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缗，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的一项检举揭发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隐瞒财产、偷税漏税的群体和行为的。
这项政令如果光从表面上来看，怎么看都是正面积极、高大光辉的。毕竟隐瞒财产、偷税漏税的群体和行为是必须遭到社会和人民唾弃的。
但是呢，这些政令给西汉社会带来的真实效果是什么呢？是几乎全部的社会中产阶级集体破产，然后西汉的监狱人满为患，据载，进监狱成了当时社会中低层的日常。
为什么会这样呢？咱们还得从当时真实的社会背景说起。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是以农业立国的，一直有重农轻商的传统，把农看作是本业，把商看成是末业。到秦汉大一统的时代，其实这种观念依然没有扭转过来。
但是，在社会活动中，资源的流通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完全将其掐死是不合理的，也是行不通的。这就导致“重农抑商”的做法适得其反——越是限制民众经商，越是容易使得那些既有商人更容易获利。而商人的不劳而获则又反过来伤害那些辛勤耕作却生活艰难的农民情绪。踏踏实实干活的人过得不如投机倒把的人，社会怎么容易和谐？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另外，商人致富以后，便会变本加厉地利用资本优势去掠夺农民的财产和利益。比如农民的经济底子比较薄弱，容易破产，商人便会逼着他们廉价变卖家产、甚至人口。又比如他们会通过哄抬物价、囤积核心物资去压榨农民。
日久年深之下，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匀的情况日益恶化，大量底层农民流离失所甚至委身为奴。然后，社会价值观也开始混乱分叉，社会矛盾也日益恶化加剧。比如“鬻棺者欲民之病疾也，畜粟者欲岁之荒饥也。”
到了汉武帝时期，因为汉武帝的内心超乎寻常地火热，这位爷一生把大力出奇迹演绎到了极致。但各种高频率地放大招容易导致财政虚空，跟发育过猛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是一个道理。
缺钱怎么办？取之于民呗！可是怎么去民间取钱呢？专业的事还得专业的人来干，于是著名的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同志就站到了帝国前台了。
桑弘羊在帮汉武帝搞钱的过程中，把目标群体精准地锁定在了社会中产阶级身上。搞权贵的钱，风险太大；搞无产阶级的钱，收益太小。
元狩四年，汉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算缗令和告缗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汉代商人另立户口册，叫做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并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一百二十文（一说二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这叫做“算缗”。
二、除官吏、三老（乡官，掌教化）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戍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做“告缗”。
四、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奴婢，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这一套其实就是收取个人所得税或者财产税，并欢迎和鼓励互相检举揭发，检举揭发者有奖。
到此，相信大家依然看不出算缗令和告缗令有任何问题。但是，大家要知道有一个词叫“事与愿违”，有一句话叫“设想与落实是两回事”。
算缗令和告缗令一经颁布之后，首当其冲的社会中产阶级自然是强烈抵制了。《史记·平准书》说，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与政府相对抗。
但任何时代也永远不缺识时务的人，比如当时就有一个叫卜式的富豪积极配合了汉武帝的政策，主动给国家捐出了一半家产，把汉武帝感动得主动派人去问卜式要不要搞个官当当。但卜式却说自己就会放牧（养牛养羊），当官这事干不来，就不掺和了。汉武帝的人又问卜式有没有啥恩怨需要政府帮忙摆平，卜式也以自己是个友好善良的人，从不与人结怨而拒绝了。总而言之，卜式说自己捐款就是纯粹要报效国家，要为祖国消灭匈奴尽一份力。
但是这样的卜式却被时任丞相公孙弘认为是矫情，是在沽名钓誉。
后来，卜式又多次给汉武帝捐款，最后被汉武帝当成了商人标杆封侯，最后还位列三公——当上了御史大夫。
