避的，会跟他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啦，你就好好的”。可是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就算不是病痛，当一个人正在恐惧的时候，你跟ta讲“你不要恐惧”，那一句话就能解决吗？通常会有用吗？还不如问ta害怕什么，陪ta一起去尝试面对ta所害怕的事情，搞不好ta还有机会走出那个恐惧了。你如果叫ta“不要胡思乱想”，ta也并不会因此就不胡思乱想的。
所以我觉得也不只是病，人人都会有脆弱、无助的时候，会有低潮、挫折的时候，通常在那种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交谈的，但是如果有人表达出了ta这方面的感受，其他的人只是叫ta不要想太多，那其实是没有接纳ta的感受，也没有承认ta的处境。那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会蛮无语的。
三明治：如何理解朋友的探病让你重新找回了“与世界的连接感”？
刘绍华：我生病后的治疗期间，免疫力非常低，医生交代我尽量远离人群。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喜欢人来人往，好像没有什么时候是闲下来的。我做田野也喜欢和人面对面交谈，沟通也不喜欢用写的，而是直接打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要以远离人群的状态治疗长达半年，以往跟这个世界连接的方式都不适用了，很不习惯。
你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人在疫情期间突然被长期隔离，会产生的那种身心不适感。我本来对这个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对世界如何运作有观察的兴趣，可是那个时候我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就算可以去想象别人的生活、世界的运转，相比我以前习惯的连接方式还是更静态了，只是被动地看和听。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就只剩下我自己。
所以朋友们来看我、跟我联络的时候，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他们当天做了什么，因为那是我原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非常开心。我在书里写到的老师，也就是我现在的先生，那个时候从其他城市来台北煮饭给我吃，他就跟我讲他来的高铁上看到了什么人，有的很好笑，有的很特别，也讲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变成我在借大家的眼看这个世界。那时候就会觉得除了安慰的话，这些事情也让我觉得很新鲜，因为我就是喜欢跟这个世界有生活的连接。
三明治：所以把自己的生活讲给病人，是一种相对好的交流内容？
刘绍华：对，但要看病人的心性。如果ta已经生病一段时间了，这样陪ta聊天，ta可能会感觉好一些。但如果ta只是刚刚开始生病，ta的心性也不喜欢这些，可能没什么作用。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困顿、挫折、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听什么严肃的大事，只是想听一些日常生活里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我有一个很久没见面的朋友，再见面发现她心情很不好，可能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但是没有力气讲，她就告诉我说，我现在心情不好，你跟我讲你想讲的事情，我听就好了。我自己生病的那段历程让我理解这种处境，就也不问她为什么心情这么不好，只是讲我昨天做过什么事情、来的路上看到什么东西好玩，我讲着讲着，她就笑了。
生病是一种状态，不只是生病的人才有，人在低落、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可能有类似的状态，只是生病的人还伴随着一些病痛。所以如果能够转移ta不好的心情或是对病痛的注意力，陪ta聊一些别的事情，那就很好。我生病的时候还最喜欢看故事，如果故事里有吸引我的对其他人的生活的描述，我都觉得超有趣。比如我对一部日本动漫印象很深刻，叫《银之匙》，讲的是北海道的一所农业高中，那里的学生都来自于畜牧的家庭，我觉得好好看。
《银之匙》剧照
03
即使人的记忆力会衰退，
记忆链接到的情感感受不会出大错。
三明治：你在治疗过程中思考的“我到底想要什么”，现在有一个答案了吗？
刘绍华：有，但这个答案没有什么大志，就是我更清楚了自己未来生命的优先顺序，更在意自己快不快乐，更在意我和我在意的人之间的关系，更在意我身边的人快不快乐。如果我身边的人需要我，我一定尽可能以他们为先，而不再是以我的工作等等其他的事情为先。本来这好像是生命中早就应该知道的事情，以前我也知道，但不会做得这么彻底。
我现在还是工作很忙，但也不会让忙干扰到自己，让自己不舒服，我会想休息就休息。休息可能是停下工作，也可能是睡觉，也可能是拾花弄草，也可能是闻东闻西，也可能是看卡通或者小说，变得可以休息得很多元。
三明治：我自己有一个感触是，“不能休息”像外界压力下自己的身体和思维形成的一种惯性，很多时候不是不想休息，而是没有办法真正同意自己休息。
刘绍华：你说得很好。所以要从那个惯性中走出来，真的需要锻炼。我在这方面锻炼得还蛮不错的。大家不是常常说自己坐下来之后要耗很长时间才能进入工作状态嘛，以前的我不是，以前我进入工作状态非常容易和快速，相对地，你要把我从工作状态拔出来，我会比较不甘愿。可是我知道很多人要从工作状态离开，他们会立刻跑得很快。反正我现在进进出出都容易。
三明治：据你的观察，母亲生病后的生命优先排序变成了什么？
刘绍华：无论我和我母亲还是曾经生过病的其他人，生病后都算是新生的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情感、情绪对于生命和记忆的选择有很重要的影响。就像我觉得最让我母亲在意的或让她感受最强烈的是“欢喜”的情绪，“伤心”、“生气”的情绪反而很难影响她的记忆。
她的病况并不会因为我写完了书就停在那儿，而是在继续恶化，所以她现在偶尔会突然不认识我们，或是把我们认成是她生命中的其他人，可是那些情感的记忆没有出错过。举例来讲，有一次我们一起看电视，我姐姐坐在我母亲旁边，我就问她我姐姐是谁，她就突然讲不出我姐姐的名字，但是讲了一句“她对我很好”。就是说我姐姐对她很好是她那一刻的客观记忆，我姐姐的名字、她和我姐姐之间的关系，她已经记不住，但是她们之间的关系带给她的情绪感受，她记得。
还有一次我带她去游泳，游泳前我先帮她洗澡，平常都是我姐姐帮她洗澡，这一次我洗到她的脚、给她擦脚的时候低着头，所以她看不到我的脸，但她就知道已经大功告成了嘛，接下来就跟我讲了一句“谢谢你”。我头还没有抬起来，继续帮她擦脚，就问，那我是谁啊？她就说“你是绍英”。那是我姐姐的名字。也就是说，她记住了和每天在照顾自己身体的那个人相处时的身体感受，她记住了同一种被照顾的感觉，然后那个人她就连接到了，就是我姐姐。
再比如说，她也常常把我哥哥当成她的老板，说这个老板人很好。她还以为我大嫂跟她是同事，她们正在一起为这家公司的老板工作。她就会跟我大嫂讲，“这个老板很好”。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在我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的互动过程中，我常常发现即使在某些时刻她不记得甚至搞错我们的名字，可是我们每个人带给她的情感上的感受的记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过大错。可能记忆本来就不只有客观理性的成分，还有主观的情感、情绪、感受，甚至肢体的知觉感受。那么，其中的哪一部分会先从我们的生命中离开？可能都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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