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的困境引起美国焦虑。在华问题上面，美国一向有两派，一派主张大量援华，说蒋介石是亚洲反苏的主要力量。
如不援助，中国将被苏联控制，进而亚洲也要赤化，对美国构成极大威胁；院外援华集团、军界、参谋长联席会议为这派的代表。但白宫决策人杜鲁门略有保留，支持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来华的总统特使、三人调处小组长、现时的国务卿马歇尔，不主张大量援华。他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应重欧轻亚，美苏矛头焦点在欧洲。他们急于把欧洲伙伴扶持起来，以便与苏联及其东欧伙伴抗衡。“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便是集中体现。
杜鲁门完全同意马歇尔的论断。为缓和反对派的攻击，马歇尔想出一个法子，派陆军部作战计划署长、前中国战区参谋长、亲华将领魏德迈以总统特使身份率团到中国考察。评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心理状态，并提出建议。马歇尔以训令规定考察团任务仅限于评估和建议，无权许诺经援或军援，连暗示性的语言都不许有。
魏德迈考察了一个月，大为失望。军政要员们为了博取他的好感公然粉饰和欺瞒，不向他说真话。唯有在沈阳会见陈诚时，二人说得很投机，陈诚力主改革，简直是痛心疾首，并希望魏德迈能予蒋介石以影响。从沈阳回到南京，蒋介石又诚恳地一再请他“对国府上下所有弊端和盘托出，千万不要有所仅留，都是老朋友了，我们是闻过必改。”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和夫人在宫邸举行招待会，出席军政要员六十余人。蒋介石热诚要求魏德迈外长直言不讳。魏德迈觉得机会难得，当着这许多要员揭开症结。刺痛一下，促其改革，那么向白宫的建议便有分量了。
魏德迈一上来便绘声绘色地把军事形势说得一无是处，断言凭借这样的武装力量无法打败我党。魏德迈说，出路只有一条，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罢免无能、贪污腐化的官僚。现在不仅人民离心，国民党员也精神松懈，他们预感到要崩溃了，带头趁崩溃来临之前捞一把，尽其所能地搜刮掠夺。与此成为鲜明对照，中国共产党却在精神振奋，几乎达到狂热地步。如此种种，难道还不应猛醒吗？
的话越说越难听，要员们的睑色也就越来越难看，不过还都极力克制着、忍耐着，大家知道洋大人的脾性，既然说出这等难听的话，好处随后就会有的。然而此番与以经不同，魏德迈只管把难听的话泄出去，即始终不提美援二字。人们仍然抱着一线希望，今天不谈明天会谈的，离华之前总要谈的，然而终于没有，他们哪里晓得魏德迈头上有一道金箍。
魏德迈没有任何许诺，但是他给白宫的建议(考察报告)确实为继续援华讲出许多理。不过这份报告被马歇尔锁在柜子里不予讨论，单把报告中的一些贬损国民党的话透漏出来，关于大力援助乃必不可少的外部因素的论证，一点也没有透露。
魏德迈走了，现在轮到国民党要骂他了，把所能想到了赃话都喷吐出来气犹未消。
蒋介石对魏德迈的讲话也十分反感，九月九日在中执委会议上说“今后绝不再依靠美国的援助”，授意政府发言人公开声明，魏德迈考察团逼使中国政府不能不考虑投向美国还是投向苏联。这通声明反过来又激怒了洋大人。
不多久，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回国述职，在报刊上发表谈话：“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氏，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可目之以过去的人。”
一份惊人的绝密报告从大洋彼岸传来：美国人正在酝酿换马！而且有频繁活动。
司徒雷登的代理人傅泾波在南京找过程潜的代理人萧作霖，表示华盛顿对将失去信心，寄厚望于程氏。
傅泾波又约见李宗仁的代理人甘介侯，大谈蒋介石不再有号召力，中国需要新的领袖、新的力量，有了新的领袖、新的力量，美国极愿全力相助。
美国社论忽然对李宗仁发生兴趣，说李是有胆有识的军事家、政治家、专题介绍了台儿庄大战。抨击蒋介石把事做绝，有朝一日前方崩溃想坐下来谈判都难做对手了，无论战与和，李宗仁将军都是挽救危局的理想人物。
蒋介石虽很气恼，但并不在乎换马之说，中国的事情还得他说了算，美国人是做不了主的。他发狠说：“不要理他，中国自有中国的治国之道。”但身边的人忧心忡忡，同美国人斗气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委婉进言；“美国人的问话当然不要听，不过有些事情该做的还是要做。”什么事情呢？最大的也是最能体现改革决心的便是实行宪政，召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改组国民政府。
这件事早在一九四六年底“国民代表会议”上就决定了的，并发布将于一九四八年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革国家体制。到一九四七年底各方国大代表都选举出来了，因为军事进展不顺利，蒋介石又变了卦，说条件尚不具备，行宪的事以后再说。这不但引起美国人不快，也招致国内许多人不满。那些当选的国大代表们大都为竞选掏了腰包，军统少将沈醉那样有权势的人物回湖南家乡竞选尚且花费一百两黄金。这些人期待权力再分配，以便从中谋些好处，一说无限延期便都毛了，纷纷上书进言。各党派更是抓住题目大做反独裁文章。
蒋介石不着急，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组织部长陈立夫一帮要员却难以招架了，四面八方质问：“是国民代表会议的决定算数？还是一个人随便说句话算数？”弄得很被动。
现在，美国人一股劲地批评中国政府不肯改革，大家正好借机把行宪问题提出来。
吴铁城、陈立夫等一班要员进言老蒋不听，吴铁城便把戴传贤搬了出来。
戴传贤、字季陶、号天仇，现任考试院长，老同盟会员，留日本曾与蒋介石邻屋同住，蒋在上海落魄，多赖他与张静江(人杰)维持，著有《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因于蒋有恩，又是党国元老、重要谋士，他来了总得给个面子，话也容易听得进。
戴传贤摆出三条理由。他说：
一、美国人不糊涂，当今中国舍介公谁能取代，我看换马是假，借力施加点压力是真。中美敦睦事大，我们就实行个中国式的宪政又有何妨。
二、有利于团结各党派、各阶层，进一步孤立共产党，也有利于党内团结。有些军政官员不宜在一线，这也是一次重新安排的好机会。
三、经过选举，国内外明白非公莫属，各种非分之想也就自消自灭了。
戴传贤最后附加一句：“这件事已是骑虎难下，愿办也得办，不愿办也得办。”
蒋介石说：“那好吧，既然美国人那样子感兴趣，就找个美国喜欢的人去做总统好了，省得老让人家骂我独裁。”戴传贤以为蒋是在说气话，孰料在一次会议上蒋介石竟真的提出总统候选人的三个必备条件：①文人，不是军人。②学者，不是官吏。③名人，有国际声望。而且不一定是国民党员。
大家一听这不活脱脱的就是胡适吗？因为事先没有商量，蒋介石又说不出充分理由，大家都想不通，一口咬定蒋介石是中国唯一“伟大领袖”，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只有蒋公才最合适。
大树底下好乘凉，都怕选上别人，蒋介石拂袖而去，丢下大伙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