但像卜式这样深明大义的人毕竟是少数，你卜式愿意捐款是你卜式觉悟高，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想捂紧自己的钱袋子。至于你汉武帝各种宣传卜式也没用，咱不觉得自己会成为第二个卜式。所以，汉武帝征收财产税的效果并不明显。
《史记·平准书》说：“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
又到了你不体面我就帮你体面的画面了。汉武帝一看大家都不自觉，便在不久之后掀起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由杨可主持的告缗运动。
但是，告缗运动其实就是强硬对抗、武装镇压嘛，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愿意去落实这个的。比如时任右内史（治理京师的长官）的义纵就反其道而行之，借口告缗的人都是乱民而加以逮捕。义纵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他是京官，推行告缗运动对他来说，危险太大。天子脚下，有的是他得罪不起的人。当然，也有可能是他被商人收买了，但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要钱不要命不是他那个层次的人考虑不清的问题。
因为有义纵这样的人出面阻扰，所以告缗运动也根本推行不下去。气得汉武帝直接把卜式当成反面典型给杀了。
到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即桑弘羊以侍中出任大农丞的第二年，为了把告缗坚持下去，又重申了告缗令。
一方面由于告缗令已经推行多年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又加大了力度，告缗之风终于在大汉的每一个角落刮起来了。于是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了，没收了上亿的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更多，大县有几百顷，小县百余顷，不少中等以上的商贾因而倾家荡产。而政府的收入却大大增加了，国库也稍稍充实起来，皇家上林苑里充满了没收的财物，并专设水衡官来管理其事。
史书上把算缗令和告缗令定义为“西汉政府凭借政权的力量，把大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财物收归国有的抑商运动。是增加了国家收入，打击了奴隶制的残余，缓和了土地兼并，巩固经济基础的利国利民之举”。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咱们不妨来进行一下真实的、深度的逻辑推演。
算缗其实不就是咱们今天税收工作中的核定征收吗？搞过税收工作的人都知道，这项工作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什么？是“核定”两个字。核定低了，这是工作失职；核定高了，被核定的人会跟你急眼。
咱举个例子，比如老百姓有一块地，假设它的合理价值是五百万。但是这块地究竟值得多少钱呢？核算依据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说它值一百万，也可以说它值一千万？如果说它只值一百万，拥有者会乐意按比例纳税；但如果非要说它值一千万，拥有者必须要按一千万的税基来纳税，拥有者能接受吗？
西汉当时的税收制度非常不完善，再加上商业基础也不成熟，所以这种全面征收财产税的背后就是一幕幕惨无人道的人间悲剧。
你家里有一车粮食，理论上政府是可以想让你交多少税就能让你交多少税的。敢不服？咱们就可以让西汉公安来收拾你！
所以，咱们在看待一些问题的时候，要保持客观和理性，不要光看到表面。如果从前面介绍的表面情况来看，大家都觉得西汉的中产阶级都是一些暴力抗税的刁民，但实际上大家有没有想过西汉算缗过程中不公甚至刻意欺压的情况呢？比如有没有一些征收官员为了讨好上级、超额完成任务，甚至公报私仇，对一些商人、百姓进行极端压榨和报复的呢？
西汉算缗为什么一开始推行不下去？明面上是因为商人和百姓要捍卫自身财产，实际上何尝不是因为他们无法真正做到花钱消灾的缘故。
当然，这种激发社会矛盾还只是冰山一角。西汉算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是不是极端地放大了征收官员的权力？是不是不可避免地产生官商勾结的现象？是不是会衍生出诸多恶意报复的情况？是不是有很多走投无路的人会走向极端？是不是因为维稳、镇压要大规模扩编官员和武装编制？是不是急剧地增加了社会运行和管理成本……
想问你要多少你都得给，不给就抓，抓了就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样的逻辑大家熟悉吗？
也正是因为西汉算缗令背后各种黑坑的存在，商人和百姓才会选择冒着巨大风险去隐瞒财产、偷税漏税，进而逼出了更为恐怖的告缗令。
