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并非张杨二位将军主动发起，实则孙夫人才是幕后主要推手

世人皆道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为劝谏蒋介石抗日而发动的兵谏，却不知事变背后另有玄机。1936年深秋，一封神秘信件从上海悄然启程，一位身着西装、手持＂西北经济特派员＂委任状的神秘人物穿越千里，抵达陕北瓦窑堡。此人究竟是谁？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密信？而这背后，又牵扯出怎样的历史真相？让我们回到1936年，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谜团。这个关键人物的身后，又站着一位更为重要的历史推手，她就是被誉为＂国母＂的宋庆龄。那么，宋庆龄究竟是如何在这场历史巨变中运筹帷幄的呢？

一、蒋介石的三重困境

1936年的深秋，蒋介石坐在南京官邸的书房里，桌上堆满了各地送来的军事电报。这些电报无一不在诉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日军的铁蹄正在华北大地上肆意践踏。

就在前一日，平津地区又传来噩耗。日军借口＂治安维持＂，强行在北平城内增派军队。而此时的华北，早已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中伤痕累累。日本人的野心，就像一只正在收紧的铁钳，将整个华北地区牢牢扼住。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却无暇顾及这些。因为在他的案头，还躺着另一份更为紧急的军事报告：红军主力已经突破他苦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正在向陕北方向挺进。这支令他头疼不已的队伍，不久前还在四川大巴山区与中央军周旋，如今却已经悄然改变了行军路线。

＂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像一记重锤，不断敲打着蒋介石的神经。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个口号就成了他施政的主要方针。可如今的形势，却让这个方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更让蒋介石感到棘手的是，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声浪也在不断高涨。就在上月的一次中常会上，冯玉祥公开提出质疑：＂日寇在华北如此嚣张，我们为何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剿共＇上？＂这样的言论，在国民党内部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不仅如此，1936年10月，广东的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发动了著名的两广事变，公开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虽然这次事变最终被平息，但国民党内部的裂痕却越发明显。

就连蒋介石最信任的东北军主力，如今也显露出了异样的态度。11月初，张学良在西安设宴，邀请了几位红军代表共进晚餐。这个消息传到南京后，让蒋介石坐立难安。

此时的蒋介石，就像是在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边要应对日益猖獗的日本侵略者，一边要镇压此起彼伏的国内反对力量，同时还要平衡党内不同派系的矛盾。这三重压力交织在一起，让他的处境愈发艰难。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宋子文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提议。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竟然建议与共产党展开谈判。这个提议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而这，又将把局势引向何方？

二、宋庆龄的秘密行动

1936年11月的一个深夜，上海法租界一座幽静的洋房内，灯火依然通明。宋庆龄正在和宋子文秘密会谈。这座位于静安寺路的房子，曾是孙中山先生生前常驻的地方，如今却成了这对兄妹密谋国事的场所。

＂二姐，老蒋让我来找你商量一件事。＂宋子文递过一封电报，＂他想通过你的关系，与陕北那边取得联系。＂

这封来自南京的电报，看似寻常，实则暗藏玄机。蒋介石此时向宋庆龄示好，绝非偶然。就在前一周，英国驻华大使卡德冈向南京政府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要求国民政府尽快调整对日政策。这让一向重视国际形象的蒋介石不得不另谋他策。

＂事关重大，须找一个可靠的人。＂宋庆龄说着，提起了一个名字——董健吾。

这个名字一出，宋子文立刻会意。董健吾是宋子文的同学，更是著名的＂红色牧师＂。这位表面上的基督教牧师，实则早已暗中为革命事业奔走多年。

很快，一份署名＂周继吾＂的＂西北经济特派员＂委任状被制作出来。这份由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签发的文件，将成为董健吾穿越封锁线的通行证。

临行前，宋庆龄还特意安排女儿董惠芳送来一个皮包。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里，藏着一封写给延安的密信。董惠芳虽年仅十六岁，却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地下交通员，曾多次在宋庆龄家和各个联络点之间传递信件。

1936年12月初，董健吾带着这封密信，踏上了前往陕北的火车。为了掩人耳目，他特意从上海绕道武汉，再转道西安。这条迂回的路线，成功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耳目。

抵达西安后，董健吾没有立即前往延安，而是先拜访了杨虎城将军。这位西北军的主帅，正为如何应对蒋介石的＂剿共＂命令而烦恼。当得知董健吾带来的密信时，杨虎城立即安排人护送他前往陕北。

就在董健吾离开西安的第二天，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杨虎城的官邸——张学良。这位东北军的少帅，刚从洛阳劝谏蒋介石失败归来。当他得知董健吾的使命后，立即决定派出自己的私人飞机护送。

12月中旬，董健吾终于抵达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收到宋庆龄的信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很快，一封回信经由同样的渠道，秘密送回上海。

这封往返于上海与延安之间的密信，成为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重要序曲。而宋庆龄的这次秘密行动，不仅打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络渠道，更为即将爆发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三、意外转机与新的契机

1936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张学良站在西安城楼上，望着远处的秦岭群山。就在前一天，他收到了一份来自东北的密报：苏联支持外蒙古独立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关外。这个消息对于这位失去故土的少帅来说，无异于一记当头棒喝。

＂如今的东北，已经快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了。＂张学良对身边的副官说道。此时的少帅，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小张司令＂了。多年的剿共战争，不仅消耗了东北军的实力，更让这支昔日的劲旅疲惫不堪。

就在同一时期，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红军主力已经完成了战略转移，成功抵达陕北。这支被称为＂西方之师＂的队伍，在长征途中不断改变行军路线，最终选择了陕北这片早已布满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地区作为根据地。

这个看似寻常的军事调动，却为各方势力带来了新的可能。红军的到来，不仅打破了西北地区原有的军事格局，更为当地反日力量的团结提供了契机。

当时的陕北，民众们早已对日军的暴行深恶痛绝。1935年，日军在华北地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大肆抓捕抗日分子。不少逃亡的爱国志士纷纷逃到陕西，带来了日军暴行的第一手消息。这些消息在当地传开后，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要打日本，先要团结！＂这样的标语，开始出现在西安城的街头巷尾。当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更是组织起游行队伍，高喊着抗日口号。这股抗日浪潮，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西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