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共产党人的红色足迹推至以往相对少见的苏州河以北地区。
从渔阳里到兴业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活动场所被视为“初心之地”。日前，《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主编之一、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证实，今长治路177号“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计划被列入2024年国家第四次文物普查新增名录中。
他和研究团队通过日英等国在沪情报记录，确证此地1920年代对外命名为上海俄文生活报报馆。这座处于北外滩的老楼藏着中外领导人推动建党大业的故事，而且将共产党人的红色足迹推至以往相对少见的苏州河以北地区。
【布尔什维克使团来沪】
1920年5月，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第一位使者维经斯基，在熙华德路12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熙华德路12号，正是今天的虹口区长治路177号。这幢3层洋楼，红砖坡顶，红漆的木质楼梯宽敞气派，层高足有4米。在此，维经斯基到上海的公开身份成为《上海俄文生活报》的记者和编辑，因而这一东亚书记处实际上便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社，也是苏俄政府在中国和整个远东的重要据点，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存在交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维经斯基曾5访中国，其中首次来华从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长达10个月，他在上海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助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身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在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年之际，苏智良教授向同行表示，维经斯基在上海的活动空间大多已鲜为人知，这一旧迹应成为承载建党伟业的珍贵文化遗产。
维经斯基（1893-1953），曾用名吴廷康，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早年因家境贫寒而赴美谋生。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他于次年从美国回俄，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还擅长英语、德语，尽管只是20多岁的年轻人，却已有较为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
1920年3月，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4月初，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远东局向中国派出维经斯基为负责人的布尔什维克使团，其主要任务是在上海与中国、日本、朝鲜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并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维经斯基使团一共5人，除他本人及其妻子库兹涅佐娃之外，还有毕业于俄罗斯东方学院的季托夫，以及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布里亚科夫，最后一位是旅俄老华侨、联共（布）党员杨明斋，担任着维经斯基和使团的翻译。
【维经斯基办公室在二楼】
继走访北平后，4月阳春，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入住东亚饭店后不久便前往熙华德路12号落脚。苏智良告诉记者，当时，苏俄红色政权新立，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在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且不能向中国合法派驻人员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派遣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员，便以记者或编辑身份公开前往中国,《上海俄文生活报》社就成了合法驻点。
据当时日本上海领事馆的情报记录，生活报馆是“过激派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同民主俱乐部一起构成赤化宣传的中枢”。事实上，俄罗斯民主俱乐部也设在这幢大楼内。
维经斯基此前排字工人的经历，对他作为采编人员的新岗位非常有帮助。其担任该报记者和编辑的时间为1920年4月到1921年1月，报社成为他在上海时的主要办公地和寓所之一。苏智良等踩点调研发现，维经斯基的办公室在报馆2楼，社交活动频繁。
苏智良掌握当时英国情报部门对俄文生活报社的分析表明：“最重要的人物据说是扎尔欣，他还与许多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年轻中国人有联系”，“俄文《上海生活报》报社起着上海的不满人士和常去这里的各种代理人的聚会场所和掩蔽处的作用。这里常有赤塔、北京、天津和广州的布尔什维克人员进出。在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霍多罗夫和扎尔欣。”这个“扎尔欣”便是维经斯基，显然英国情报部门已侦知维经斯基与中国革命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驻沪一个月左右，维经斯基作为实际负责人，就在熙华德路12号成立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指导东方革命的机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日本科，或称为3个支部，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1920年9月的一份报告指出：1920年“5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其驻地设在上海，取名‘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这样，共产国际“在巴库、塔什干、上海成立了三个区域性的东方革命运动领导中心”。
【陈独秀时常进出报社】
值得注意的是，东亚书记处中国科的负责人便是陈独秀，其工作机制是以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为中心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同时，陈独秀也是位于同一场所的俄罗斯民主俱乐部的重要成员。经考证，日本相关情报资料显示，陈独秀和他的中国同志“时常进出报社”。
当年，27岁的维经斯基与41岁的陈独秀一见如故，结下深厚的革命友情。陈独秀还陪同他到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拜访了孙中山。维经斯基非常尊重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对陈独秀推崇有加，并在陈独秀1920年12月中旬离沪赴穗时，毅然与陈独秀同往。
苏智良研究认为，维经斯基初见陈独秀之时并未立即谈到建党问题，而提出希望与上海的社会主义者建立广泛的联系，甚至还有改良主义者胡适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以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他最终接受陈独秀的意见，终止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合作，完全依靠陈独秀及其团队在上海开展工作，并正式向陈独秀提出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议。
按照时空对标，苏智良认为，陈独秀有时候会坐着黄包车从老渔阳里出发，到外白渡桥北侧的熙华德路12号去，同维经斯基商议如何建党，或与在生活报馆工作的年轻革命者杨明斋、袁振英等交流信息。他援引毛泽东的话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因此作为共产国际首位来沪代表的维经斯基，在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建立共产党的贡献和功绩不可磨灭。
在“党的诞生地”，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团队经过多年研究、调查，共梳理和发现了超过1000处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此前，中心与熊月之、忻平、徐建刚、严爱云、徐光寿等教授实地考察虹口，研讨长治路177号历史与活用。苏智良表示，新发现的《上海俄文生活报》报址应当成为红色历史纪念遗址发掘项目，有可能从住宅楼发展为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