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问题和受降问题没有达成协议，是“双十协定”无法弥补的漏洞，蒋介石翻脸撕毁“协定”，订出所谓《剿匪手本》督励将士追剿共匪，共产党是否也已有盘算？是谁挑起内战，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双十协定”对解放区问题和受降问题未达成协议
解放区问题，我党说如不能解决就暂且维持现状，规定个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的恢复，留待政治协商会议上解决。国民党说政令急须统一，久拖不利，等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太迟了，作为一个专题继续商谈。
受降问题，我党要重划受降地区并参加受降工作。国民党说要参加受降工作必须以接受伪中央命令为前提，换言之，须先“统一军令”而后才能生活水平到参加受降。
两个问题，一个“统一政令”一个“统一军令”，说是继续商谈，实际是悬在那里了。毛主席回延安，周恩来留重庆，双方接触好几次，谁也不肯让半步。问题没有解决，倒成了各地冲突的引爆点和火药库。蒋介石军队一进解放区，我党就说违反“双十协定”，蓄意挑动内战。我军一收缴敌伪武装，国民党就斥之为违背政令军令，继续拥兵割据。
我党作为重磅炸弹抛出来的是《剿匪手册》：“何应钦身为陆军总司令受降总司令，于日寇投降之后不去向敌伪军缴械受降收复失地，而是迫不及待地发布密令印发《剿匪手册》，究竟要干什么，不是很清楚了吗？‘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十月十三日密令高树勋，遵煦中正所订《剿匪手册》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究竟是谁在破坏协定，是淮在挑动内战，不是很清楚了吗？
重磅炸弹确实很重，中宣部长吴国桢奉命辟谣，矢口否认重印《剿匪手册》一事，“蒋委员长亲手制订过《剿匪手册》，那是一九三二年江西作战的事了，现今哪里还有什么《剿匪手册》？中共有胆量拥兵割据何以没有胆量供认所为？各地确曾发它冲突，那完全是中共违背军令政令所致。在这些冲突中政府军总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全居守势。”吴国桢这个人缺乏时代观念，忘了现今已不是三十年代。我党已不是三十年代的中共，他们也拥有现代宣传工具，不任你信口雌黄了。
吴国祯拙劣的辩解为我党提供了扩大宣传的机会，立刻又捡出几发炮弹抛射出来：
——胜利后不久，中原“剿共”总指挥刘峙指挥第一第五第六战区共计二十多个师四面包围我豫鄂解放区部队，豫西、豫中、鄂南、鄂中、鄂东等地解放区被侵占，李先念、王树声等部无处存身不得不转向鄂豫交界以求生存，后被政府军穷追不舍。请问这是守势吗？
——从八月下旬以来，傅作义奉命攻我绥远、察哈尔、热河解放区，一度打到张家口附近。我解放区军民被迫而自卫，俘其大批官兵，这些人都可证明究竟是谁先打第一枪？
——九月，阎锡山奉命指挥十三个师攻入上党地区，全都溃败，被俘的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四十六师师长郭溶，四十九师师长张宏，六十六师师长李佩膺，六十八师师长郭天兴，三十七师师长杨文彩，炮兵司令胡三徐，一个一个都活着，他们可以作证，从何处来，所为何事？
——胡宗南乘上党会战之机，攻我邯郸解放区，第十一战区副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反对内战，为谋和平毅然率部起义，高树勋、马法五、鲁崇义将军所携何应钦密令、蒋委员长酉元勇电，胡宗南酉敬电以及各部遵命翻印的《剿匪手册》人赃俱在，身为中宣部长的吴国祯怎么不知呢？如果你手头真的无《剿匪手册》，需要多少，即刻奉送。
我党强烈要求：
一、已经进入华北、苏北、皖北、华中各解放区及其附近的进攻军队立即撤回原防，由解放区军队去接受敌人投降和驻防各城市与交通线，恢复被侵占的解放区。
二、各部伪军立即缴械遣散，在华北、苏北、皖北者，由解放区负责缴械遣散。
三、承认一切解放区的人民自治，中央政府不得委派官吏。实现上述三条才能制止内战，否则完全没有保障。
二、面对国民党的拙劣辩解，我党重磅炸弹只管一发接一发地打出去
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各部队接受所包围之敌伪军投降，乃一切战争之通例，尤为避免内战所必须，否则将引起不良后果。
既要第十八集团军服从军令又剥夺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当权利，这种自相矛盾的军令如何执行。朱德还向美英苏三国致《说帖》：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人民武装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投降。国民党及其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沦陷区抗日武装，因为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且更以九十四万军队包围和进攻解放区。并请美国立即停止对国民党之片面援助，不要帮助发动内战。
