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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易数读
在刘慈欣的笔下，一位乡村教师被赋予了拯救地球的英雄角色；然而，在现实世界里，这些默默奉献的乡村教育者却往往难以自救。
回望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教育曾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几乎每个村庄都拥有自己的小学，乡镇则纷纷兴办中学，为众多农村学子铺就了一条在家门口通往大学的“希望之路”。然而，这份辉煌并未持续太久，随着千禧年的钟声敲响，乡村教育的困境也悄然浮现。进入21世纪以来，每天都有大约43所村小黯然退场，这一数字令人痛心疾首。
在这冰冷的数据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紧锁的铁门、积满灰尘的课桌，以及那日渐稀疏的读书声。学生纷纷离开乡村，家长踏上进城务工的征途，而乡村教师也在无奈中流失四方。
面对这样的困境，有人选择了逃离，但也有人怀揣着对教育的满腔热忱，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大山深处。然而，当这些乡村教师真正踏入这片土地时，他们很快便意识到，除了自然的大山之外，还有更多更为艰巨、更为现实的挑战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01
乡村学校走向消亡
回溯至改革开放前的时代，肩负着扫除文盲的重任，数以百万计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乡村的每个角落生根发芽，它们成为了周边乡村孩子们窥探世界的窗口，引领他们望向更广阔的天地。
然而，这种快速而无序的发展也为乡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埋下了隐患。到了80年代后期，一系列不合格的学校被撤并，农村小学的数量因此大幅减少。
紧接着，随着200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出台，一场大规模的撤点并校行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这股浪潮下，农村中小学的数量在短时间内急剧下降。从2000年开始的十年间，几乎每小时都有四所乡村学校面临着消失的命运。
这种快速的裁撤步伐，直到2012年才得到了国务院的紧急制止，明确要求停止盲目的撤并行为。但遗憾的是，此时乡村中小学的总数已经锐减至2000年的三分之一左右，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反思。
即便如此， 乡村教育的衰落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到了2022年，乡村中小学的数量已锐减至8.42万所，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近40万所，其中农村小学消失的比例更是高达91.9%。
许多乡村学生正经历着学校突然消失的无奈，为了追寻更好的教育机会，他们不得不涌入城镇学校，坐在讲台旁的临时课桌，或是教室的过道中学习。
在过去的23年里，乡村中小学的在校生数量急剧减少了九千多万。根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20-2022》的数据，2020年国内义务教育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80.25%，这比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高出了16.36个百分点，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在城镇接受义务教育。
随着学校的裁撤和生源的减少，乡村教师也面临着不同的选择。一部分能力出众的教师被城镇学校挖走，而另一些人则选择通过考公务员、从商或外出打工等方式离开教育领域。
实际上，乡村教师的“退场”早在改革开放后就已悄然开始。从1978年到2000年，乡村中小学的专任教师数量减少了143.03万人，这一数据无疑揭示了乡村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
然而，在经历了大规模撤点并校的23年间，专任教师数量的减少却更为惊人，达到了322.56万，流失率高达59%，这一数字是之前减少人数的两倍之多。
为了应对这一严峻形势，国家启动了特岗计划，旨在招募高校毕业生前往中西部贫困县的农村学校任教。这一举措对于逐渐走向衰败的乡村教育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但仍旧显得杯水车薪。
根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20-2022》的数据显示，2020年乡村地区55岁以上的教师占比高达8.8%，这一比例比城区高出了5.5个百分点。而在那些尚未实施特岗计划的县份，老龄教师的占比更是惊人，达到了33.8%。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教师与其说是在教书育人，不如说是在勉强维持学校的运转，更像是在进行养老生活。
当骨干教师纷纷跳槽，青年教师选择转行后，那些通过特岗计划来到乡村的老师们也只是短暂地经过了这片大山，最终还是离开了这片沉疴痼疾缠身的乡村学校，留下了更多的无奈与遗憾。
02
乡村教师沦为“三无产品”
教师这一职业，以其自带的寒暑假和稳定的工作时间，成为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工作。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火爆程度，就如同一张“父母开心证”的必通关卡，无不透露出教师行业的热门与吸引力。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尽管乡村教师享有政策的扶持和编制的保障，却为何仍让不少人直呼“逃离”？
