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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访华。这名以犀利著称的女记者在采访邓小平时抛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你们以后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法拉奇敏锐观察到了北京各处悬挂毛主席像的情况有所减少，十分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邓小平立刻意识到问题中的陷阱，立刻斩钉截铁回答道：“永远会保留下去！”
随后，他又用这样的一句话评价了毛主席：“如果没有他，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这话乍一看，似乎夸大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但实际上，相信没有一个人会不认同这句话。
回顾毛主席革命的一生，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时刻他都站出来为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若没有毛主席的正确指引，中国人民的确还要在黑暗中挣扎许久。
秋收起义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
1924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随着国民党近乎丧心病狂地清洗和追杀，以及部分人的叛变，中国共产党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中国革命在此刻陷入了黑暗之中，除了最坚定的革命者外，许多人丧失了信心。即便是仍有信念的人此刻也是茫然的，不知该如何继续。
毛主席在这种时候站了出来，用实际行动为所有人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和方式。
八七会议上，毛主席成为最早提出放弃国民党旗帜，高举共产党工农革命军旗帜的人。
在湖南省委讨论秋收起义时，毛主席毫不客气地批判道：“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
根据毛主席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政权的思想，秋收起义一开始就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秉持着独立自主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毛主席在秋收起义后进行“三湾改编”，奠定了此后红军的基础。
11月初，经历过三湾改编的部队进驻井冈山，点燃了第一颗“星星之火”。
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了一年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由此形成许多对中国革命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这些经验与思想，在后续红军起义和解放战争中不断应用到全国，验证了其可行性和先进性。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中国革命的特殊战略路线：农村包围城市。此前苏联的成功经验是先下大城市，再深入农村。在中国共产党人效仿苏联经验失败后，毛主席及时探索出最适合中国革命的路线，最大程度避免了中国革命继续走冤枉路。
井冈山的探索中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对土地问题的探索，土地是农民最关注的问题，作为工农革命政权，自然要注重土地分配，切实解决农民需求。
从打土豪、分浮财，到分阶段、有试点的土地革命准备工作，毛主席深入实地了解到农民对土地的需求。
1928年10月，《井冈山土地法》在完善的准备工作后推出，将土地实打实地分到了农民手中。
农民是最踏实的一个群体。在确定了红军的奋斗是为农民谋土地这一点后，他们成为了红军的坚定支持者，从各方面为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贡献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遭受全面打击的情况下迅速振作人心，并为革命探索出正确的道路和方法，这是毛主席在黑暗中点亮了革命前进的道路。
遵义会议拨乱反正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陷入再一次危机之中。红军陷入被国民党重军包围的困境之中，眼看有全军覆灭的危机。
毛主席于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提出转移主力至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的战略方针，使红军获得了一丝喘息之机。
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又在1934年10月两次拒绝了毛主席提出的挽救危局方针，丧失了粉碎“围剿”的最后战机，将红军逼上了长征之路。
此时，包括被排挤在中央局之外的毛主席在内，许多党和红军高级干部，包括陈毅、项英等人在内对红军即将迁往何处都茫然不知。
一片迷茫中，博古等人又指挥主力队伍以“大搬家”的阵式撤退，多次陷入被动挨打境地中。离开中央苏区时的八万六千余名战士，在这一时期锐减到三万人。
彼时的毛主席身患重病，很多时候只能躺在担架上转移。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同中央局内的高级干部谈话，努力将自己的正确观点传递给王稼祥、张闻天等人。
在红军队伍行至遵义的途中，包括周总理、聂荣臻在内的许多高级干部都已经认识到了错误路线的危害，并进一步肯定必须要将解决领导问题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上。
如何解决领导问题？红军将领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选择：在向贵州进军途中，广大指战员便开始强烈要求恢复毛主席职务，要求毛主席重新指挥红军。
以王稼祥为代表的党中央高级干部更是提出，要及时召开会议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在红军抵达遵义之前，李德对红军长征作战的指挥权已经被排除。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突破重围来到了遵义。此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已成共识，但领导干部们的政治意见和路线并未形成共识。若要一一说服势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红军处于危局的情况下并非最佳选择。