我党一边不失时机地发动政治攻势一边继续抓紧向东北调兵，调整部署。经过几个月的大打小打，我党的信心愈打愈强，北攻南守方针似乎也更有把握了。
蒋介石军队的战略态势已经铺开，占了重要城市要点，铁路交通干线，形成一种弃取予夺全在于我的局面。但是，与我军多次交手之后，蒋介石感到兵力不够分配，心有余而力不足。眼看苏军撤走的时间不远，却没有足够的兵力派到东北。
按照条约规定，苏军将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开始从东北撤军，这件事国内外极为关注。
熊式辉受命向苏方试探：“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政府一时腾不出手来接收东北，为确保东北目前良好秩序，希望贵国能够将撤出时间适当延长。”几天后苏方作出答复，延至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蒋介石把生米做成熟饭，才知会赫尔利。赫尔利十分恼火立刻要见蒋介石。王世杰说蒋主席奔走于徐州、郑州、济南、平津道上，亲自指挥向东北调兵，实在挤不出时间。
赫尔利奉召回国。杜鲁门要赫尔利做出合理解释。赫尔利此人头脑冷静，性情耿直，估计难讨公道，便不去就事论事，而是从问题的实质上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蒋介石正在一手拉两家，以便把我们拴得紧紧的，跟在他的战车后面没完没了地负责军火供应。
杜鲁门内心里同意赫尔利的分析。
苏军缓撤的消息传出，引起世人瞩目，美国舆论哗然，一面抨击苏联毁约欲霸中国东北，一面把矛头指向赫尔利，质问他出使中国为所何事，为什么容忍此等事件发生？既然我们不能帮助中国政府收复失地，那么派遣军队驻华有何意义？战后已经帮助中国重新装备七十多个师，连个东北都无力收复，是否还要无限度地装备下去？海军陆战队除了青岛塘沽以外，是否还准备在其他地方登陆？……
耐人寻味的是，对这种种责难，美国政府不出来答复更不出来澄清，好像对华的事是赫尔利应负完全责任。赫尔利不得不自己站出来声明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奉命行事，种种莫名其妙的罪名一古脑泼到本人身上是不公正的，这样的受气大使本人实在无法再干下去，另请高明吧！
政府接受赫尔利的辞呈。《纽约邮报》立刻表达了权威人士的声音：“赫尔利辞职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他的赴华使命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罪归赫尔利，舆论平息。杜鲁门总统着手研究对华政策。杜鲁门和他的智囊班子把战时以来政府要员和有影响人物所发表的言论见解加以分析，比如副总统华莱士，两任驻华大使詹森和高斯，财长摩根森，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魏德迈，罗斯福总统秘书韦尔斯，曾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著名专家拉铁摩尔等等。
这些人对蒋介石的评价很低，而且语言尖锐，“经济形势、军事形势急骤变化，给中国提供再多的援助也防止不了蒋政权的崩溃。中国官员们自己毫无信心，都来利用这个困难形势，从我们援助的大量的钱财中捞取好处。”“蒋介石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战后中国领导人将在演变中或者革命中涌现。”
史迪威说：“共产党不讨人喜欢，却真正地在抗击日军，认真地干事情，政府不吸取教训改变政策，迟早要失去中国。”国民党腐败到什么程度？“国民党每天发布的战报百分之九十是假的。”
拉铁摩尔说：“国民党每次声辩，共产党一定要把军队交给政府然后才能谈判，不然，便诉诸内战，共产党则说，如果把军队交出去，政府就会解散这支军队，我们就失去对等地位，什么也谈不成。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在他们区域内所得的势力并不是他们用军力压迫来的，而是人们拥护他们。共产党区域人民衣食状况比国民党区域好，征兵、捐税也较公平、合理。共产党政权机关也比国民党更近民主，行政委员会内共产党人员不超过三分之一，而在国民党区域则办不到。共区的成绩足够和国民党比较。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应该做一番认真思考的。”
三、很多人预言，一旦中国发生内战，不论在战时或在战后，国民党蒋介石未必能打赢共产党
贬斤蒋介石，批评对华政策的人不少，但是没有谁个拿出好办法，蒋介石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是却找不出第二个人取代。罗斯福生前曾仔细研究中国后，无可奈何地对他儿子说：“尽管蒋氏缺点很多，我们还得依靠他。”
杜鲁门未能超出他的前任，对蒋政权既没有信心却又不能不继续支持下去。鉴于目前中国态势，决定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到中国去和稀泥。
