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正新
西藏拥有120多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70多年前，在西藏反动上层分裂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严峻形势下，18军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和西南局的命令、指示，在兄弟部队配合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长途远征，使西藏得以和平解放。那么，18军是怎样走上这条艰险之路的呢？
毛泽东：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重视西藏的解放。鉴于西藏特殊的政治因素和地理状况，毛泽东曾考虑，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操之过急。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指出，中国“大陆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此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西藏分裂势力活动加剧，中共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加速了解决西藏问题的筹划和部署。
西藏当局以摄政达扎·阿旺松饶为首的亲帝分裂势力，在英、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以“遣走一切可疑的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为借口，在拉萨制造“驱汉事件”；派出“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以寻求对其“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拒绝与我谈判，害死斡旋和平的格达活佛；还用西藏“外交局”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声称西藏是“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的“国家”，“不要让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并成立应变机构，积极扩军备战，以对抗人民解放军。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趁中央政权更迭之机，实现“西藏独立”。
西藏当局的分裂行径，遭到藏族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新中国成立的当天，西藏两大宗教领袖之一的班禅喇嘛，即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深信“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要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随后，班禅又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揭露西藏反动当局的分裂活动，并表示：“西藏系中国领土，为全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密切关注着青藏高原上瞬息变化的政治局势，及时对解放西藏作出部署。
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在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0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的电报中，正式明确“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
鉴于西北战事结束较西南早，且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相对平坦，班禅当时又在青海，毛泽东考虑以西北局为主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
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
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仍惦念着西藏的解放问题。在途经满洲里时，他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指出：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宜早不宜迟”，是毛泽东指导解放西藏的重要方针，是挫败西藏反动上层与帝国主义势力掀起“西藏独立”逆流的重要决策。
接到毛泽东11月23日电报后，彭德怀即派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调查。据调查，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特别是部队行动难以保障，须屯垦囤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2年。道路每年只有4个月可通行，其余8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因从西北入藏确有困难，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随即于1950年1月2日由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将进军西藏的任务赋予西南局。
电报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者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电报中强调，“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请西南局“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毛泽东及时改变了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将进军西藏的主要战略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将拟由西北局担负的进军任务转交给西南局。一场举世瞩目的历史壮举，由此拉开了序幕。
刘伯承、邓小平点将张国华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电示精神，立即进行研究。
首先是确定进藏的主要干部和部队。进军西藏是一项极为艰辛的任务，刘、邓在驻西南地区的第3、4、5、18兵团的12个军里认真挑选。
从地理位置看，驻西康省省会雅安的第62军进藏最合适。但刘、邓考虑，第62军是贺龙指挥的第18兵团的部队，最艰苦的任务还是由自己的部队去执行。
他们本想让二野中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军去，但该军军长身体不好，无法去西藏。经反复研究，刘、邓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张国华和第18军。
显然，选择第18军进军西藏是有原因的。
第一，领导核心强。
军长张国华，江西永新人，1914年10月出生，当时只有36岁。他1929年3月加参加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全国抗战胜利后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期间，率领广大军民开辟了沙南、泛西、淮上等地区，将3个分区发展到8个分区，建立和巩固了3省之交的解放区，全区武装由最初的1.4万人发展到7.7万人。部队曾孤悬敌后，他却在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巧妙周旋中扭转了战局，全力支援了陈粟大军经略华东和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作战，并提供了大量兵员、军需和支前民工，为胜利进行淮海战役作出了特殊贡献。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张国华团结带领党政军民，建立人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组织财经活动，开展统战工作，发展了解放区，壮大了人民武装。张国华军事指挥能力强，开辟新区经验丰富，又做过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身经百战，军政皆优，善于把握和运筹全局。
第18军政委谭冠三，湖南耒阳人，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早年参加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后参加长征。他在全国抗战时期转战晋冀鲁豫，解放战争时期从冀中转战豫皖苏，又渡江南下，挺进大西南，是一位党性坚定、素质全面、经验丰富的优秀指挥员。
第二，是因为部队英勇善战。
