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 正
说到暗战，人们往往会想到堂皇富丽、觥筹交错的交际场景，想到戒备森严、神秘莫测的机要重地，想到西装革履、珠翠罗绮的红男绿女。但很少有人会想到，三教九流混杂的公共澡堂也能成为暗战的阵地，搓澡、修脚、采耳的浴池工人也能成为隐蔽斗争的生力军。
1949年2月3日，随着冬日第一缕晨光，古老的北平城一早就没入了沸腾的海洋，盛大的解放军入城式开始了。一时间，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工人、学生、市民从四面八方拥向前门广场。
在欢呼雀跃的人流中，一支3000人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排列整齐，激情欢呼，人人脸上都飞扬着胜利的喜悦。没有人知道，这是一支由搓澡工、修脚工、采耳工组成的浴池工人队伍，更没有人知道，这竟是一支暗藏于浴池之中的地下尖兵。
揭开尘封的历史档案，走进蒸汽弥漫的民国澡堂，北平和平解放幕后鲜为人知的一场暗战豁然浮现于眼前。
地下建党，澡堂变战场
平津战役前夕，北平市一些颇有名气的公共澡堂成了中共地下党开展隐蔽斗争常用的重要平台。地下党领导人经常以洗澡为名到各浴池接头联络，浴池工人秘密党支部负责为他们提供掩护，或安排他们到盆浴单间，或腾出女宾部挂出“客满”牌子。同时，在浴池里，地下党想方设法从三教九流来客中搜集各类情报信息报告上级，并根据上级要求了解搜集来此消遣的国民党各级军警特宪人员的罪恶行径。如此，人来人往的澡堂变成了秘语窃窃、暗影闪动的秘战阵地。
澡堂变战场，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中共有关城市工作的政策调整。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接连下达加强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中共中央华北局开始大力恢复平津两地地下党组织建设，成立了华北城市工作委员会，后改组为华北城市工作部，在平津两地设立了学生工作委员会、平民工作委员会、工人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华北城工部尤其重视通过平民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平委会）深入穷苦百姓当中发动群众，着力在浴池业、油盐业、织布业、人力车业、建筑业、地毯业、菜园业等各行业积极发展党组织。
北平浴池业素有规模。至1947年上半年，全市有90多家澡堂，内分茶房（服务员）、搓澡、修脚、理发、洗衣、杂役、管账等各类工种，共有浴工3000余人。浴池为三教九流会聚之地，各色人等混杂难辨，是接头联络、传递情报、开会碰头的理想掩护场所。浴工在这里与社会各界人士都有广泛接触，这里消息多且渠道广，是获取情报、印证情报的重要场所。还可在此结交各种社会关系，必要时为地下党所用，比如利用一些基层军警人员为地下人员办证件、上户口，甚至通过这些关系以亲友名义探望、搭救狱中人员等。鉴于利用浴池开展秘密工作的隐蔽性与便利性，浴池业因此成为平委会的工作重点之一，彼时北平较具人气的“东升平”“宝泉堂”“一品香”“兴华园”等浴池都先后建立起了地下党组织。
北平浴池地下党组织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城内的文章从城外做起”。平委会的领导和浴池业党委一级的干部基本是由华北城工部选派而来的。平委会书记赵凡曾任市委宣传部秘书长，副书记兼宣传委员苏一夫、组织委员彭思明等都曾是解放区地委县委一级的干部，浴池业工作委员会书记冯新曾任平委会武工队政委，接替冯新任书记的万一曾在晋察冀一军分区工作。
各浴池地下党支部等基层领导和党员骨干，也大多是由解放区党组织发展入党的。浴池业党委副书记兼“东升平”党支部书记卢连贵和“东升平”党员骨干李福海在解放区入党后由组织派遣进城，以浴池工人为职业掩护从事地下斗争。他们利用老乡和同行的关系，在外一区“兴华园”浴池开展工作，先后发展了刘克勤、董子春等人入党，并成立了以刘克勤为书记的“兴华园”地下党支部。“东升平”另一位支部书记王宗华、“一品香”支部书记王汝贤等，则是回乡探亲或家乡党组织派人进城发展入党的。
