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上级决定将北京卫戍区从正军级扩编为兵团级，调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兼任，一开始设有第一、第二政委，他们都是兼任，并不参与卫戍区日常工作。上级让傅崇碧推荐一位来担任政委，将黄作珍推荐为政委。
黄作珍与傅崇碧都是华北军区出身，战争年代长期在晋察冀任职，俩人在战争年代没有搭档过。在解放后，傅崇碧担任63军军长，黄作珍担任政委，俩人同时还兼任石家庄警备区司令和政委。
傅崇碧之所以选择黄作珍，除能力之外，或许因为熟悉的原因。
傅崇碧在解放后从64军副政委调任63军军长，算是一个破例提拔。因为他过去长期干政治工作，按正常组织流程，晋升的方向是军政委。把他调任军事岗位上，也或许因华北军区军事主官不多的缘故，此前他代理过旅长，也有一定的指挥经验，但相比时间短。
63军在铁原阻击战打出了军威，使得傅崇碧这位儒将，被很多人刮目相看。回国后，部队驻防石家庄。后来，他要求到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学制3年。毕业前夕，因病入院没有安排工作，直到1961年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也就是说从他到军事学院学习到1966年，不是学习，就是休养，再不就是担任副职，也不需要搭档。
在工作上，毕竟熟悉的政工干部，还是黄作珍。
此时的黄作珍也不是军政委，而且也调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担任副主任，俩人从职务来说一个是大军区副职，一个是正军职。
如今上级想让他找一个合适的搭档工作，更多考虑他的意见，他认为合适，组织上就可以调过来。当他的意见反馈给上级后，黄作珍就调去北京卫戍区担任第三政委。第一政委由副总理兼任，第二政委北京市第一书记兼任，他负责卫戍区日常工作。
卫戍区从1966年扩编后，工作有多忙碌呢，负责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还担负着北京的稳定。那时候几十万红小将到北京，都是靠卫戍区来负责的，工作量很大。傅崇碧说，中央给他们下达的文件比大军区还多。
作为卫戍区军政主官，在开中央会议时，也要列席，与大军区司令、政委、省委书记一起。后来工作量加大，上级又增补两位政委。
黄作珍从职务来说，从正军职提拔为正兵团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