1949年2月，根据军委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同时将豫皖苏军区所属部队和1纵20旅合编组建第18军。豫皖苏军区部队，具有善于独立作战和开辟新区的光荣传统；1纵20旅是二野的主力之一，是杨勇、苏振华麾下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整编后，第18军参加了渡江、湘赣、衡宝、成都等战役，英勇顽强，敢打敢拼，一往无前，建立了卓著功勋。
两条因素中，第一条是主导因素。对于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这一政治、军事、民族、宗教等问题相互交织的重大行动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政治观念强、头脑清醒、军政双全、善统全局的核心。刘、邓选择了张国华，选择了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第18军。
1950年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并转当时尚在成都的贺龙：“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并建议“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临界各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10日，毛泽东复电同意西南局的安排和意见。
当时，成都战役刚结束，第18军原定进驻自贡、泸州、宜宾一带，负责经营富庶的川南地区。张国华兼任川南行署主任，谭冠三兼任行署所在地自贡市委书记。
1月7日，部队在向川南开进途中接到命令：停止待命。军领导及各师一名负责人，速到重庆受领新任务。
1月10日，刘伯承接见了赶到重庆的张国华、谭冠三等人。15日，刘伯承、邓小平又在西南局驻地曾家岩接见了第18军军、师主要领导干部，并主持会议，正式向第18军授予进军西藏的任务，部署进藏工作。
刘伯承说，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役，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边防，解放西藏人民，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希望你们勇敢地担当起来。进军西藏、经营西藏，要由民族团结入手，重视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问题也可能引起政治问题。
邓小平讲的第一句话是：“今天谈话凭党性。”他针对西藏自然环境特殊、社会政治条件复杂的情况，特别强调：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原则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团结达赖、班禅两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同时，解决补给问题，解决公路问题。这些思想，后来西南局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邓小平还宣布，第18军脱离第5兵团，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直接指挥。
张国华、谭冠三当即表示：一切听从党安排，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对我们的信任。
18日，西南局上报了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组成名单：张国华（军长）为书记、谭冠三（政委）为副书记，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参谋长）、刘振国（政治部主任）和天宝（藏族干部、全国政协委员）为委员。西藏工委统一领导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工作。
2月4日，中央复电同意成立以张国华任书记的西藏工委。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伟大任务，历史地落在了第18军这支英雄部队全体指战员的肩上。
进军西藏任务明确后，张国华（前左）、谭冠三（前右）等18军主要领导在重庆曾家岩合影
第18军将士不辱使命
第18军经过几千里的长途征战，一路南下，与兄弟部队配合刚完成解放四川的任务，正准备在富庶的川南安家，指战员突然听说要去遥远的西藏高原，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一些人在个人前途、家庭、婚姻等问题上产生了种种思想问题。少数已经下到地方工作的干部不愿归队，一些部队还出现了逃兵。张国华、谭冠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背女出征”、携妻同行的模范行动，感染和教育部队转好从“川南安家”到进军西藏的思想弯子。
1950年3月7日，第18军在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不到3岁的女儿难难跟着爸爸上了主席台，还模仿大人向台下敬礼。张国华对大家说：“进军西藏，不仅我去，我女儿要去，我们全家都要去。”军长带着女儿到动员大会会场，就是要让全军将士知道，我张国华“背女出征”，坚决进藏，义无反顾啊！
在准备进军西藏的过程中，难难得了重病，高烧不退。张国华的妻子樊近真希望他去看看女儿。但在大军将行、千头万绪的时候，他难以分身，直到晚上才赶往医院，然而难难已经去世。这成为张国华一辈子的遗憾。谭冠三说：“难难是我们第18军进军西藏的第一个烈士。”
谭冠三在教育官兵的同时，还做自己家属的工作。当时，他的妻子、老红军李光明正在河北省委党校学习。谭冠三发电报，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知妻子赶往四川，一同进藏。谭冠三对妻子说：我们结婚12年了，4个孩子还小。过去最残酷、最艰难的岁月，我们都过来了。现在新中国建立了，是应该和孩子们一起过幸福团圆的日子了。可是，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党中央、毛主席把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交给第18军，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是第二次长征。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们只有舍弃小家，舍弃儿女情长的牵挂，坚决到西藏去，为官兵做个好样子。那时，谭冠三的4个孩子分别只有9岁、6岁、3岁、2岁。他和妻子商量，把孩子放在北京的荣臻学校和河北农村。这些孩子与其他第18军子弟一道成为共和国最早的一批“留守儿童”。直到1959年7月，谭冠三赴京汇报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情况，全家人才第一次团聚。
第18军军长、政委以身作则，对迅速完成进藏动员起到重要作用。经过逐级打通思想，进藏光荣、退缩可耻的风气树立起来了，部队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为解放西藏再立新功”的“请缨运动”，很快出现了人人争取进军西藏、个个落实进军准备的热潮。
1950年3月29日，第18军先遣部队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从乐山向西进发，拉开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序幕。10月，第18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进行了昌都战役。此役共歼灭藏军6个代本（相当于营）全部、3个代本一部，争取1个代本起义，共计5700余人。昌都战役的胜利，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昌都战役结束后，遵照毛泽东关于“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第18军将全军分为两大部分，以张国华、谭冠三率西藏工委机关、军前指、第52师师部及两个团等1.07万余人，进军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以参谋长陈明义率第52师156团、第53师、第54师等，修建康藏公路和甘孜机场。
担负进藏任务的部队，在空气稀薄、严重缺氧的环境下，人均负重六七十斤，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崇山峻岭和茫茫雪原中徒步行进，爬雪山、跨激流、斗严寒、抗缺氧，风餐露宿，艰苦跋涉，历经千难万险，于1951年10月进入拉萨城区和各边防要地，将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
筑路部队凭着铁锤、钢钎、镐、铁锹、铁簸箕等简易工具，同大自然进行顽强搏斗，打通二郎山、雀儿山，突破怒江天险，劈开然乌沟石峡，奋战波密泥石流，谱写了一曲曲英雄赞歌。1954年11月，康藏公路终于全线贯通，青藏公路也全线初通。为此，有约3000名筑路官兵和工人、民工献出了宝贵生命。
第18军将士以忠诚、担当、奋斗、热血和钢铁意志，在雪域高原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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