长期历史传承使然，北平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一个行业的工人几乎都是河北某一地区的同乡。比如，煤球厂的工人绝大多数是宛平县的，织布工人多是高阳、饶阳地区的，盐店店员多是唐县、顺平县（今顺平县）、望都的，木匠、泥瓦匠多是武强、深州市（今深州市）的。浴池工人则几乎都来自定兴、易县、涞水一带，而这些地区早已是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下的解放区，工人们虽在白色恐怖下的北平谋生，但家庭根基都在解放区，因而与解放区有着密切联系。
平委会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发展浴池业地下党组织。每年农忙时节，正是浴池业的淡季，工人们会轮流返乡探亲，帮助家里种田，至秋后再返回城里。彼时定兴、易县、涞水已是比较稳固的解放区，便于放手开展工作，各县县委采取“公开办学习班，秘密发展党员”的办法，把从北平回来探亲的工人们集中起来办班，组织学习教育，通过讲形势讲政策提高工人们的觉悟，进而从进步工人中考察发展秘密党员。
资深一些的浴池工人，大多数是抗战时期就到北平闯荡，以卖苦力为生，长期承受着日伪和国民党的压榨以及资本家的盘剥，苦大仇深，一经教育，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被发展入党后返回北平继续在浴池业从事地下斗争，在平委会领导下发动身边群众，逐步在浴池业建成一支较强的地下党组织。其中，东四“玉清池”浴池党支部，至1946年初已发展党员30多人。
维护职工利益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地下党
浴池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与壮大是在维护浴池工人利益的斗争中不断实现的。
旧社会的浴池工人生活很苦，清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至深夜十一二点才能完工，整日疲惫不堪。住宿条件十分简陋，工人们集体住“下房”（仆佣住的偏房），四壁透风，拥挤不堪，冬天不生火，夏天像蒸笼，蚊子叮、臭虫咬、臭气熏，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睡不了一个安稳觉。伙食极差，顿顿啃窝窝头就咸菜，有的浴池连咸菜都不给，一天只让吃两顿饭。“清华池”浴池七八十名工人一天的菜金，还不到5斤玉米面的钱。恶劣的工作、生活条件给工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摧残，“宝泉堂”80多名工人中就有10多人吐过血。而一旦生病，老板还不给治病、不管饭、不发工钱。浴工们社会地位低下，一边伺候着那些军警特宪和地痞流氓，一边还经常遭受他们的欺侮打骂。
面对如此恶劣的工作、生活处境，广大浴池工人强烈而迫切地要求改变现状。地下党组织顺应工人们的诉求，决定筹组浴池业工会，大家团结起来跟资本家斗。考虑到成立行业工会需要国民党当局批准，地下党员出面组建工会很容易暴露，经上级研究，决定地下党员在幕后出谋划策，物色无党派色彩而又能够为我所影响掌控的工人出面申办。于是，“东升平”地下党组织推举修脚工李祥亭出任工会理事长，“浴德”浴池推出工人李春辉任工会理事，由他们出面申请报批。其他一些有地下党员的浴池，如珠市口的“清华池”、廊房头条的“清香园”、鲜鱼口的“兴华园”、五道庙的“忠福堂”纷纷响应，一致支持成立浴池工会。
1946年秋，经李祥亭、李春辉疏通关系，浴池工会获准成立。在地下党推动下，工会明确将不许无端解雇工人、解雇工人需经工会同意、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作为章程。