告缗令恐怖在什么地方呢？恐怖在它利用和鼓励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人性。
我本来是一个无产阶级，天生就对你们那些中产阶级不满。你们是奸商、是吸血鬼、是万恶的资本家，我们的一无所有就是你们的资本和资源垄断造成的……普通人其实在不如意的情况下，都会习惯性归因于别人，过错永远属于他人，这也是人性。
但是，正常情况下，我就算对你们这些资本家不满，也不能去当土匪和强盗把你们给抢了呀，既逃不过律法和道德的制约，也不一定干得过你们。
现在好了，国家出政策了，举报有奖！咱举报你们，既可以让自己情绪满足，还能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何乐而不为呢？这是名利双收呀！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当今举着打假的幌子牟利或者实施报复的人。
这个时候，有些朋友会说，如果那些中产阶级遵纪守法、老实纳税，自身过硬、屁股干净，不就什么事都没有吗？无产阶级举报有产阶级有什么问题呢？
遵纪守法、老实纳税的问题，咱们前面已经说了，那是个无底洞，不然也就不需要无产阶级来检举揭发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就没有多少有产阶级是自身过硬、屁股干净的。基本上可以说，按照名册挨个举报下去，不带会冤枉几个好人的。跟网上的段子一样，以反贪反腐的名义，把任何朝代的官员都抓进监狱，都不带会冤枉百分之十以上的人的。
所以，西汉的告缗运动其实就是一场摧毁社会中产阶级的阶级报复运动，全面开启了社会的互杀链条。一个无产阶级举报一个中产阶级，瞬间变成了一个有产阶级，然后又迅速地被另一个无产阶级举报……最后的结果就是无数的人进了监狱，他们的财产几乎全部地落入了官府口袋。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地方，最恐怖的地方就是背后的刻意报复、冤假错案——看你不爽、看重你家老婆……几乎任何理由都可以成为让你家破人亡的发起点，谁都别吹牛逼以为自己不会挨刀子，都给我颤颤兢兢地活着吧。
请不要怀疑，汉武帝时期，为了避税而不得不自杀的情况不在少数。比如三岁小孩便要开始纳“口赋（人头税）”，农民交不起，就只好将孩子杀死。
也请不要怀疑，汉武帝时期，监狱很忙，忙到修建监狱是一门热门工程项目。比如当时京城监狱里，犯人多达六七万，仅狱吏就增加了十万多人。全国的劳改犯更是数以百万计。
任何历史其实都是一部现代史。所以咱们接下来要说说告缗令的现实影像和危害。
先说第一个影像吧。现在是不是把女性权益捧得极高？是不是各种律法和舆论都在保护女性？这种举措是不是跟算缗令一样，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凡事过犹不及，是不是有很多女人因此肆无忌惮地利用了这一点？河北当初那个要不到满意彩礼，便在订婚后告男友强奸，大家还记得吗？层出不穷的女孩举报明星和官员，大家还有思考吗？屡见不鲜的网红之间互相举报，大家觉得意外吗？
再说第二个影像吧。现在网上是不是兴起了一股职业打假之风？打假是不是利国利民？打假是不是弘扬社会正气？可是，大家仔细去看看，专职打假的那些人真的给这个社会注入了正能量吗？其实大多数都是职业碰瓷！凡事都有两面性，其使真的按照那些一条又一条条例法规，不夸张地说，一条街的商家挨个举报过去，也不会冤枉几家。消防安全、卫生环境、环保设备、工商税务、质量价格……总有东西可以套住你的。打假，其实要看是为民还是为己。
还有，现在很多小孩都学会了这一招，跟父母闹矛盾动不动就拿“举报家长虐待儿童”来威胁父母，对老师有意见就会举报老师体罚学生……
这个时候，咱必须要停下来说一句，咱不是说举报就一定不合理，而是说举报的合理与否一定是要根据行为背后的动机来判断的。
总而言之，咱们在看待一些社会问题时，千万不能过于绝对化，要学会去兼顾利弊，保持理性。
当作恶的门槛极低、代价极小，而收益极高的时候，恶行和恶人便会层出不穷！
某国曾因毒蛇横行，政府便下令，抓毒蛇有奖，结果没过几年，毒蛇就被抓光了，然后那些抓蛇为生的人，便开始自导自演、自养自抓……
所以，真的需要大家慎重地去思考咱们的社会生态问题，尤其是当今的网络生态问题，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群魔乱舞的乱象？制度变形、偷换概念、监管不力的问题嘛！
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好的制度使坏人不敢作恶，制度的好坏并不是停留在它的表面解释。
告缗令其实就是一种拿捏人性的阳谋，威力堪比核武器，使用时如果没有把握好一个度，或者没有用对地方，一定是会给社会带来一次毁灭性的灾难的。
最后，可以告诉某个博士女网红，你知道为什么另外一个女网红会缠着你不放了吗？因为你选择的赛道就有问题，你所处的环境也有问题，然后你自己屁股也不干净，还先招惹人家在先，而当下的举报门槛也特别低、收益却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