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大众是轻信和易受骗的，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让群体的愚昧性深入人心，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也让人们深信大众会盲从权威。可是果真如此吗？法国知名认知科学家雨果·梅西耶颠覆性地指出，人类从来都不好骗，他们看似的轻信、盲从甚至迷信，其实是经过理性思考之后做出的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本文摘录自《你当我好骗吗》
为什么虚假的传闻如此普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和利奥·波兹曼（Leo Postman）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谣言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Rumor）一书，自那以后，大多数关于谣言传播的理论都集中于分析相信和传播谣言之人的心理状态。
一篇评论写道：“个人焦虑、普遍不确定性、轻信和结果相关性涉入，谣言的形成和传播主要是这四者组合的产物。”按照奥尔波特和波兹曼的说法，诸如白宫迎来黑人总统、罢工事件走向的不确定性等变动性环境，都会引发人的焦虑，而焦虑会让人轻易地相信与焦虑事件有关的信息。谣言可以帮助人们合理化当前的处境，削弱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缓解自身的焦虑。除了焦虑使人轻信，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某些人天生就缺乏批判意识，无论谣言多么荒唐，这些人都会相信，并加以传播。
这些解释听起来似乎合理，但与本书提出的理论并不相符。不确定性应该让我们渴望确定性，焦虑应该让我们希望得到安慰，但前提是这种确定性和安慰有现实依据。陷入虚假的确定性或安全感可能会让我们感觉良好，但这是灾难的根源。开放式警觉机制应该拒绝那些我们没有足够理由接受的信息，无论它们让我们感觉如何。
“人们轻信谣言，是为了缓解焦虑。”这个观点的主要问题是，大多数谣言是助长而非消除焦虑，因此轻信谣言无法缓解焦虑。不妨想一想，相信本地零售店的店主绑架了年轻女孩，会让我们感到更安全吗？夸大灾难造成的损失，会减少我们的担忧吗？
不过，即便没有一个标准理论能解释谣言传播的全部模式，如此多荒诞的谣言满天飞，也仍然可能有力地挑战我的论点，即人们擅长评估沟通中的信息，并不轻信，也不易上当受骗。无论荒诞的谣言是否会使人们的焦虑得到缓解，许多人都选择了相信，而且常常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听上去，这显然是开放式警觉机制的失败，但是，要准确地衡量这种失败，弄明白原因，我们得探讨一下传播得更有效的谣言的案例。
《华尔街日报》有一个专栏叫作“街头见闻”（Heardon the Street）。多年来，这个专栏每天都会报道一些在金融界流传的八卦和传闻。经济学家约翰·庞德（John Pound）和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在分析这个专栏时，着重关注了关于企业并购的谣言。他们发现，将近一半的谣言都是真实准确的，因此这个专栏也成了宝贵的信息源，供市场适度参考。
心理学家尼古拉斯·迪丰佐（Nicholas DiFonzo）和普拉桑特·博迪亚（Prashant Bordia）对职场谣言做了一系列研究。他们收集了来自不同行业的近300条谣言，包括职场晋升、裁员、离职等。虽然不同的企业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来说，谣言的准确率非常高，一般都在80%以上，很多时候可达到100%。研究人员注意到，“在一家正在大规模裁员的大公司，在裁员一周前散布的关于裁员名单的谣言完全准确”。这个结果和之前关于职场小道消息的调查结果一致，即谣言的准确率在80%以上。
其中一项研究重点关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队。有别于奥尔波特和波兹曼研究的战争时期美国平民的谣言，心理学家西奥多·卡普洛（Theodore Caplow）重点研究了美国军队里的谣言，比如谁在何时何地将被部署、谁将被遣返回国等。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谣言完全无误，就像卡普洛所言，“针对每一次重大调动、驻地的改变和重要的行政变化，在它们被正式宣布之前，谣言都进行了准确的报道”。
上述准确的谣言可能会减少一些人的焦虑，比如有的员工明白自己要升职，有的士兵清楚自己要被遣返回国；但也可能会让另一些人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比如，有的员工明白自己会被裁掉、有的士兵知道自己要赴前线。所以说，焦虑的增减和谣言的准确性之间关系并不大。那么，持续产生准确谣言的环境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反射式观点与直觉式观点
当谣言的内容会对其传播对象产生重大影响时，谣言往往就是准确的。正如其他认知活动一样，开放式警觉机制代价巨大，我们只有在认为值得的时候，才会使用它。这意味着，在与自己有关的领域，我们会密切追踪谁说了什么，以及他们说的正确与否。反过来，这也让我们在传播谣言时变得小心谨慎，以免危及自己的声誉。当我们最终确定谣言是否属实时，追踪谁说了什么的能力能帮助我们建立具有可靠信息源的信息沟通网络。
这也是为什么卡普洛研究中的美国士兵能够如此有效地散布准确的谣言，他们也只能散布正确的谣言。因为无论谣言说是谁被调动，人们都会很快知道真假。重复的验证和反馈使士兵们知道，他们可以相信谁的哪类信息，以及哪些人应该被踢出信息沟通网络。
此外，对于和周围环境息息相关的问题，人们往往根据现有的知识或收集新的信息来验证谣言的真假。无论所处形势多么令人焦虑，人们都能把虚假的谣言扼杀在萌芽阶段。
1952年，宾夕法尼亚州东部暴发了狂犬病。心理学家詹姆斯·迪戈里（James Diggory）研究了疫情暴发的谣言，发现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的居民最焦虑，这些居民与偏远地区的居民相比，更不愿意相信夸大疫情风险的谣言。迫在眉睫的危险让他们更焦虑，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准确评估风险的有利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流传着一个极其恶毒的谣言：有日本血统的美国公民可能会叛国，尤其是在美国境内实施破坏活动，协助日本偷袭珍珠港。尽管这些谣言在美国本土疯传，但在被造谣对象居住的夏威夷州，根本无人相信，“因为民众可以亲眼看到，并与各个岛屿的保卫者交流”。
有时，新出现的问题与实际情况密切相关，但人们对这些问题了解不多，也没来得及与他人建立可靠的信息沟通网络。这就是密歇根大学罢工期间出现的情形。在突如其来的新情况下，很少有员工能掌握有关重要事项的可靠信息，比如课程是否会被取消，罢工者是否会受到处罚等。缺乏可靠的知识储备或信息沟通网络，恰好给谣言提供了温床。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对员工来说有实际的重要性，他们求助了研究人员创办的谣言危机中心。结果，“大多数荒唐的谣言在未大规模流传之前，就被辟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