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之前，几乎所有的以色列决策层相信，阿拉伯人不会也不敢主动发起战争。
埃及和叙利亚的”赎罪日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
事后以色列吸取了这个教训，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被翻译到国内后，称为”第十人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不管前面九个人的观点多么正确，第十个人要做的是提出异议，假定前面九个人的观点都是错的，从而为潜在的风险寻找备用的解决方案。
在我国历年来的重大决策中，同样也有人对决策提出过异议，比如当年普及全国的计划生育，一家只能生一胎，但有些地区可以生二胎。
当年的决策相信，人口出生率的增长会对资源、环境产生巨大的压力，所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两种策略并行。
但站在2024年，对以前的数据进行总结，我们会发现，人口出生率并没有随政策的执行而下降，而是随人均GDP的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等指标而变化。
控制人口数量的做法，并不能取得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目标，所以并不算是一项成功的策略。
但有另外一件事，是与控制人口数量同时发生的，至少在时间线上，具有极高的重合度。
这件事便是人口性别比。因为男多女少，婚姻市场中，女性处于更强势的地位。在一夫一妻制加持之下，很多男性事实上处于终身娶不到妻的境地。
时间线数据表明，在倡议”有计划地生育“之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略高于美国、印度和尼日利亚，多年来稳定在106：100左右。
从倡议”有计划地生育“到将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写入根本大法，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明显的上升。
1991年，严控人口增长，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与之同时出现的是，出生人口性别比107：100的合理区间，快速增长到113：100以上。
在计划生育成为法律的那一年，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顶峰，接近118：100。当年出生的人口中，平均每6个男孩，只对应5个女孩，意味着剩下的那一个，在理想状态下，将无妻可娶。
之后性别比开始下降，但一直到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维持在110：100的高位区间。
这说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男性在婚姻市场上，都将面对巨大的压力。
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我们有以色列的第十人理论并付诸实践，或许出生人口性别比，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