地下党领导工会把改善职工待遇作为首要斗争目标。按照当时浴池业的规矩，工人不拿工资，只由柜上管饭，收入全靠从顾客所给小费中“抽头”，而小费经过层层盘剥，到浴工手里的“抽头”极其微薄。具体而言，每天浴池卖的澡牌钱、搓澡钱、修脚钱、茶钱、洗衣钱全部由资本家拿走。工人每天交柜的“小费”，资本家还要拿走三成五，剩下的六成五按柜上全部人数分成份子，每份十厘。“这份子虽然是按人数分的，但拿钱的时候，并不是每人拿平均的一份。柜上的经理要拿二份五厘。有的浴池资本家家里的用人，如老妈子、当差的、拉车的，甚至资本家的孩子们也要从这些分子里拿钱。余下的，再由浴池掌柜的、管账的、工头、池头，按照不同的职位，拿不同的份数。所以，到了一般工人手里，拿的就不足一份，只能分几厘。例如：当年捏脚的工人每天常常只能分到4厘。”
1947年11月一天晚上，地下党领导“东升平”浴池工人关门罢工，资本家勾结警察局将50多名工人拘押审讯。浴池业党委副书记卢连贵领导工人针锋相对，坚决斗争。警察局长害怕自己辖区出事丢掉乌纱帽，不得不释放工人。在地下党领导下，杨森、卢文秀、张景云3名地下党员前往北平法院状告资本家并打赢了官司。法院判决工人胜诉，资本家须按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提成，不在柜上的人不得从小费中“抽头”。
跟资本家斗争胜利了，工人改善了待遇，地下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随之树立起来了。加上平时的宣传教育，工人们的觉悟得到很大提高，党员力量迅速壮大，浴池业很多地下党员都是这一时期发展入党的。北平地下党最主要的活动据点“东升平”浴池，其108名浴工中已有共产党员18人，建立起2个地下党支部。“宝泉堂”浴池支部有党员16名，“一品香”浴池支部有党员9名。其余那些没有成立支部的浴池，浴工管理岗位也都安插了党员。至平津战役前夕，北平浴池业地下党已有党员近70名，成为平委会系统地下党员力量较强的行业。
小小浴池，大有可为
看过法国电影《虎口脱险》的读者，一定记得乐团指挥冒险来到土耳其浴室，哼唱着《鸳鸯茶》，与“大胡子”英国飞行员接头的情景。相比之下，当年发生在北平浴池里的暗战，其精彩程度要远远超出电影编剧的想象力。
当时，北平地下党活动的主要据点是“东升平”浴池。“东升平”坐落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毗邻当时的八大胡同妓院区，又靠近早年的北平火车站，处于繁华闹市之中，是彼时北平运营最久、规模最大、条件最奢华的浴池。“东升平”是一幢三层楼房，其中第三层楼上设有“特等官堂”，即单间盆浴，设施、服务、价格均属北平之最。因此，出没“东升平”的常客，多是国民党当局的达官显贵、军中要员、警界高官、特务头子或是财主、资本家、富商等有权有势有钱的人物。他们经常在此消遣寻欢，有些人在此一混就是十天半月。
“特等官堂”的特殊状况，为利用这一场所开展秘密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有利的是，地下党支部书记王宗华被浴池老板委以调配工人的“重任”。“特等官堂”一共4名工人，王宗华安排了李福海、王吉昌、张振清3名秘密党员，剩下一名也是积极分子。遇到“特等官堂”工人因故缺勤或需要加派人手的时候，王宗华就设法安排一、二层的党员工人上来顶班。组织上赋予地下党员们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通过为那些特殊顾客服务获取情报，随时报告组织；二是为平委会领导在此接头提供掩护。赵凡后来回忆说：“我和苏一夫、领导浴池行业的万一等都常到‘东升平’接头。我们伪装成有钱的人来洗澡，利用这里特殊安全的地方研究工作、交流情况。‘特等官堂’都是单间，活动起来方便。我来这里一般都在4号或6号房间。”
凭借着周到服务和机智应对，“特等官堂”的地下党员们不仅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反而赢得了他们的完全信任。来此洗澡的军警特宪大多佩戴枪支，消遣时随身携带怕走火，存放某处又不放心，于是交给浴工代为保管。一个常来洗澡的警察头目把枪交给李福海保管说：“到了别处我不放心，在你们这儿安全，这枪交给你保存。”那时，国民党当局正在北平全城各处搜捕共产党员，而在“东升平”的“特等官堂”里，敌人却把枪交到共产党员手里保管。
