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4日，在毛主席决定前往重庆参加谈判之后，26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与23日召开的政治会议，决定了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的主要事项。
在8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中，中共对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进行了分析，总体结论是：美苏不会直接军事介入中国国内的问题，但是在政治上美苏都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由于国民政府是当时认可的中国领导政府，苏联在直接介入时，会有些顾虑。
基于上述分析，毛主席决定去重庆谈判，表明中共对和平的态度，同时，此次政治局会议上，也增选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毛主席去重庆期间的工作，由刘少奇同志代理。
26日的政治局会议的议题则不同，这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已经决定到重庆参加谈判，所以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谈判的筹码和底线。
会议最终决定，在谈判过程中，让步分三步走：第一步，让出广东至河南一线的根据地；第二步，让出长江以南的根据地；第三步，让出长江以北的根据地。当时还做过最坏的打算，即上述三步退让，国民党如果还是要咄咄逼人，甚至做过放弃东北的打算（一开始没用抢占东北）。
中共做出这些让步，但是也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陇海铁路以北到外蒙古一线，这个区域的根据地一定要保留，且要占据优势。这一片区域的根据地包含：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陕甘宁、冀热辽、山东等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本身又是我军当时实力最强的几个根据地，而在这些地方，国民党军队则基本没有。
可以说，这次会议决定的底线和让步，一方面保证了我军的基本实力，一方面也给了国民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在谈判中做到了进可攻，退可守，是带着诚意来进行的谈判。
虽然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也不代表国民党就一定能同意，存在谈崩的可能，而对一旦谈崩了会出现的结果，毛主席也做了一定心理准备，他会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党历史上除了何鸣事件，还没有随便交枪的事。如果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可见毛主席对可能出现的意外还是有一定心理准备，同时他也告诉在场的人员，如果出现了紧急情况，共产党的军队不能投鼠忌器，要敢于斗争，不能缴枪顺从国民党的安排。
在全国的战略区中，毛主席感觉到了东北的不一样，由于当时我军对东北的情况知之甚少，所以对于东北的局势只能预测和估计，即使这样毛主席，依旧做出了“大有文章可做”的判断。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远见和眼光超群，东北的情况，的确与毛主席所言大有作为。
两次政治局会议，第一次确定了前往重庆的“洗脸行动”，第二次明确了我方谈判的筹码和让步的策略，为重庆谈判期间我方的谈判确定了方针。这两次政治局会议，对后来的时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我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制定奠定了基础。
政治局会议之后，毛主席为了保证全国解放运动的继续展开，对人事方面和军事方面又有哪些布置和安排，这个我们下期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