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天然具有模式竞争的特点，这有两方面内涵。第一，要牢牢把握“人民城市”的根本属性，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区域协调发展，走兼顾民生福祉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之路。第二，必须体现出九大“新”意义。
新一轮的“五个中心”建设要体现九大“新”
第一，“五个中心”的相互关系要有新的理解。科创中心是重中之重，其他“四个中心”要给科技创新提供需求、应用的场景，为科创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成熟的市场模式。建议明确各中心融合、互补、协同的功能框架，同时重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机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的新动能。
第二，“五个中心”建设一定要有块状、带状、区状的思维。例如，建议在深度参与“一带一路”中找寻“五个中心”发展新机遇。上海肩负着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能力提升、创新能力提振的重要使命。同时，“一带一路”也能为上海实体产业打开新市场。建议上海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深度参与建设，并对全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哺和输出制度设计和治理经验。
第三，建设“五个中心”并不是要将所有相关要素集中于上海，“五个中心”不是无所不包的“饺子皮”，上海更需要做的，是与全球其他中心之间的分工，突出上海特色，并与全球其他中心共同形成一个高效的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上海应明确自身的枢纽功能，并发挥引领、导向的关键作用。
第四，与全球其他“中心”形成统一的响应网络，创造新的响应模式与互动模式。建议加强上海与全球中心网络交流融合，通过建立全球化的数据共享体系、统一的标准化规则以及创新的合作框架，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搭建多主体、多层次、多类型对外合作交流平台，推动深层次、宽领域、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合作。在此过程中，上海需加强在规则制定、创新合作中的主动性，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五，在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维指引下，上海应发挥辐射效应，从“面”到“点”带动中国其他地区发展。“五个中心”建设不仅应辐射长三角地区，还应辐射到上海有对口支援的地区，使这些区域能同时受益。建议坚持协同联动，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和治理经验，助力对口支援区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治理水平，营造有利于新型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良好环境。
第六，中心建设和发展模式上要创新，要发展出评估中心建设的新的指标体系，体现出从对数字上的增长，转变为对社会效应的溢出带动作用的关注。课题组总结了上海“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的关键评价指标包括，经济中心建设方面，要关注存续性发展动力水平，人口、人才、土地等方面的资源稀缺和成本上升程度。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关注中外金融机构的集聚度、对全球金融要素资源的吸引力、参与全球资产配置管理的能力。贸易中心建设方面，要关注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国际影响力水平、以离岸贸易和国际转口贸易为主的贸易总部服务的网络功能、以数字促进贸易的新型贸易主体的集聚和功能。航运中心建设方面，要关注集装箱国际中转比例、内河集疏运功能、上海港港口年设计通过能力、邮轮服务品质等。科创中心建设方面，要关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领域的投入水平，科技创新核心要素的集聚能力、科技教育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等。
第七，“五个中心”的建设，要在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环境和基调下，发挥不同所有制主体的积极性，创新各个主体在建设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总基调下，上海要推动“五个中心”建设，一定要找到主体结构关系新的动力机制。
第八，“五个中心”建设要为经济增长的新结构性发展提供助力。上海已经诞生了一批经济增长的新的结构性因素，“五个中心”的建设，要为这些因素提供发展的条件。举措包括，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以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赋能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二是加快集聚全球高端创新主体，培育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领军企业，打造全球先进技术首发地。三是构建高端人才流动机制，提高配套服务能级。
第九，“五个中心”的建设，一定要跟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总量相对称。应展现出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对应的规模和能级，充分体现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具体而言，科创中心要解决“技术在外”问题。经济中心要争取形成市场主体最活跃、市场系统最完善、市场摩擦最小化、政府治理最透明的体制架构。金融中心要充分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撑性作用。贸易中心要向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高附加值贸易方式转变。航运中心要建设品质领先的世界级航空枢纽。
“五个中心”建设亟需展现出更强韧性
在当前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日益加剧的经济打压的背景下，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亟需展现出更强的韧性，这体现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经济抗压韧性、发挥金融支撑作用、优化贸易结构、升级航运服务上。
科创中心建设方面，应加强重大战略领域前瞻布局，开展关键核心零部件、新技术、新方法的自主研发，提升技术自主率。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自主开展基础研究，为有能力、有志向的科学家创造心无旁骛、潜心研究的有利环境。构建市场化和政府投入协作并举的新型举国体制，完善系统性的引导激励政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构建顺畅高效的转移转化体系，构建更加灵活有效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强化临港、杨浦、徐汇等关键承载区承接科学技术转移、加快成果产业化等功能，放大创新集成和辐射带动效应。
经济中心建设方面，应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加快推动服务消费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确保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公平待遇，有效回应中小微企业发展诉求，优化土地和人才政策，提高企业服务政策的精准性、覆盖面和落地率，强化高端要素配置功能、增强集聚辐射能力。
金融中心建设方面，要加强金融科技研发应用，加快推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5G 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加快资本要素双向开放深度融通，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完善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建设具有较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建设方面，要以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为重点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数字贸易跨境服务集聚区。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深化服务贸易扩大开放，吸引集聚更多供应链核心环节集聚上海，建设供应链公共服务与专业服务平台，优化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加快集聚供应链总部企业，支持打造形成立足全国、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集群。
航运中心建设方面，应加强与长江沿线、长三角地区港口的联动合作，加强长江口航道综合治理，持续完善内河高等级航道网络，发展江海直达、河海直达的运输模式。提升上海航空枢纽航线网络覆盖面和通达性，促进空港物流多元化发展。加快建设航运服务功能集聚区，吸引航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航运功能性机构集聚，完善邮轮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策略和标准体系，完善邮轮港综合交通体系。
（本文感谢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给予《上海深化“五个中心”建设研究:打造国家发展动力引领城市》课题的支持，本文成果由课题组成员张怡、孙立坚、蒋昌建、杨秋怡、黄昊、吕雅等老师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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