毛主席选择了抓住核心问题：牵涉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
由于事关重大，即便时间紧迫，遵义会议还是召开了足足三个晚上。每一天晚上的会议都称得上火药味十足。
一开始，博古作了一个推卸责任的报告，他片面承认了自己的部分错误，但仍将失败的大部分原因归结于客观因素，如敌人的强大。这样的说法显然并不能服众，已经有一些高级干部脸上流露出不赞同神色。
反倒是周总理在作报告时承认了决策时的失误，还将“最高三人团”大部分的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主动承担了责任。
这还算是比较和平的报告，随后张闻天、王稼祥、毛主席等人的发言便相对尖锐了。张闻天直接表示：“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随后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失败的看法。
第一天的会议开到了晚上十二点多，毛主席还没能发言。因此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要求第一个发言。
毛主席一阵见血：博古的报告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在整个报告中，毛主席用事实指出了博古、李德在战略和实际指挥中的错误，赢得了在场大部分人的赞同。
唯有一个小插曲：支持博古、李德的何克全突然站起来说：“你的战术也不过是从《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中学的，未见得有多高明。”
毛主席当即反击：“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知我的战术是哪儿来的？”
聂荣臻随后站起来，接着毛主席的话批判李德只会“纸上谈兵”：“他对部队的军事哨该放在什么位置，迫击炮该放在什么位置，这种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情横加干涉，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李德和博古早已有坐立不安之势。博古一直在用手中的铅笔无意识地画圈，李德则一个劲地抽烟。
遵义会议旧址
即便是被毛主席尖锐批评的李德，事后也肯定毛主席所作的是“重要的报告”。陈云作出了更高的评价：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
周总理更是在会议上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对毛主席的支持：他请求撤换自己的职务，由毛主席来担任。
遵义会议结束时，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终于被确立，他的正确方针也得到了广泛认同。至此，红军长征终于有了正确的指导方向，此后的红军革命斗争也有了正确的引路明灯。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9年上半年，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三条基本外交方针。七十余年后，中国能够在各方面取得如今的成就，仍要感谢毛主席当年所确定的方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世纪中，旧中国这间“屋子”由丝绸、瓷器等装点的精美房间，沦为了一间“杂物间”。
支撑这间屋子的木质结构经历两千余年风雨已经开始腐朽，使得它摇摇欲坠；又有外敌趁着屋门摇摇欲坠，用炮火将其轰开，强行抢走了许多珍宝，又在屋中留下了许多不属于这里的“脏东西”。
辛亥革命曾经试图挽救这座将倾的房屋，却只起到了简单加固的作用。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国民党没有魄力将他们全都赶走，只能接受来自帝国主义的剥削和种种不平等。
在抗日战争期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形成了对美苏的依赖。作为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会公然表示：能买武器，为什么要自己造？
这句话表示如今世界上没有独立制造武器能力的国家，更会深刻体会到毛主席确定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的正确性。若形成对外国的依赖，只能“衬衫换飞机”，中国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自强。
打扫干净屋子，更是要将帝国主义残留势力从中国领土上全面扫除。清末和民国时期，列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划下了数个自治的租界。外国巡警在其内横行霸道，中国人反倒成了“二等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为剥削、为特权而存在的区域全部被取消，这是“打扫屋子”的重要一步。即便是与中国关系颇佳的苏联，在提出建立“联合舰队”设想时，也依然被毛主席坚定拒绝。
在驻华大使尤金承受毛主席雷霆之怒后，赫鲁晓夫秘密访华，试图亲自说服毛主席。在来华之前，赫鲁晓夫曾经责怪尤金，认为他在关键时刻无法完成任务。等来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毛主席对此事的态度有多坚决。
此次谈话并不顺利，赫鲁晓夫软硬兼施，无论是利诱还是威胁都丝毫没能动摇毛主席的坚定信念。毛主席的坚持，让新中国成功实现了从未被任何外国势力、以任何理由在国家领土上驻军。
这是毛主席“打扫屋子”的方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间“屋子”不仅被换了更加稳定的混凝土作支撑，更将百年来所有强行被塞进来的“脏东西”——不平等条约，外国人特权——全都清除了出去。
或许，依靠外国特别是美苏的帮助，中国可以走一条相对而言的“捷径”，从而迅速取得经济上的腾飞，甚至完成部分工业化——如日本、印度等国一般。
然而，日本迄今为止仍是仅享有“自卫权”，有美方驻军的存在，且“广场协议”后经济泡沫破碎，至今未能恢复元气；
印度则在最开始享受到了许多来自苏联的帮助，苏联解体后又迅速转向美国。然而至今享受到好处的也只有少数高种姓，帮助太多造成印度就连武器都是“万国造”牌。
因而，新中国的外交方针确定，是毛主席深谋远虑，为中国撕开黎明前黑幕的又一次关键行为。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引狼入室”，后续难免存在“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问题。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抉择上，毛主席为中国人民选择了一条真正的捷径。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6年行路长河，毛主席始终站在全局的角度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出思考，切实考虑如何结束中国人民的苦难。邓小平对他的评价，真是恰如其分。