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的心里，知道国防科技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并不是说有了口号就一定能够做成，更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具不具备。
比如，在原子弹爆炸时间的这件事情上，毛主席便认为康生根本就不懂，他只不过是夸夸其谈，还得靠宋任穷！
1960年2月，北京的还处于寒冷的冬天，但广州的气温却十分温暖。
周恩来总理在广东从化，召集了一些部长，组成读书小组，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作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部长，宋任穷也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召集的这次学习。
此时，毛主席也恰好在广州工作和生活。于是，在学习结束后，毛主席便约见了宋任穷等几位部长，进行谈话。
除了宋任穷等几位部长外，康生也参加了毛主席的这次约见。
那天，在见到宋任穷的时候，康生以他“理论家”的高度，对宋任穷谈起了原子弹什么时候能爆炸的问题。
事实上，康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广州，是因为他刚刚参加过苏联的一个会议，来广州向毛主席汇报会议的情况。
1960年2月，苏联准备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
在会议开始前，中国也收到了赫鲁晓夫发来的邀请。经过研究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这次会议。
那时候，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
考虑到这件事情的关系重大，在中国代表团出国前，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专门报请了中共中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此外，这份讲话稿在代表团出发前，便已经交给了新华社，只等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进行公开发表。
在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会议却通过了一个决定，要求“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这就是说中国为康生准备的那个发言稿，是不能公开发表的。
然而，因为莫斯科和北京存在着时差，导致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被《人民日报》发表在了2月6日的版面上。
对此，赫鲁晓夫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随后，在由各国首脑参加的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后来，苏联方面又找到康生等人中国代表团成员，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了指责。
面对这样的指责，康生多次对苏联表态说：“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不久后，康生回到国内，便立即来到广州，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在苏联参加会议时，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
康生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获得毛主席对他的信任，为他重返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开辟道路。
那段时间，只要是毛主席在的场所，几乎都能看见康生的身影。当然，在毛主席接见宋任穷等几位部长的时候，康生也来到了现场。
那天，在听到康生主动谈到原子弹什么时候爆炸的问题时，宋任穷实事求是地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
听到宋任穷这样说，康生立即摆出一副“最革命”的架势，说：“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
事实上，康生之所以这样说，也是为了在毛主席面前突出他自己，好像全国只有他一个人是为国家着想的。
康生的话说完后，毛主席没有表态，而是静静地听着。
看到毛主席没有驳斥他，康生立即来了劲，当即就原子弹爆炸时间的问题大谈特谈。只见他提高了嗓音，滔滔不绝地说：“原子弹提前爆炸一天，就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早一天有利。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这对我们国家，对外交，对世界革命人民都有好处。”
听到康生如此夸夸其谈，毛主席实在听不下去了，便看了看康生，说：“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
听到毛主席这样说，康生立即闭上了嘴巴，没有再说话。
见毛主席以这样的方式驳斥了康生，宋任穷的心里对毛主席是十分感激的。这是因为，在宋任穷看来，毛主席是知道他在第二工业机械部当家的不容易的。
1954年，在接到到中央的调令后，宋任穷离开云南来到北京，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任职期间，宋任穷协助罗荣桓主持了军委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后在建立军衔制度和颁发勋章、奖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9月，宋任穷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主要负责航空工业的国家部委，宋任穷被任命为第三机械工业部的第一任部长。
1958年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成为了新的第一机械工业部。而第三机械工业部则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和核武器。
此时，宋任穷也就成为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部长。任职期间，宋任穷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制定了原子能事业发展方针和规划，组建了原子能事业领导机构，选拔使用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科技专家和技术工人，为原子能事业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那时候，宋任穷坚持贯彻党中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把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的立足点，放在了自力更生上，培养了我国自己的科技人才。
因此，在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时，中国的原子能工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反而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那时候，毛主席信心百倍地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如果不是这样，毛主席也不会在康生胡乱说话的时候，坚定地支持宋任穷。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此时，宋任穷虽然已经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了书记，但还是十分关心原子弹爆炸的事情。
那天，得知我国的原子弹将会在下午三点钟爆炸时，宋任穷一直守候在收音机前，等候听广播里传出的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一直等到晚上的新闻联播，宋任穷依然没有听到中国的原子弹爆炸的有关新闻。对此，宋任穷的心里感到非常失落。然而，宋任穷始终相信，中国的原子弹一定会在这一年爆炸。
后来，宋任穷才知道，中国原子弹爆炸的那天，是毛主席不让及时播发消息的。因为，在毛主席看来，中国爆炸原子弹是一件大事情，一定要把数据核实清楚，确定是不是原子弹爆炸。
此外，毛主席还让中国的有关部门时刻关注着国外的消息，让他们先报，看看他们报道的数据，与中国监测到的数据是不是一致。
对于毛主席小心谨慎的态度，宋任穷感到十分佩服。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策略是非常高明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打破了当时有核大国的核垄断，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在听到原子弹成功爆炸消息的那一刻，宋任穷激动得彻夜难眠，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