浴工党员们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观察常来“东升平”的国民党当局那些特殊顾客的行为举止，了解他们在外面所犯下的罪恶。北平解放后，根据浴工地下党员提供的罪证线索，常到“特等官堂”的那些特殊顾客，差不多都被我公安机关逮捕法办。
王宗华、李福海、王汝贤后来回忆说，浴池工人们“担负了党交给的任务，侍候一些国民党特务、地痞、流氓洗澡，如同是在老虎嘴下做戏，随时有被咬被吞的可能。但是，这些机智的地下党员沉着应战。他们用殷勤周到的服务来掩护自己，使对方不怀疑，所以这里不曾发生过意外事故”。
浴池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一品香”浴池有个工头叫刘宗泽，平时对工人们很凶恶，他是涞水人，老家在解放区，却每每对涞水家乡来人严加盘问，口口声声说涞水来人都是“八路”。平委会了解到浴池地下党反映的情况后，决定教训教训这个反动工头。1946年春节，刘宗泽回涞水探亲，“一品香”地下党支部书记王汝贤紧随其后秘密回到涞水，协助解放区政府将刘宗泽逮捕，关押了6个月。刘宗泽被释放回到北平后，不敢再到“一品香”上班，转到另一家浴池当了工人，对于其在解放区被关押一事不敢透露丝毫。刘宗泽的遭遇，打击了资本家和反动工头们的嚣张气焰，为饱受欺凌的工人们长了威风。
在严峻的现实斗争面前，浴池工人出身的工会理事长李祥亭、理事李春辉禁不住国民党当局威逼拉拢，转而加入了特务外围组织，替敌人打探浴池地下党情况。北平解放前夕，地下党员李福海棉袄里夹藏一包传单进入浴池，李祥亭感觉可疑，从柜台一路跟到三楼，追问李福海带了什么东西。李福海说是为他家买的东西。李祥亭虽然起了疑心，但事后并没有做损害地下党的事情。李祥亭与“东升平”地下党支部书记王宗华是同乡，有一次他听说敌人要整王宗华，便悄悄向王宗华透露了消息。鉴于他的这些行为，组织上给他安排了工作，他一直干到退休。
与狼共舞，稍有不慎，就会置身于险境。1947年1月，领导东四“玉清池”浴池杨玉森地下支部的蒋兴华，与自己人说话时互称同志，被身边一个爱耍贫嘴的店主听到，该店主事后当众笑称他“老同志长，老同志短”。时隔不久，邻居一个侦缉队的狗腿子开始监视蒋兴华的行动，上级得悉后只得迅速将蒋兴华撤出了北平。1948年6月，平委会书记赵凡被捕，经地下党营救出狱，同年12月因叛徒出卖再度被捕，受尽酷刑折磨。所幸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赵凡于1949年1月22日获释出狱。
自1948年秋，浴池业各党支部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北平解放，地下党员们受命配合解放军行动，为大军引路，保护好重点单位。“东升平”“一品香”“清华池”“兴华园”“清香园”等浴池的地下党员们纷纷于晚上出动散发传单，宣传中共关于保护工商业、优待俘虏等政策。
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进入北平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当天，浴池业地下党组织以10位老工人（其中8名党员）的名义发出“为迎接解放筹组新工会告浴池业全体工友书”，号召工友们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2月3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3000名浴池工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以胜利者的高昂姿态，欢欣鼓舞地走上了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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