马歇尔对中国并不陌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为驻华武官，亲眼看到国共合作，北伐同师和国共分裂大打出手那惊心动魄的一幕。马歇尔曾对他的挚友当时美国驻一面津部队司令官史迪威说过：“蒋介石可以同任何党派帮派合作，唯独不能容纳共产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的克星。正因为如此，除了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杜鲁门同马歇尔订出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尽可能调停国共两党避免内战，期望国民党改革政治，革除利弊，实行多党联合政府，用政治手段与和平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
估计这一方案难以行得通，蒋介石曾说：“什么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就是推翻政府，什么党派协商会议，党派协商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坚持武力，说“这是千载难逢之良机，不可错过。”
第二方案是一面调停一面加紧备战，在调停过程中使国民党赢得时间，做好充分准备，时机成熟，武力解决。即便国民党不能武力灭共，也是两败俱伤，到那时或许会出现利于调停的机会。
马歇尔来华，蒋介石予以热列而盛大的欢迎，说：“以阁下的经验威望定能为我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历史性贡献。”但当马歇尔试图以第一方案贡献于蒋时，蒋说：“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要打内战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马歇尔只好致力于第二方案。
马歇尔说：“我认为‘双十协定’的全部意义，在于以统一军令政令约束共产党，停止冲突，南方共军撤出各解放区，撤到陇海路以北，在指定地区集结待编，国军于受降接收同时完成全面部署。遗憾的是，执行中操之过急，形成边打边部署。这样零打碎敲不策略，正中共军下怀。共军势弱，缺乏野战经验，最怕大规模大兵团作战。没有大规模大兵团作战，不能速战速决，很可能旷日持久，旷日持久意味着什么，这是很清楚的。”
事到如今，“双十协定”既然已经失去约束力，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方式。什么方式呢？“双十协定”不是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吗，就利用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先把各地冲突停下来，拿出新的约束办法。
周恩来就在重庆，由张群出面，很快就达成协议，订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既要政治协商，双方就不能再打了，必须停战。为了实现停战，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成立停战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国共双方各一人美方一人，即张群(不久改为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马歇尔为主席。
三人停战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北平，名称为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或军调处、执行部。调处执行部设三人小组主持日常工作，成员为罗伯逊(美驻华代办)、郑介民(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叶剑英(共军参谋长)。下设八个执行小组于济南、徐州、大同、张家口、赤峰、罗山、武汉、郑州。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同时向各自部队颁发停战令。
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于重庆政府大礼堂隆重开幕。蒋介石登上讲台，与会代表及全体在场人员全部起立鼓掌。
“我们要最忠实地执行总理制订的三民主义、建国纲领，建成世界上最讲民主的先进国家。”蒋介石致开幕词：“第一，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第二，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将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第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律实行自下而上的选举，第四，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外，分别予以释放。……”
我党代表周恩来，就和平统一、民主政治作了基调甚佳的发言。
代表们同时听到国共两党代表如此坦诚的发言，十分欣慰，掌声四起，庆幸和平建国有望。他们哪里知道背后另有文章。
国民党各路人马已经开始暗流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