通过深入统计社交平台上的相关讨论，我们发现，乡村教师所面临的三大难题——工作压力巨大、环境条件恶劣以及薪资待遇偏低，正是将许多人推向离职边缘的主要原因。这些挑战如同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让许多有志于投身乡村教育的人才望而却步。
在乡村学校普遍面临教师短缺的背景下，教师们不得不承担起超乎寻常的工作负担。一项覆盖全国18个省35个县的调研揭示，乡村教师平均需负责2.08个班级的教学，更有接近45%的教师需同时教授三门或更多学科。除了繁重的授课任务，教师们还需在课后批改作业、备课，并应对接连不断的检查，以及参与扶贫、反诈骗、禁毒、消防等多项工作，真正的教学时间仅占其周工作时间20%，而周工作时间高达53.35小时。
当教师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宿舍，迎接他们的往往是更加艰苦的生活环境：简陋的家具、漏风的房门、不稳固的铁床、杂乱的办公桌，以及随处可见的蟑螂和老鼠。
地理位置偏远，加之薪资水平不尽人意，使得乡村教师的处境更加艰难。以广东省某市为例，仅有30.5%的教师能够获得足以抵消偏远地区影响的补助。特岗教师的境遇更为窘迫，尽管政策上承诺同工同酬，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河南省2019年的一项调查指出，48.8%的小学特岗教师薪资低于当地教师。
在物质待遇匮乏的同时，乡村教师还常常面临来自家长的不理解。在一些落后地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许多人并不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自然也就不高。
为了改善现状，提高薪资，乡村教师需要努力晋升更高的职称，但这条路相较于城镇教师而言，却更加崎岖难行。
尽管在连续工作10年的情况下，城镇与乡村教师在获得一级教师职称的机会上相差无几，但若将时间跨度延长至30年，城区教师获得一级职称的机会则比乡村教师高出13.7个百分点。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调研数据进一步揭示了乡村教师在职称晋升上的困境，乡村学校中，有16.5%的教师超过15年未能晋升职称，这一比例远高于城镇学校。
乡村教师们不仅承担着超负荷的教学任务，还面临着微薄的薪资待遇，以及晋升道路上的重重困难。有网友无奈地表示，自己从事农村教师工作近一年，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三无产品”——没钱、没闲、没地位。
03
进城实则是进入新的围城
教育的崇高理想在现实的重压下逐渐变得支离破碎，难以维系。
尽管大山隔绝了乡村教师与外界的便捷联系，却未能阻挡他们心中逃离的念头。一项针对云南省5342名乡村教师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教师离职意愿大多处于中等以上水平。
在面对离职的抉择时，49.4%的教师仍希望继续从事教育事业，而22%的教师则选择转行，放弃事业编制这一“铁饭碗”。值得注意的是，转行的人群中，超过一半的人将目光投向了公务员这一被视为“铁饭碗尽头”的职业。
特别是通过特岗计划进入乡村的青年教师，许多人将乡村教师视为就业压力下的临时避风港，一个镀金的跳板。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利用政策支持迅速离开，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对于那些希望在教育系统内调动的教师来说，37.8%的人表示，只要离家近，其他条件都可以不考虑。这反映了乡村教师在面对现实困境时，对于家庭和个人生活的无奈与妥协。
更为显著的是，超过55%的教师渴望调往城区或城郊的学校，而仅有2.6%的教师愿意调动到其他乡村学校。
离开乡村学校，乡村教师们面临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是向城市进发，二是返回家乡。这两条路都似乎预示着更加光明的未来。
就如同农民深知一亩三分地难以挖出金子，想要赚钱就必须进城一样，乡村教师们也明白，想要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向上走。然而，令人讽刺的是，当他们真正走进城市，却发现到手的工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
以小学阶段教师为例，尽管城镇教师的人均月实发工资在总体上低于乡村教师，但城区教师的月补贴却远远不及乡村教师的四分之一。这似乎验证了一个道理：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消费，额外的收入往往难以带回家乡。在城镇，地处繁华地段的优势取代了国家的补贴；而在乡村，额外的补助又常常被遥远的通勤费用所消耗。
然而，与城市教师相比，乡村教师对工资的满意度却相对较高。东北师范大学对1.4万名教师的调查显示，对薪酬不满意的城市中小学教师占比高达59%，比乡村教师高出10.4个百分点。
尽管工资有所减少，但城市教师却面临着更快的教学节奏和更高的教学要求。在“巨校大班”中，学生的成绩直接与教师的教学能力挂钩，这无疑增加了教师的压力。此外，他们还需要应对更为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有时甚至对领导和同事产生强烈的不满。
对于那些选择进城的乡村教师来说，他们还需要按照城市标准重新评定职称。原先在乡村获得的区级荣誉在城市中可能不再被认可，需要获得市级荣誉才能满足评定要求。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他们多年的付出有时似乎一下子归了零。
乡村教师的进城之路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但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渴望获得乡村教师的编制。在当前“无编为大”的背景下，乡村编制似乎比城区的代课工作更具吸引力。毕竟，先端上铁饭碗才是最重要的，至于碗里有没有饭，那就另当别论了。
来源：网易数读
编辑：林欣蓝
审核：夏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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